拂逆短篇小说
⑴ 北宋政治家，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
包拯。
包拯简介：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汉族。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还，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裕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
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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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 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
官场生涯
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他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 确实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 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 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 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诈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 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
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 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
有关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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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短篇小说集。又称《龙图神断公案》，全名《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百家公案全传》。安遥时编，序"江左陶烺元乃斌父题于虎丘之悟石轩"。10卷。今通行本有繁简二种，繁本100则，简本62则、63则、66则不等，均有听五斋（或题李贽）点。记述宋代包拯审案断狱的故事。题材或来自民间传说，或采自史料，或转抄《海公案》，或取自时事近作。内容大都是包公明断谋财害命、仗势凌人以及奸盗诈骗等案，塑造了一个刚直正义的清官形象，同时夹杂了大量封建伦理道德说教和因果报应思想。故事情节较为生动曲折，但语言呆滞平庸。对后世公案小说有一定的影响。
《龙图公案》是明末产生的白话短篇公案小说集。书分十卷，包含一百个断案故事。不题撰人。
传说中的包公最辉煌的功绩是审出了发生在宫中的一件大案——狸猫换太子案，替仁宗皇帝找回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三侠五义》中用了好几个回目大肆渲染了这件事。
那是宋真宗第一个皇后死后的事情。当时，刘妃和李妃都怀了孕。很显然，谁生了儿子，谁就有可能立为正宫。刘妃久怀嫉妒之心，唯恐李妃生了儿子被立为皇后，于是与宫中总管都堂郭槐定计，在接生婆尤氏的配合下，趁李妃分娩时由于血晕而不省人事之机，将一狸猫剥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地换走了刚出世的太子。刘妃命宫女寇珠勒死太子，寇珠于心不忍，暗中将太子交付宦官陈林。陈林将太子装在提盒中送至南清宫抚养。再说真宗看到被剥了皮的狸猫，以为李妃产下了一个妖物，乃将其贬入冷宫。不久，刘妃临产，生了个儿子，被立为太子，刘妃也被册立为皇后。谁知六年后，刘后之子病夭。当刘后行知李妃生的儿子并未死时，乃将他收来抚养，并让他补了太子之缺。一日，太子在寒宫与生母李妃见了面，母子天性，两人都面带泪痕。刘后得知后，拷问寇珠，寇珠触阶而死。因此，刘后在真宗面前进谗言，真宗下旨将李妃赐死。小太监余忠情愿替李妃殉难，放出李妃。另一太监秦凤将李妃接出，送往陈州，秦凤也自焚而死。李妃在陈州无法生活，只落得住破窑、靠乞食为生。幸亏包拯在陈州放粮，得知真情，与李妃假认作母子，将李妃带回开封。此时，真宗早已死去，李妃的儿子已经做了皇帝，史称宋仁宗。包拯又趁进宫向仁宗狄皇后贺寿之机，将李妃带进宫中，李妃才得以与自己的亲生儿子仁宗见面，并道出了真相。
后来，包公又设计让陈林供出真相。已做了太后的刘氏知道阴谋败露，惊厥而死。
由于包拯在这一案中立了大功，被仁宗任为首相。
整个故事生动曲折，有头有尾，于是有人把它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
之所以出现狸猫换太子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历史上仁宗确有认母一事。
包拯仕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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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五年（1027年）：大理评事，知建昌县（不赴），监和州税（不赴）。
景佑四年（1037年）：大理寺丞，知天长县。
康定元年（1040年）：殿中丞，知端州。
庆历三年（1043年）：监察御史里行，勾当东排案司。
庆历四年（1044年）：监察御史，权度支判官，三司户部判官。
庆历六年（1046年）：京东转运使。
庆历七年（1047年）：直集贤院，工部员外郎，陕西转运使。
庆历八年（1048年）：刑部员外郎，河北转运使（未及上任），三司户部副使。
皇佑二年（1050年）：天章阁待制，兵部员外郎，知谏院。
皇佑四年（1052年）：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高阳关路都部署安抚使。
皇佑五年（1053年）：知扬州（后知庐州）。
至和二年（1055年）：兵部员外郎，知池州。
嘉佑元年（1056年）：刑部郎中，右司郎中，知江宁府（后权开封府）。
嘉佑三年（1058年）：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理检使，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
嘉佑四年（1059年）：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
嘉佑六年（1061年）：给事中，礼部郎中（后礼部侍郎），三司使，枢密副使。
嘉佑七年（1062年）：礼部尚书（五月卒赠）。
⑵ 神探狄仁杰中，真有狄仁杰这个历史人物吗
【狄仁杰简介】
狄仁杰，生于隋大业三年，即607年（一说生于唐贞观四年，即630年），卒于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年），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字怀英。武则天时期宰相，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
编辑本段【狄仁杰生平】
狄仁杰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任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任夔州长史。狄仁杰通过明经科考试及第，出任汴州判佐。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狄仁杰被吏诬告，阎立本受理讯问，他不仅弄清了事情的真相，而且发现狄仁杰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物，谓之“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推荐狄仁杰作了并州都督府法曹。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到1．7万人，无冤诉者，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大法官。为了维护封建法律制度，狄仁杰甚至敢于犯颜直谏。仪凤元年（676年），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昭陵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将其杀死。狄仁杰奏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狄仁杰神色不变，据法说理：“犯言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通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措其手足！”“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终于迫使唐高宗改变了主意，赦免了权善才的死罪。
任命
不久，狄仁杰被唐高宗任命为侍御史，负责审讯案件，纠劾百官。任职期间，狄仁杰恪守职责，对一些巧媚逢迎，恃宠怙权的权要进行了弹劾。调露元年（679年），司农卿韦弘机作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狄仁杰毫不留情的揭露其为非作歹的罪行，请求交付法司审理。唐高宗想宽容包庇王本立，狄仁杰以身护法：“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戒！”王本立最终被定罪，朝廷肃然。后来，狄仁杰官迁度支郎中，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以狄仁杰为知顿使，先行布置中途食宿之所。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征发数万人别开御道。狄仁杰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俱令作罢，免除了并州数万人的劳役。唐高宗闻之赞叹说“真大丈夫矣！”。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其时宁州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为他勒碑颂德。是年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宁州歌狄刺史者盈路，郭翰返朝后上表举荐，狄仁杰升为冬官（工部）侍郎，充江南巡抚使。狄仁杰针对当时吴、楚多淫词的弊俗，奏请焚毁祠庙1700余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减轻了江南人民的负担。垂拱四年（688年），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政，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响应，武则天平定了这次宗室叛乱后，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受越王株连的有六、七百人在监，籍没者多达5000人。狄仁杰深知大多数黎民百姓都是被迫在越王军中服役的狄仁杰，因此，上疏武则天说：“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杀为流，安抚了百姓，稳定了豫州的局势。其时，平定越王李贞的是宰相张光弼，将士恃功，大肆勒索。狄仁杰没有答应，反而怒斥张光弼杀戮降卒，以邀战功。他说：“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明公董戎三十万，平一乱臣，不戢兵锋，纵兵暴横，无罪之人，肝脑涂地。”“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如得上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狄仁杰义正辞严，张光弼无言可对，但怀恨在心，还朝后奏狄仁杰出言不逊。狄仁杰被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入为洛州司马。
狄仁杰的才干与名望，已经逐渐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和信任。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身居要职，狄仁杰谨慎自持，从严律己。一日，武则天对他说：“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乎？”狄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武则天对他坦荡豁达的胸怀深为叹服。
狄仁杰官居宰相，参与朝政之时，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之日。他认为狄仁杰将是他被立为皇嗣的障碍之一。长寿二年（693年）正月，武承嗣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出以非常之举，立刻服了罪：“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狄仁杰等收监，待日行刑，不复严备。狄仁杰拆被头帛书冤，置棉衣中，请狱吏转告家人去其棉。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得其冤状，持书上告。武则天召狄仁杰等“谋反”的大臣面询：“承反何也？”狄仁杰从容不迫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也。”又问：“何为做谢死表？”答曰：“臣无此表。”武则天令人拿出谢死表，才弄清楚是伪造的。于是下令释放此案7人，俱贬为地方官。狄仁杰被贬为彭泽令。如此，狄仁杰运用自己的才智机谋死里逃生。以后，武承嗣欲根除后患，多次奏请诛之，都被武则天拒绝。
在彭泽（今江西彭泽）令任内，狄仁杰勤政惠民。赴任当年，彭泽干旱无雨，营佃失时，百姓无粮可食，狄仁杰上奏疏要求朝廷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河北震动。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独孤思庄尽趋百姓人城，缮修守具的作法，让百姓返田耕作。契丹部闻之引众北归，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灾难。当地百姓歌颂之，相与立碑以记恩惠。不久，狄仁杰升任幽州都督。
狄仁杰的社会声望不断提高，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杰被武则天招回朝中，官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此时，狄仁杰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但他深感个人责任的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关心社会命运和国家前途，提出一些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建议或措施，在以后几年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数次使人游说太后，请立为太子。武则天犹豫不决。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当时，大臣李昭德等也曾劝武则天迎立李显，但没有为武则天接受。对武则天了解透彻、洞烛机微的狄仁杰从母子亲情的角度从容地劝说她：“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武则天说：“此朕家事，卿勿预知。”狄仁杰沉着而郑重地回答：“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知乎？”最终，武则天感悟，听从了狄仁杰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唐祚得以维系。狄仁杰因此被历代政治家、史学家称为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忠臣义士。
圣历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骚扰河北。武则天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突厥。时太子不行，武则天命狄仁杰知元帅事，亲自给狄仁杰送行。突厥默啜可汗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退还漠北，狄仁杰追之不及，武则天改任他为河北道安抚大使。面对战乱后的凋残景象，狄仁杰采取了四条措施：一、上疏请求赦免河北诸州，一无所问，使被突厥驱逼行役的无辜百姓乐于回乡生产。二、散粮运以赈贫乏。三、修驿路以济旋师。四、严禁部下侵扰百姓，犯者必斩。很快恢复了河北的安定。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升为内史（中书令）。这年夏天，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奉佛教为国教的武则天答应了。狄仁杰跪于马前拦奏道：“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橘，直欲邀致万乘所宜临也。”武则天遂中道而还。是年秋天，武则天欲造浮屠大像，预计费用多达数百万，宫不能足，于是诏令天下僧尼日施钱以助。狄仁杰上疏谏曰：“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在虚饰？”“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罢免了其役。
作为一名精忠谋国的宰相，狄仁杰很有知人之明，也常以举贤为意。一次，武则天让他举荐一名将相之才，狄仁杰向她推举了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又让狄仁杰举荐将相之才，狄仁杰曰：“前荐张柬之，尚未用也。”武则天答已经将他提升了。狄仁杰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由于狄仁杰的大力举荐，张柬之被武则天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个时期，升位宰相。后来，在狄仁杰死后的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趁武则天病重，拥戴唐中宗复位，为匡复唐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位忠贞廉洁、精明干练的官员，他们被武则天委以重任之后，政风为之一变，朝中出现了一种刚正之气。以后，他们都成为唐代中兴名臣。对于少数民族将领，狄仁杰也能举贤荐能。契丹猛将李楷固曾经屡次率兵打败武周军队，后兵败来降，有关部门主张处斩之。狄仁杰认为李楷固有骁将之才，若恕其死罪，必能感恩效节，于是奏请授其官爵，委以专征，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果然，李楷固等率军讨伐契丹余众，凯旋而归，武则天设宴庆功，举杯对狄仁杰说“公之功也”。由于狄仁杰有知人之明，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信重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名。狄仁杰喜欢面引廷争，武则天“每屈意从之”。狄仁杰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不许，入见，常阻止其拜。武则天曾告诫朝中官吏：“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赠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继位，追赠司空。唐睿宗又封之为梁国公。
编辑本段【墓和祠堂碑】
狄仁杰墓位于洛阳市东十二公里的白马寺附近。
现在狄仁杰祠堂碑位于河北大名县孔庄村北。
编辑本段【相关评价】
纵观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狄仁杰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编辑本段【狄仁杰的传说】
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如《狄公案》。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更是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开始接触中国通俗小说，偶获一本《狄公案》，被深深吸引，于是将其翻译为英文，于1949年在东京出版。高罗佩只翻译了这本书的前30回“三大奇案”即古本《狄公案》部分，后34回疑是另一作者参考《武则天外史》或《则天外史》在古本《狄公案》后续加的（未写一案，主要情节可谓“秽乱春宫”，格调低下，所以他没有翻译）。
译本出版后，许多读者要求高罗佩搜寻同类的中国小说翻译出版，高罗佩深感此举殊为不易，因为“要找到一本同时适合现代中国人和西方人口味的此类小说相当困难”（引自《大唐狄公案》作者自序），于是他着手重新创作狄仁杰断案的故事，共写了16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在西方风靡一时，不断再版。《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在上世纪8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由陈来元等人译为中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出版，2006年3月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再版时更名为《大唐狄公案》。
⑶ 问一个金庸小说碧血剑和倚天屠龙记的问题
碧血剑：
青青以为袁承志为了阿九而放下杀父之仇，伤心之下留书出走时---
袁承志望着字条呆呆的出了一会神，心中千头万绪，不知如何是好，自思：“我待她一片真心诚意，她总是小心眼儿，处处疑我。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但求心之所安。我们每日在刀山枪林中出死入生，又怎能顾得到种种嫌疑？青弟，青弟，你实在太不知我的心了。”想到这里，不禁一阵心酸。
青青中毒后袁承志柔声安慰，坚称矢志靡他，决不移爱旁人。
至于阿九，身份高贵，又美貌情深，承志会心动，却警惕自己不敢造次，情有独钟于青青，而阿九父丧国亡，又从何惕守口中得知了袁承志对青青的一片情意，心灰意懒，才会自行削发，出家为尼。
可见老袁到底是最爱青青。与电视剧或重修改的版本不一样。既是情有独钟，就算阿九不出家，到底也只能有愧情深，远走他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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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屠龙记
借无忌口中所言为答案：
赵敏笑道：“你舍得杀我么？那时你认定我是凶手，可是见到我时怎么又不杀？”
张无忌一呆，叹道：“敏妹，我对你实是情之所钟，不能自已。倘若我表妹真的是你所杀，我可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些日子来真相逐步大白，我虽为芷若惋惜，却也忍不住心下窃喜。”
当日张无忌与周芷若、赵敏、殷离、小昭四人同时乘船出海之时，确是不止一次想起：“这四位姑娘个个对我情深爱重，我如何自处才好？不论我和哪一个成亲，定会大伤其余三人之心。到底在我内心深处，我最爱的是哪一个呢？”他始终旁徨难决，便只得逃避。他觉得这个很好，那个也好，于是便不敢多想。他武功虽强，性格其实颇为优柔寡断，万事之来，往往顺其自然，当不得已处，雅不
愿拂逆旁人之意，宁可舍己从人。有时他内心深处，不免也想：“要是我能和这四位姑娘终身一起厮守，大家和和睦睦，岂不逍遥快乐？”张无忌生性谦和，深觉不论和哪一位姑娘匹配，在自己都是莫大的福泽，倘若再娶姬妾，未免太也对不起人，因此这样的念头在心中一闪即逝，从来不敢多想，偶尔念及，往往便即自责：“为人须当自足，我竟心存此念，那不是太过卑鄙可耻么？”
张无忌道：“芷若，这件事我在心中已想了很久。我似乎一直难决，但到今天，我才知道真正爱的是谁。”周芷若问道：“是谁？是……是赵姑娘么？”
张无忌道：“不错。我今日寻她不见，恨不得自己死了才好。要是从此不能见她，我性命也是活不久长。小昭离我而去，我自是十分伤心。我表妹逝世，我更是难过。你……你后来这样，我既痛心，又深感惋惜。然而，芷若，我不能瞒你，要是我这一生再不能见到赵姑娘，我是宁可死了的好。这样的心意，我以前对旁人从未有过。”
他初时对殷离、周芷若、小昭、赵敏四女似是不分轩轾，但今日赵敏这一走，他才突然发觉，原来赵敏在他心中所占位置，毕竟与其余三女不同。
张无忌歉然道：“芷若，我对你一向敬重，对殷家表妹心生感激，对小昭是意存怜惜，但对赵姑娘却是……却是铭心刻骨的相爱。”
------以上可知，无忌最爱赵敏，就算到了最后那一段结局，有二女同夫的嫌疑，然而，想想赵敏的性格，可以想像赵敏与人共侍一夫么？赵敏会与周芷若和好情深姐妹嫁一个男人并生子？无忌为难承诺，但赵敏又不是吃素的，二女斗智斗勇，无忌不能偏心，只要拖上五年十年，避而不见，芷若又能如何，霸王硬上弓么？无忌断然不可能没有取得赵敏的同意就另娶的，而赵敏会答应吗？绝不可能。
那还有什么疑问？顶多就是无忌苦恼多些日子，由赵敏出手，一个智谋不在芷若之下，一个武功远在芷若之上，二个会斗不过一个？就算情难自己，打不过还避不起么？等到小赵敏小无忌出生，天下之大，难道还会有万不得已娶妻的事？
⑷ 急求十个清末时期到民国时期文化名人 的事迹!最好具体一点!注意是文化名人!有教育意义的!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号豫才。浙江绍兴人。七岁开始读书，十二岁从寿镜吾老先生就读于三味书屋。十三岁那年家里发生一场很大的变故，经济状况渐入困顿，接着父亲一病不起，使他饱尝了冷眼和侮蔑的滋味，“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898年离开故乡考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1902年初毕业后被选派赴日留学，先是学医，后为改变国民精神，弃医从文。1909年8月回国。辛亥革命后应蔡元培之邀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供职，后又随部迁住到北平。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正式开始了辉煌的创作生涯，至1926年，又相继出版短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其思想产生了飞跃，由此进化论思想为主导，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思想为主导。1930年3月“左联”成立时，被推荐为常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将。后十年的杂文，更加深刻、犀利，有如匕首、投枪，充满了唯物辨证的精神。这些作品收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毛泽东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梁启超的后半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此议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庑奉祀蔡锷及护国战争死难烈士，前楹设图书馆。为此，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及《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号召社会各界关心该馆藏书建设及资金筹备，"庶仗群力，共襄阙成"。短短时间内，松坡图书馆已经办的颇有起色。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出席并在会上作《演说辞》，备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这是因为"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鹜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不如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设一个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四）、与私人藏书楼不同，这个图书馆"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在本次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选梁启超为董事长。
1925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址在方家胡同）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庆霄楼）馆长，至1927年6月卸任，秉馆长职一年有余。
从1925年起到1929年梁启超病逝前，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其中重点还在于"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两件事项上。1925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至副馆长李四光、图书部长袁同礼的信中说："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例如《史学杂志》、《史林》、《支那学》、《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学杂志》、《东洋学艺》、《外交时报》等。"1926年4月14日至张元济的信说："闻东方图书馆购取孟苹蒋氏密韵楼之藏，神往无已。……其中倘有副本，而可以见让者，愿为北京图书馆求分一脔，则南北学者，胥渥嘉惠，宁非盛事。"
在争取图书馆办公和购书经费方面，更让梁启超费尽精力。1926年7月5日，梁启超致信李四光、袁同礼："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眈眈于方家旧籍，吾馆似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在至任志清等人信中又云:"馆中国宝甚多，仆尸馆长之名，而未举其实，万一有疏虞，责将谁卸？半年以来为兹事寝不安席。"1926年10月15日又致张东荪信云："此馆诚为美庚款所办，但款极有限，开办费仅一百万元，建筑及购书在内（现所划建筑费仅六十万元，实不成门面，余三十五万供购书费），无法敷分配，每月经常费仅三千耳。"甚至在不得已之中，将自己十余年来在永年保险公司所买保险单向北京通易信托公司押款，用以支撑经费周转，半年之间，共垫出九千七百五十元。
1927年梁启超因身体状况，辞去馆长职务。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康有为(1858～1927)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初年从简凤仪受传统儒学。继从朱次琦学，朱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力除汉、宋门户之见,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始觉“日埋古纸堆中,汨其灵明,因弃之”,“静坐养心”。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旧学发生怀疑。1879年,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后游香港,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1882年,过上海,购读各种西书译本和报刊，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1885年，撰《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想往“平等公同”。1886年撰《教学通议》，主张“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尊周公、崇《周礼》，企图揉合古今中西之学，改良政治。1888年10月,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形势险恶,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指出日本“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返粤后，受今文经学家廖平启示，“明今学之正”。1890～1893年，在广州、桂林聚徒讲学,著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主张“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运用今文经学讲求变革，将《公羊传》的“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社会历史的演变程序，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1891年，刊印《新学伪经考》，谓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见经今古文学）。用以推翻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打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障碍准备理论条件。继又编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要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时，他正在北京应会试。听到与日本议和，割让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的消息，震惊愤慨，于5月2日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发动“公车上书”,极陈时局忧危,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纲领。会试榜发,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再次阐述变法的理由和步骤,提出富国、养民、养士、练兵的自强雪耻之策。接着，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8月17日,创《万国公报》,宣传“新法之益”。11月中旬（一说为八月），与帝党开明官僚文廷式、陈炽等创立强学会，改《万国公报》为《中外纪闻》。随后赴上海设强学会,创《强学报》,推动各地设立学会、报馆、鼓吹变法维新。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又赶赴北京，上书光绪帝，要求“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还向光绪帝提出不变法即将亡国的严重警告。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传康有为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话。康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经翁同□奏报推荐，康有为上书统筹全局,请誓群臣以定国是,设制度局以行新制。4月,于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根据翁同□、徐致靖、杨深秀等人建议,光绪帝于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康有为亦于6月16日被光绪帝召见，深得倚重。康又将所撰《俄大彼得变法考》、《日本变政考》等进呈。在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迭上奏折，起草诏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议，与谭嗣同等全力策划新政，期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挽救民族危亡（见戊戌变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支持下，联合一部分帝党官僚，虽然力排旧议，锐意维新，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极力反对，时时准备扑灭新政。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为名,将康通缉。康有为由北京逃沪转港,又离港赴日,旋抵加拿大，越大西洋赴英国，再返加拿大。1899年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成为保皇派首领。次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策动唐才常等人主持的自立军“勤王”,虽言定在海外筹办经费,却迟迟不寄。自立军因宗旨模糊,经费无着,旋即失败。康亦再无作为。1901～1903年间,他在印度撰《大同书》、《中庸注》、《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诸书，阐述“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改制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07年，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成功后，康仍以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鼓吹“虚君共和”。1913年返国，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发表反对共和、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1917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见张勋复辟）,迅告失败。晚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康生平著作甚丰,有人统计,达一百三十九种。台湾蒋贵麟辑成《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等。
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少从俞樾学经史，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和《经世报》编辑，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1898年避往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1899年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1902年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号召推翻满清政府。旋回国与蔡元培等共组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1903年在《苏报》上发表革命排满文章，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主编《民报》。后与陶成章等重组光复会，任会长。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回国，宣传“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宋教仁被刺后，参与反袁斗争。1917年7月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长。1922年在上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病逝于苏州。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家乡的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 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这一行为在当时称得上用心良苦，但也因其逆潮流而为多受世人的指责。
郑观应(1842.7.24—1922.5)，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父亲郑文瑞是一个无功名的读书人，在家乡设帐授徒，并督促郑观应习帖括之学。咸丰八年（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次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治七年（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十二年（1873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次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光绪六年（1880年），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光绪四年（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札委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八年（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收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九年（1883年）十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自荐并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郑观应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七条。旋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郑观应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现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经营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结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公司损失十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经过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感慨道：“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是，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这一思想早在《易言》中已经表露，在《盛世危言》中更是张大之。他认为“专制政体利于官，利于外人耳。利于官者，借压力以剥削百姓；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压迫百姓。”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针对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以及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后的成效，郑观应愤愤说“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噫！傎奕！”并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领”之权。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大小官员起舆论监督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主张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淘汰冗员和年老让贤。“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第二年李鸿章再度委任其为招商局帮办，整顿经营不景气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合同。并拟出《整顿招商局十条》，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十四条，内容涉及到开源节流及具体经营方略。十九年（1893年），郑观应微服寻视长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调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经营情况，后又巡视汕头、厦门、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战争前夕，郑观应上书清廷说日本人将偷袭清军，开战后，又多次上书提请防备日本奸细、采取不准日本人使用电报密码等措施，报告日军运送军械的情况，决定将招商局部分船只拨作军用以运送人员军械。日军攻占东北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轮船20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并上《条陈中日战事》，反对向日本乞和。战争结束后，郑观应将轮船全部收回，并坚决反对《马关条约》。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次年元月，兼任粤汉铁路总董。五月，由轮船招商局帮办改称为会同办理。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广招股份。李鸿章死后，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夺为己有。郑观应离开招商局，应广西巡抚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时兼办粤汉铁路工程局务并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旋因王之春被革职而去职赴粤，参与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活动。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广东商民推举为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主持募股集资工作，旋因“守制”去职。宣统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负责招商局商办去商部注册之事。次年，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全权委托郑观应整顿商办以后的轮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长江各口岸局务。武昌起义爆发后，郑观应自川回沪。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力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十年（1921年）四月，郑观应致书招商局董事会，请求辞职退休。一年后，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⑸ 顽强不屈的名人
凯勒好像注定要为人类创造奇迹，或者说，上帝让她来到人间，是向常人昭示着残疾人的尊严和伟大。她一岁半时突患急性脑充血病，连日的高烧使她昏迷不醒。当她苏醒过来，眼睛烧瞎了，耳朵烧聋了，那一张灵巧的小嘴也不会说话了。从此，她坠入了一个黑暗而沉寂的世界，陷进了痛苦的深渊。
1887年3月3日，对海伦来说这是个极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家里为她请来了一位教师——安妮·莎莉文小姐。安妮教会她写字、手语。当波金斯盲人学校的亚纳格诺先生以惊讶的神情读到一封海伦完整地道的法文信后，这样写道：“谁也难以想像我是多么地惊奇和喜悦。对于她的能力我素来深信不疑，可也难以相信，她3个月的学习就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在美国，别的人要达到这程度，就得花一年工夫。”这时，海伦才9岁。
然而，一个人在无声、无光的世界里，要想与他人进行有声语言的交流几乎不可能，因为每一条出口都已向他紧紧关闭。但是，海伦是个奇迹。她竟然一步步从地狱走上天堂，不过，这段历程的艰难程度超出任何人的想像。她学发声，要用触觉来领会发音时喉咙的颤动和嘴的运动，而这往往是不准确的。为此，海伦不得不反复练习发音，有时为发一个音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失败和疲劳使她心力憔悴，一个坚强的人竟为此流下过绝望的泪水。可是她始终没有退缩，夜以继日地刻苦努力，终于可以流利地说出“爸爸”“妈妈”“妹妹”了，全家人惊喜地拥抱了她，连她喜爱的那只小狗也似乎听懂了她的呼唤，跑到跟前直舔她的手。
1894年夏天，海伦出席了美国聋人语言教学促进会，并被安排到纽约赫马森聋人学校上学，学习数学、自然、法语、德语。没过几个月，她便可以自如地用德语交谈；不到一年，她便读完了德文作品《威廉·泰尔》。教法语的教师不懂手语字母，不得不进行口授；尽管这样，海伦还是很快掌握了法语，并把小说《被强迫的医生》读了两遍。在纽约期间，海伦结识了文学界的许多朋友。马克·吐温为她朗读自己的精彩短篇小说，他们建立了真挚友谊。霍姆斯博士在梅里迈克河边幽静的家里为她读《劳斯·豆》诗集，当读到最后两页时，霍姆斯把一个奴隶塑像放在她手中。这个蹲着的奴隶身上的锁链正好掉落下来，霍姆斯对海伦说：“她是你思想的解放者。”博士指的是安妮小姐。海伦的心中一阵激动，人世间美好的思想情操，隽永深沉的爱心，以及踏踏实实的追求，都像春天的种子深深植入心田。海伦从小便自信地说：“有朝一日，我要上大学读书!我要去哈佛大学!”这一天终于来了。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以特殊方式安排她入学考试。只见她用手在凸起的盲文上熟练地摸来摸去，然后用打字机回答问题。前后9个小时，各科全部通过，英文和德文还得了优等成绩，海伦怀着热切的心情开始了大学生活。
1904年6月，海伦以优异的成绩从拉德克里夫学院毕业。两年后，她被任命为麻萨诸塞州盲人委员会主席，开始了为盲人服务的社会工作。她每天都接待来访的盲人，还要回复雪片一样飞来的信件。后来，她又在全美巡回演讲，为促进实施聋盲人教育计划和治疗计划而奔波。到了1921年，终于成立了美国盲人基金会民间组织。海伦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她一直为加强基金会的工作而努力。在繁忙的工作中，她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先后完成了14部著作。《我生活的故事》《石墙之歌》《走出黑暗》《乐观》等，都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海伦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老师》，她曾为这本书搜集了20年的笔记和信件，而这一切和四分之三的文稿却都在一场火灾中烧毁，连同它们一起烧掉的还有布莱叶文图书室、各国赠送的精巧工艺礼品。如果换一个人也许心灰意冷，可海伦痛定思痛，更加坚定了完成它的决心，她不声不响地坐到了打字机前，开始了又一次艰难的跋涉。10年之后，海伦完成了书稿。她很欣慰，这本书是献给安妮老师的一份厚礼，老师安妮也为此而感到无比骄傲。
1956年11月15日，竖立在美国波金斯盲童学校入口处的一块匾额上的幕布，由海伦用颤抖的手揭开了，上面写着：纪念海伦·凯勒和安妮·莎莉文·麦西。这不是一块普通的匾额，而是为那些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突出篇章的人们所设立的。的确，海伦把一生献给了盲人福利和教育事业，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联合国还曾发起“海伦·凯勒”世界运动。1968年6月1日，海伦·凯勒——这位谱写出人类文明史上辉煌生命赞歌的聋哑盲学者、作家、教育家，在鲜花包围中告别了人世。然而，她那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她那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却永远载入了史册，正如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所言：19世纪出现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是拿破仑，一个就是海伦·凯勒。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美国盲聋女作家、教育家。
幼时患病，两耳失聪，双目失明。七岁时，安妮·沙利文担任她的家庭教师，从此成了她的良师益友，相处达50年。在沙利文帮助之下，进入大学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大学期间，写了《我生命的故事》，讲述她如何战胜病残，给成千上万的残疾人和正常人带来鼓舞。这本书被译成50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以后又写了许多文字和几部自传性小说，表明黑暗与寂静并不存在。后来凯勒成了卓越的社会改革家，到美国各地，到欧洲、亚洲发表演说，为盲人、聋哑人筹集资金。二战期间，又访问多所医院，慰问失明士兵，她的精神受人们崇敬。1964年被授予美国公民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次年又被推选为世界十名杰出妇女之一。
海伦、凯勒生平：
1880年6月27出生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塔斯喀姆比亚。
1882年1月因患猩红热致盲致聋。
1887年3月安妮·沙利文成为凯勒的老师。
1899年6月考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
1902–1903撰写出版《我的一生》（有的译作《我生活的故事》）。
1904年6月以优等成绩大学毕业。
1908–1913 著《我的天地》（又译作《我生活中的世界》）、《石墙之歌》、《冲出黑暗》。
1916年遭受婚姻不幸。
1919年应邀去好莱坞主演电影。
1924年成为美国盲人基金会的主要领导人。
1929年著《我的后半生》（也译作《中流––––我以后的生活》）。
1930年旅游英国。
1931–1933年荣获坦普尔大学荣誉学位。访问法国、南斯拉夫、英国。
1936年10月20日老师安妮·沙利文去世。
1942–1952年出访欧、亚、非、澳各大洲十三国。
1953年美国上映凯勒生活和工作的记录片《不可征服的人》。
1955年著《老师：安妮·沙利文·梅西》 荣获哈佛大学荣誉学位
1959年联合国发起“海伦·凯勒”世界运动。
1960年美国海外盲人基金会颁布“海伦·凯勒”奖金。
1964年荣获总统自由勋章。
1968年6月1日与世长辞。
苦难是人生的老师，通过苦难，走向欢乐。——贝多芬
一个人总是有些拂逆的遭遇才好，不然是会不知不觉地消沉下去的，人只怕自己倒，别人骂不倒。——郭沫若
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流，不遇着岛屿、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
——奥斯特洛夫斯基
种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炼。——夏衍
即使跌倒一百次，也要一百零一次地站起来。——张海迪
困难与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锤，打掉的应是脆弱的铁屑，锻成的将是锋利的钢刀。——契诃夫
开发人类智力的矿藏是少不了需要由患难来促成的。要使火药发火就需要压力。
——大仲马
我们若已接受最坏的，就再没有什么损失。——卡耐基
通向人类真正伟大境界的道路只有一条——苦难的道路。——爱因斯坦
上天完全是为了坚强我们的意志，才在我们的道路上设下重重的障碍。——泰戈尔
不因幸运而故步自封，不因厄运而一蹶不振。真正的强者，善于从顺境中找到阴影，从逆境中找到光亮，时时校准自己前进的目标。——易卜生
被克服的困难就是胜利的契机。——丘吉尔
人生布满了荆棘，我们想的惟一办法是从那些荆棘上迅速跨过。——伏尔泰
希望是厄运的忠实的姐妹。 —— 普希金
我以为挫折、磨难是锻炼意志、增强能力的好机会。——邹韬奋
斗争是掌握本领的学校，挫折是通向真理的桥梁。——歌德
以勇敢的胸膛面对逆境。——贺拉斯
一切幸福都并非没有烦恼，而一切逆境也绝非没有希望。——培根
困难是欺软怕硬的。你越畏惧它，它愈威吓你。你愈不将它放在眼里，它愈对你表示恭顺。——宣永光
⑹ 古代清官的故事 短些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在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⑺ 张爱玲的主要作品有哪些
张爱玲的主要作品有：《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红楼梦魇》、《不幸的她》等等。列举五个如下：
1、《沉香屑·第一炉香》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中华民国时期女作家张爱玲早期的小说作品，于1943年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后被收录于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中。
小说讲述叙述的是上海的女中学生葛薇龙“八一三事变”后随家人一起到香港避难，后因物价飞涨，家人离港返沪，葛薇龙为了继续求学投靠了一个断绝亲戚关系多年的、拥有巨额财产寡居的亲姑母。
在姑母那豪华、精巧的豪宅里，葛薇龙开始为姑母的物质款待所俘虏，在“假做真来假亦真，真作假时真亦假”的游戏氛围中，成为姑母勾住那些对她不再感兴趣的男人的色饵。
在姑母指导下，葛薇龙最终和华侨花花公子乔琪结了婚。她整天不是替乔琪弄钱，就是为姑母弄人，变成了家庭里的高级交际花，甚至自嘲为娼妓。
2、《茉莉香片》
《茉莉香片》是张爱玲的一篇中篇小说。它主要描述了从小都没有得到父爱的聂传庆，在碰到本能成为他父亲的言子夜的女儿言丹朱，聂传庆从小是个怯懦，变态的男孩，有三分像女孩子。言丹朱想帮助聂传庆。聂传庆是个仇恨的人，待一切都是悲观的角色。
3、《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之一。是一篇探讨爱情、婚姻和人性在战乱及其前后，怎样生存和挣扎的作品。
故事发生在香港，上海来的白家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身无分文，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凉。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便拿自己当做赌注，远赴香港，博取范柳原的爱情，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
两个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浅水湾饭店，原本白流苏似是服输了，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日军开始轰炸浅水湾，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狂轰滥炸，生死交关，牵绊了范柳原，流苏欣喜中不无悲哀，够了，如此患难，足以做十年夫妻。
4、《红玫瑰与白玫瑰》
《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诸多作品中一部广为流传的中篇小说。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普通人隐秘的心理与情结， 展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中西方文化交汇时人们的情感、婚姻生活， 揭示了传统与现代融合下男权社会中女性难以摆脱的悲剧人生。
该书收录张爱玲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七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包括《年轻的时候》《花凋》等十余部作品。
5、《红楼梦魇》
《红楼梦魇》是张爱玲的一部重要作品。 1966年张爱玲定居美国，至1995年离世，期间以十年时间研究《红楼梦》，此书正是其晚年多年研究的结晶。
书中共收入其七篇研究文章，包括《〈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之一》，《初详〈红楼梦〉》，《二详〈红楼梦〉》，《三详〈红楼梦〉》，《四详〈红楼梦〉》，《五详〈红楼梦〉》。
《红楼梦魇》像迷宫，像拼图游戏，又像推理侦探小说。早本各各不同的结局又有《罗生门》的情趣。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
收在这集子里的，除了《三详》通篇改写过，此外一路写下去，有些今是昨非的地方也没去改正前文，因为视作长途探险，读者有兴致的话可以从头起同走一遭。
作者不过是用最基本的逻辑，但是一层套一层，有时候也会把人绕糊涂了。作者自己是头昏为度，可以一搁一两年之久。
⑻ 结合课本说说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原因和意义
伤逝》是一篇具有非凡思想深度的爱情小说。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的形象。
涓生和子君都是年代初期具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思想的知识青年。他们互相认识后，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大胆地追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并且不顾强大的封建势力和世俗偏见，勇敢地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篱，走到了一起。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没有多久，彼此间的冷漠就代替了热恋。
女主人公子君原本是一个为了争取婚姻自主而蔑视一切世俗观念的人，但与涓生同居后，她不再读书，不再思索，整日不是沉浸在对两人过去相恋情景的回忆之中，就是忙于操持家务，或者为小油鸡而“和小官太太暗斗”。生活使她变得日渐空虚、庸俗。
男主人公涓生原本不仅是一个能够追求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且还是新思想的传播者，他曾以自己的觉醒唤起了子君的觉醒，并且把纯真热烈的爱情奉献给了子君。但是，在与子君度过了最初的一段“安宁和幸福”的生活后，他不再满足现有的爱情生活。他意识到，他与子君的爱情应“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否则，“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但是，他们的爱情怎样才能更新、生长、创造?他们新的生活道路到底在哪里?这一切，他自己也并不很清楚。当局长一纸公文断绝了他的生计后，他最初还是做了多种努力，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处境。当这一切努力失败后，他竟错误地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子君，认为：“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了她”，最后终于提出了和子君分手。涓生本以为和子君分手后，他自己可以自由奋飞，子君也可以获得解脱。然而，他没有想到，离开子君后他依然是求告无门，走投无路，处于绝境，只有一个人在会馆“寂静和空虚”的破屋中，带着“悔恨和悲哀”回首往事。
而子君呢?涓生与子君分手，实际上是将她重新推回到了她曾经挣脱出的有着“严威”和“冷眼”的封建家庭。于是不久，她便“在严威和冷眼中”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就这样，涓生和子君这对曾经热恋、相爱，并大胆地走到一起的青年男女，最后以悲剧结束了他们的爱情生活。
《伤逝》是鲁迅写的惟一一篇有关爱情题材的小说。以爱情为题材来表现反封建的主题，这样的作品在鲁迅创作《伤逝》的那个时期是相当多的。但是，《伤逝》与同时代同类题材的小说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作品不是将表现的重心放在诉说封建社会制度下男女相恋没有自由的痛苦，或是放在表现笔下人物为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如何去同严酷的封建势力做斗争等，而是放在了写涓生与子君结合以后的遭际以及他们的悲剧结局上，这就使读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造成涓生与子君悲剧的原因上。应该说，这也正是作者创作这篇作品的重要意图。
那么，造成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总体上说，其原因是复杂的，非单一的，主要包括下面几方面：
首先，他们的爱情缺乏深厚的基础和更高的目标。由于两位主人公的奋斗目标仅仅是“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因此，他们一旦走到了一起，也就失去了奋斗的目标。“个性解放”、“爱情至上”、“恋爱自由”等思想，年代前后曾经召唤过许多青年冲破封建罗网，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因此，那时有不少作家也把讴歌男女青年勇敢反封建、争取自由恋爱作为爱情小说的主要表现内容。但是，鲁迅与同时代作家的不同在于：他没有一味地盲目讴歌当时盛行的这些观点，而是让人们从涓生与子君这对恋人的悲剧故事中，去思索当时这些流行的思想的局限性。子君与涓生靠着这些思想的鼓舞，勇敢地抗争封建势力的重压，特别是子君，当她勇于追求自由恋爱时，曾发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宣言，表达了她为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人格独立而无所畏惧的精神。然而，正是由于子君把获得爱情、婚姻自主，当作了自己奋斗的终极目标，把与涓生的爱和小家庭的生活，当作了新生活的全部内容，因此，当她婚后实现了这些目标时，她也就无所追求了，人变得空虚、停滞，情趣变得越来越庸俗，视野变得越来越狭小。也正因此，她和涓生之间的裂痕也就越来越大。另外，由于子君还是一个“爱情至上”者，因此，当涓生宣布不爱她的时候，她的精神也就由此完全崩溃了。与子君比，涓生尽管对爱情比较冷静，懂得“爱情必须时时更新”；但由于他最终不知道该怎样更新，因此，在对待爱情、对待生活上，他与子君有着同样的盲目性。正是这种盲目性导致他们失去了奋斗方向，最终使爱情枯萎。作者通过对男女主人公悲剧的再现，揭示出了“个性解放”、“个人奋斗”以及“爱情至上”等当时十分流行的思想的局限性。在作者看来，尽管这些思想在反封建斗争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们有可能成为青年反封建的精神支柱，但绝不能引导人们获得长久的幸福，取得真正的解放。这也正是《伤逝》比当时同类题材作品思想深刻的地方。
其次，黑暗社会的重压。涓生和子君虽然依靠“个性解放”等思想，一时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樊篱，但由于整个社会并没有因此改变，黑暗的社会是决不允许有这种叛逆者存在的。因此，他们婚后，社会对他们的打击、摧残始终没有停止。这其中涓生的失业，对他们的打击最沉重。因为这几乎使得这对青年丧失了生存的最低条件。尽管他们也曾经挣扎过，但最终还是无法摆脱贫穷的困境。显然，这加剧了他们的悲剧。最后，当子君无奈回到娘家后，封建势力继续对她施以“威严”、“冷眼”，最终吞噬掉她的生命。作者在表现这对恋人悲剧的同时，还对黑暗的社会、残酷的封建势力摧残青年的罪行也予以了猛烈抨击。
第三，涓生和子君身上各自存在的性格弱点。子君的“怯弱”，涓生的自私，是最终导致他们分手，不能抵御外来迫害，度过难关的一个重要原因。
《伤逝》的思想是相当深刻的。作品通过子君、涓生这对青年的爱情悲剧，鞭挞了封建势力对青年一代的迫害，揭示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等思想的局限性。由此，作品提出了一个非常卓越的见解——社会解放，应该是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的前提。
《伤逝》在艺术上有着极强的魅力，整部作品抒情色彩十分浓厚。首先，这与采用“手记”的形式讲述故事有关。这种形式十分便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由于作品让主人公以内心独白的形式，与读者倾心而谈，这就使故事讲述者涓生在讲述他与子君的爱情悲剧的同时，可以尽可能地倾诉他内心深处的“悔恨和悲哀”。这种如泣如诉、直抒胸臆的内心剖析，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生动，而且表达感情真实细致，给作品添上了浓重的感情色彩。
其次，与作品在叙述故事时将叙事、写景、抒情高度统一有关。如作品在讲述一年前男女主人公相恋时，插入了一段景物描写。作品这样写热恋的人眼中的会馆的景色：“她又带了窗外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而一年后，当子君死去，涓生带着一片空虚与悲哀重新回到会馆时，会馆呈现出的却是另一番景色：“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显然，这些笔墨既是写景，又是写情，同时，它们又与整部作品的叙事紧紧地融于一体，共同创造了一种和谐的艺术境界，使作品增强了抒情色彩，具有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⑼ 成语故事 短的
1.疑邻盗斧
从前有个乡下人，丢了一把斧子。他以为是邻居家的儿子偷去了，于是处处注意那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越看越觉得那人像是盗斧的贼。后来，丢斧子的人找到了斧子，原来是前几天他上山砍柴时，一时疏忽失落在山谷里。找到斧子后，他又碰见了邻居的儿子，再留心看看他，怎么也不像贼了。
疑邻盗斧：不注重事实根据，对人、对事胡乱猜疑。
2.揠苗助长
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个农夫，他总是嫌田里的庄稼长得太慢，今天去瞧瞧，明天去看看，觉得禾苗好像总没有长高。他心想：有什么办法能使它们长得高些快些呢？
有一天，他来到田里，把禾苗一棵一棵地往上拔。一大片禾苗，一棵一棵地拔真费了不少的力气，等他拔完了禾苗，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可是他心里却很高兴。回到家里还夸口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好几寸！”他儿子听了，赶忙跑到田里去看，发现田里的禾苗全都已经枯死了
3.不可救药
周朝有位卿士叫凡伯。凡伯不但有诗才，而且善于治理国事。后来，他在周厉王身边辅佐朝政。可是，周厉王飞横跋扈，枉法断事。奸臣则百般诌媚讨好。凡伯直言相劝，列数朝政弊端，奸臣却在周厉王耳边说他的坏话。周厉王对凡伯十分厌烦，从此，奸臣出入宫廷，不把凡伯放在眼里。凡伯十分愤慨，写了一首诗，后来收入《诗经》。诗中抨击奸臣说：“作恶多端，不可救药！”
“不可救药”：病重到不能用药救活。后比喻事物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
4.乘风破浪
古代南北朝的时候，宋国有位将军姓宗名悫，他从小就很勇敢，也很有抱负。有一天，宗悫的叔父问他有什么志向，宗悫回答道：“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意思是：我一定要突破一切障碍，勇往直前，干一番事业。宗悫经过勤学苦练，努力奋斗，终于成为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
后来，人们就用“乘风破浪”来形容不怕困难，奋勇前进的精神
5.一衣带水
南北朝的时候，北方的北周和南方的陈国以长江为界。
北周的宰相杨坚，废了周静帝，自己当皇帝，建立了隋朝。
他决心要灭掉陈国，曾说：“我是全国老百姓的父母，难道能因为有一条像衣带那样窄的长江隔着，就看着南方百姓受苦而不拯救他们吗？
后来人们就用“一衣带水”来比喻只隔了一条狭窄水域的，靠得非常近的两地。
6.高山流水
春秋时代，有个叫俞伯牙的人，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是当时著名的琴师。俞伯牙年轻的时候聪颖好学，曾拜高人为师，琴技达到水平，但他总觉得自己还不能出神入化地表现对各种事物的感受。伯牙的老师知道他的想法后，就带他乘船到东海的蓬莱岛上，让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倾听大海的波涛声。伯牙举目眺望，只见波浪汹涌，浪花激溅；海鸟翻飞，鸣声入耳；山林树木，郁郁葱葱，如入仙境一般。一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耳边仿佛咯起了大自然那和谐动听的音乐。他情不自禁地取琴弹奏，音随意转，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了琴声，伯牙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老师告诉他：“你已经学了。”
一夜伯牙乘船游览。面对清风明月，他思绪万千，于是又弹起琴来，琴声悠扬，渐入佳境。忽听岸上有人叫绝。伯牙闻声走出船来，只见一个樵夫站在岸边，他知道此人是知音当即请樵夫上船，兴致勃勃地为他演奏。伯牙弹起赞美高山的曲调，樵夫说道：“真好！雄伟而庄重，好像高耸入云的泰山一样！”当他弹奏表现奔腾澎湃的波涛时，樵夫又说：“真好！宽广浩荡，好像看见滚滚的流水，无边的大海一般！”伯牙兴奋色了，激动地说：“知音！你真是我的知音。”这个樵夫就是钟子期。从此二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故事出自《列子·汤问》。成语“高山流水”，比喻知己或知音，也比喻音乐优美。
7.一字之师
指改正文章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字的老师。
该语出自宋代陶岳《五代史补》。
唐朝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文学艺术也很发达，其中以诗最具有代表性。当时，不仅诗人多，创作的诗多，而且在艺术上、内容水平上都很高。
在当时众多的诗人中，有一个诗人叫齐已，某年冬天，他在大雪后的原野上，看到傲雪开放的梅花，诗兴大发，创作了一首《早梅》诗，咏诵在冬天里早开的梅花。诗中有两句这样写道：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写好后，他觉得非常满意。
有一个叫郑谷的人，看到齐已写的这首诗后，认为这首诗的意味未尽。于是，他经过反复思考推敲，将这两句诗改为：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因为他认为既然数枝梅花都开了，就不能算是早梅了。
郑谷的这一改动，虽然只将数字改为一字，只有一字之改，但却使《早梅》更贴切题意了，诗的意境也更完美了。齐已对郑谷的这一改动非常佩服，当时即称郑谷为自己的一字师。
8.专心致志
从前有一个下棋能手名叫秋，他的棋艺非常高超。
秋有两个学生，一起跟他学习下棋，其中一个学生非常专心集中精力跟老师学习。另一个却不这样，他认为学下棋很容易，用不着认真。老师讲解的时候，他虽然坐在那里，眼睛也好像在看着棋子可心里却想着：“要是现在到野外射下一只鸿雁，美餐一顿该多好。”因为他总是胡思乱想心不在焉，老师的讲解一点也没听进去。
结果，虽然两个学生同是一个名师传授，但是，一个进步很快，成了棋艺高强的名手，另一个却没学到一点本事。
回答者：_雯_WEN_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2-25 13:29
9.按图索骥
孙阳有个儿子，看了父亲写的《相马经》，以为相马很容易，就拿着这本书到处找好马。他按照书上所绘的图形去找，一无所获。又按书中所写的特征去找，最后发现有一只癞蛤蟆很像书中写的千里马的特征，便高兴地把癞蛤蟆带回家，对父亲说：“爸爸，我找到一匹千里马，只是蹄子稍差些。”父亲一看，哭笑不得，没想到儿子竟如此愚笨，便幽默地说：“可惜这马太喜欢跳了，不能用来拉车。”接着感叹道：“所谓按图索骥也。”
10南柯一梦
成语释疑： 形容一场大梦，或比喻一场空欢喜。
成语出处： 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
成语故事： 淳于棼是唐朝人。有一次，因为他喝醉酒，忍不住在庭院的槐树下休息起来，没想到他因此就睡着了。在梦里，他看到槐安国的国王派人接他到槐安国去，随后把自己心爱的公主嫁给了他，并且派他担任南柯郡的太守。
在这段时间里，淳于棼把南柯治理得很好，国王也很欣赏他。他五个儿子都有爵位，两个女儿也嫁给王侯，所以，他在槐安国的地位非常高。
后来，檀萝国攻打南柯郡，淳于棼的军队输了，接着他的妻子也因重病死了。这一切的不幸，让淳于棼不想在南柯郡继续住下去，就回到京城。可是，在京城里，有人在国王面前说淳于棼的坏话，国王没有查证，就把他的孩子抓起来，还把他送回原来的家乡。一离开槐安国，淳于棼就醒了，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场梦。
不久，淳于棼发现庭院里的槐树下有一个蚂蚁洞，洞里有泥土推成的宫殿汉城池等等，他才恍然大悟，梦中所见到的槐安国，应该就是这个蚂蚁洞。而槐树的最高的树枝，可能就是他当太守的南柯郡。
淳于棼想起梦里南柯的一切，觉得人世非常无常，所谓的富贵功名实在很容易就消失，于是，他最后就归隐道门了。
故事出自明朝杨慎的《艺林伐山》。成语“按图索骥”，比喻机械地照老办法办事，不知变通；也比喻按照某种线索去寻找事物。(完)
11.班门弄斧
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
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
这是明朝一个诗人《题李白墓》。李白是举世闻名的唐代大诗人，死后名传千古。多少文人墨客经过李白墓前，都想停留片刻，吟诗抒发内心感受。而他们这种行为只能是附庸风雅，“鲁班门前班门弄斧”，太不自量力了。
鲁班是战国时代的鲁国人。他是一个善于制作精巧器具的能手，人们叫他“巧人”，民间历来把他奉为木匠的始祖。谁敢在鲁班门前卖弄使用斧子的技术，也就是说，想在大行家面前显示自己的本领，这种太不谦虚的可笑行为，就叫做“鲁班门前弄大斧”，简称“班门弄斧”。这和俗语所说的“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意思差不多。
其实，“班门弄斧”这句成语早在唐朝就有它的雏形了。文学家柳宗元在一篇序文中就有这样一句：“操斧于班郢之门，斯颜耳！”意思是说，在鲁班和郢人（也是一个操斧能手）的门前表现用斧子的本事，脸皮也太厚了。
这句成语有时也用作自谦之词，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卖弄自己的小本领。
12.杯弓蛇影
有一天，乐广请他的朋友在家里大厅中喝酒。那个朋友在喝酒的时候，突然看见自己的酒杯里，有一条小蛇的影子在晃动，他心里很厌恶，可还是把酒喝了下去。喝了之后，心里到底不自在，放心不下。回到家中就生起病来。
隔了几天，乐广听到那个朋友生病的消息，了解了他得病的原因。乐广心里想：“酒杯里绝对不会有蛇的！”于是，他就跑到那天喝酒的地方去察看。原来，在大厅墙上，挂有一把漆了彩色的弓。那把弓的影子，恰巧映落在那朋友放过酒杯的地方，乐广就跑到那个朋友那里去，把这事解释给他听。这人明白了原因以后，病就立刻好了。
后来人们就用“杯弓蛇影”比喻疑神疑鬼，自相惊扰。
13.伯乐相马
传说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叫伯乐。在人间，人们把精于鉴别马匹优劣的人也称为伯乐。
第一个被称作伯乐的人本名孙阳，他是春秋时代的人。由于他对马的研究非常出色，人们便忘记了他本来的名字，干脆称他为伯乐，一直到现在。
一次，伯乐受楚王的委托，购买能日行千里的骏马。伯乐向楚王说明，千里马少有，找起来不容易，需要到各地巡访，请楚王不必着急，他尽力将事情办好。
伯乐跑了好几个国家，仔细寻访盛产名马的燕赵一带，辛苦倍至，但还是没发现中意的良马。一天，伯乐从齐国返回，在路上，看到一匹马拉着盐车，很吃力地在陡坡上行进。马累得呼呼喘气，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伯乐对马向来亲近，不由走到跟前。马见伯乐走近，突然昂起头来瞪大眼睛，大声嘶鸣，好像要对伯乐倾诉什么。伯乐立刻从声音中判断出，这是一匹难得的骏马。
14.不可多得
东汉末年，有个名士祢衡，才华出众。当时，太中大夫孔融对他特别赏识，把他推荐给汉献帝。他写道：“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宝。若衡等辈，不可多得。”
汉献帝不敢作主，把孔融的荐表交给曹操。曹操爱才，就召见祢衡。哪知祢衡蔑视曹操，对他很不礼貌。曹操就派祢衡当鼓吏，在大宴宾客时，命他击鼓助兴。谁知祢衡一边击鼓，一边大骂曹操，使曹操十分难堪。曹操派祢衡去荆州劝降刘表，想借刘表之手杀他。想不到刘表把祢衡当作上宾，每次议事或发布文告，都得由祢衡表态。后来祢衡又对刘表不恭。刘表就派他到部将黄祖那里当书记。祢衡恃才傲慢，非常狂妄，后来，终于被黄祖所杀。
成语“不可多得”由此而来，形容非常稀少、非常难得。多用于赞扬有才能的人
15.不可救药
周朝有位卿士叫凡伯。凡伯不但有诗才，而且善于治理国事。后来，他在周厉王身边辅佐朝政。可是，周厉王飞横跋扈，枉法断事。奸臣则百般诌媚讨好。凡伯直言相劝，列数朝政弊端，奸臣却在周厉王耳边说他的坏话。周厉王对凡伯十分厌烦，从此，奸臣出入宫廷，不把凡伯放在眼里。凡伯十分愤慨，写了一首诗，后来收入《诗经》。诗中抨击奸臣说：“作恶多端，不可救药！”“不可救药”：病重到不能用药救活。后比喻事物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
16.不学无术
汉武帝在位的时候，大将军霍光是朝廷举足轻重的大臣，深得武帝信任。武帝监死前，把幼子刘弗陵（昭帝）托付给霍光辅佐。昭帝去世后，霍光立刘询做皇帝（宣帝）。霍光掌握朝政大权四十多年，为西汉王朝立下了不小的功勋。
刘询继承皇位以后，立许妃做皇后。霍光的妻子霍显是个贪图富贵的女人，她想把自己的小女儿成君嫁给刘询做皇后，就乘许娘娘有病的机会，买通女医下毒害死了许后。毒计败露，女医下狱。此事霍光事先一点也不知道，等事情出来了，霍显才告诉他。霍光非常惊惧，指责妻子不该办这种事情。他也想去告发，但又不忍心妻子被治罪，前思后想，还是把这件伤天害理的事情隐瞒下来了。霍光死后，有人向宣帝告发此案，宣帝派人去调查处理。霍光的妻子听说了，与家人、亲信商量对策，决定召集族人策划谋反，不想走漏了风声，宣帝派兵将霍家包围，满门抄斩。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霍光传》中评论霍光的功过，说他“不学无术，暗于大理”，意思是霍光不读书，没学识，因而不明关乎大局的道理。成语“不学无术”，指没有学问，没有本领
17.才高八斗
南朝谢灵运，是一位写了大量山水诗的文学家。他聪明好学，读过许多书，从小受到祖父谢玄的厚爱。
他出身于东晋大士族，因他袭封康乐公的爵位，世人称他“谢康乐”。他身为公侯，却并无实权，被派往永嘉任太守。谢灵运自叹怀才不遇，常常丢下公务不管，却去游山玩水。后来，他辞官移居会稽，常常与友人酗酒作乐。当地太守派人劝他节制一些，却被他怒斥了一顿。可是，谢灵运写的山水诗，却深受人们的喜爱。他每写出一首新诗，立刻就会被人争相抄录，很快流传开去。
宋文帝接位后，将他召回京城做官，把他的诗作和书法赞为“两宝”。谢灵运更加骄傲了，他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成语“才高八斗”由此而来，形容人的文才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