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柏子

1. 柏子的内容简介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柏子》，1928年5月写于上海，1935年改写，当时发表在1937年8月的《小说月报》上，后收入《沈从文文集·雨后及其它》（第4卷）。在这个短篇小说中，作者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柏子的水手与辰河岸边一个妇人之间男欢女爱的故事。
《柏子》是沈从文早期小说中较为精短的一篇。该小说看起来故事简单，有些地方甚至不合文法。然而通过沈从文平静的叙述，水手的快乐跃然纸上。透过这静静的快乐，我们从中也感受到了生命的真实和生活的艰辛，也从中读出了作品人物中快乐的背后所蕴涵的淡淡的哀伤。

2. 柏子的作者简介

沈从文先生（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先生出版了70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1949年，沈从文先生放弃了文学创作，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它史学领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与沈从文先生在国内的默默无闻相反，沈先生在国外名声鹊起，于1980年应邀赴美国讲学，并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终审名单。1988年，86岁的沈从文先生因为心脏病复发离开了人世，为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惋惜。

3. 沈从文小说精编的介绍

沈从文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典范。本书收入最能代表沈从文艺术水平的短篇小说《柏子》、《丈夫》、《贵生》，中篇小说《边城》，长篇小说《长河》。

4.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有哪些

沈从文在1926年至1928年的早期创作中，主要结集。有《鸭子》、《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合集》，《蜜柑》、《好管闲事的人》、《老实人》、《雨后及其它》、《呆官日记》、《阿丽思中国游记》等，是其稚嫩的习作阶段。30、40年代是其创作成熟丰收的阶段，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神巫之爱》、《旅店及其它》、《石子船》、《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等。其中《柏子》（1928）是他成名的第一篇小说。
短篇：《柏子》、《阿金》、《萧萧》、《丈夫》、《龙朱》、
《月下小景》、《会明》、《灯》、《旅店》、《菜园》
中长篇：《边城》《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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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边城>>的相关问题拜托了各位 谢谢

艺术特色 《边城》是沈从文的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 一、《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 1、 这里人性皆真、善、美。人人勤劳，为他人作奉献。如老船夫忠于职守，对过河人分文不收，实在难却的则买了烟茶再招待乡亲。船总顺顺虽是富人，但常常体恤穷苦人，老船夫死后，他资助并组织安排料理丧事。商客、妓女等各式人均待人以诚，表现出仁厚、纯朴的土性乡风。加上美丽的自然环境，俨然是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 2、 集中表现“边城”世界人性美的，是发生在这里的一个爱情悲剧，这个故事也同样建立在人性思想的基础之上。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而翠翠却是心属傩送。天保求婚未成，失望之下驾船外出而以外溺水而死。船总在大儿子死后，一时未答应傩送娶翠翠的要求，使傩送与其父发生争吵而远走他乡。这种种的“不巧”，使翠翠与傩送的爱情终成“善”的悲剧。天保与傩送，对翠翠展开自由竞争，未伤同胞之情。作者所表现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悲剧。 二、浓厚的悲剧意识 以翠翠为中心人物的恋爱悲剧，其实并非完全是“谁也没有错”的悲剧。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与矛盾，是悲剧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苗族的婚俗，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傩送以“马路”求婚，是苗族的习俗。他相信唱山歌能使翠翠心领神会。所谓“车路”，是汉族的婚俗观念。这种观念在作品中通过天保及其父得以表现。两种婚俗观念冲突的结果，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 三、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作者把一对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处理成悲剧，以次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 茶峒地区历史上过着原始、自由自在的牧歌生活。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实行黑暗的统治。非人性、非人道的现实生活，为满目疮痍的现实所感发，呼唤着自由、美好的、“牧歌”式社会的回归，并以次对当时湘西封建宗法社会进行批判。这种建立在人性、人道主义思想上的批判，是独特的、理想主义的，也是苍白无力的。 《边城》在艺术表现方面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1、作者擅长将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与心理描写结合起来，以揭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如对翠翠的描写，作者静观、揣摩少女在青春发育期性心理所表现的各种情态，通过粗线条的外部刻画与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从而把羞涩、温柔的个性突现出来。 2、小说结构寓严谨于疏放。全篇围绕翠翠的爱情故事这一中心逐步展开，情节集中、单纯；作品以傩送、天保两人钟情与翠翠为纬线，以老船夫关心、撮合孙女的婚事为纬线，推动故事有节奏地向前发展。又以翠翠与傩送、天保的爱情纠葛为明线，以王团总想傩送当女婿为暗线。经纬交织，明暗结合，将情节的单纯性与复杂性完美结合。 3、作者特意在故事的发展中穿插了对歌、提亲、赛龙舟等苗族风俗的描写。特别是关于端午节风俗的描写，来展示边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既是“边城”乡土性的诗意揭示，又是扑朔迷离的诗意烘托。 4、《边城》的艺术风格，是一首抒情的诗，一曲浪漫主义的牧歌。 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成为诗情的载体，抒情才是小说的“本事”与目的。作者叙事的笔端，倾泻着、流动着作者对“爱”与“美”的诗性的讴歌与咏叹。作者还在艺术上追求诗意化的表现。以关于动作、对话的白描与韵味发掘翠翠内心丰富的“潜台词”；情节结构方面，以经纬交织、明暗结合的手法，烘托内在的情绪节奏；在乡土风俗描写方面，将人物的活动置于一副副风俗风情画面上，形成了诗情画意的意境。 《边城》的故事基本上建筑在梦幻的基础上。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一半是“梦”，一半是理想的“现实”，并非对当时社会的写真。人物与故事是当时社会真实的超脱与超越。作者在“边城”世界里有意识地消解了种种对立因素。作品的结尾采用了比较平和、并非绝望结局，结尾更与余味袅袅的牧歌的情韵。

6. 沈从文以哪部短篇小说的发表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以1928年8月发表的《柏子》为标志 ,可以把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92 5— 192 8年 ,是其创作的前期 ,多数的短篇可以看成是散文 ,或者是以散文笔致写成的短篇小说 ,幼稚而且粗糙 ,在艺术表现上处于习作阶段。这些作品主要收在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版《沈从文文集》第一、二卷内。诸如《夜渔》、《黎明》、《我的小学教育》、《腊八粥》、《初八那日》、《玫瑰与九妹》、《炉边》、《记陆韬》、《传事兵》等等 ,多是对故土乡情的回忆 ,明显地带着直录、描摹生活的自然主义倾向。
192 8年以后 ,《柏子》、《牛》、《菜园》等一批作品的发表 ,表明他的创作进入成熟时期。

7. 有关沈从文的《八骏图》

《 八骏图 》 是沈从文的一部短篇小说，以婚恋为中心，从性心理角度入手，通过主人公达士先生的视角描写了某大学 八 位教授的病态人生和堕落生活。这些教授身上都挂着“学者、专家”等徽章，然而，他们的生活却低俗而腐朽。

平时，他们口头上大谈泛爱主义，标榜清心寡欲，还有的炫耀独身主义，或坚持礼义道德，但一旦涉及到两性问题，就显得荏弱、萎靡而不堪一击。表面上看，他们是正人君子，但实际上却是以一种“违反人性的理想”和“阉割观念”来抑制潜意识里的爱欲冲动，来扼杀人的天性。作家借此来批判都市生活的腐化以及知识分子的堕落。

(7)短篇小说柏子扩展阅读

沈从文一生创作了大量经典文学作品，本书辑入了其中短篇小说《八骏图》《柏子》《丈夫》《都市一妇人》等13篇佳作。其中《八骏图》是沈从文都市题材小说中的典范之作，描写了所谓绅士淑女们不乏高雅却琐碎做作的情欲表达，与《柏子》《丈夫》等水上人纯情痴爱的简单纯粹形成鲜明对比，从文先生以尖锐的笔法讽刺了都市人的生存方式，寄托了其对故乡自然、健康的生存状态的认同和赞扬。

《八骏图》是沈从文短篇小说不但写于“窄而霉斋”，而且还是以这栋大学教授们宿舍楼为背景的。沈从文的“窄而霉斋”居室在福山路3号的一个小楼上。这是当时青大的一座教职员宿舍楼，坐落于八关山的东麓，拾步可到学校；距中山公园（当时为青岛第一公园）汇泉湾和海水浴场，也不过一箭之地。

8. 现代文学考研简答题：沈从文城市小说的人性主题

一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大作家，他创作的巅峰时期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就被鲁迅称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1928年，沈从文发表了短篇小说《柏子》，开始了他独具特色的“湘西小说”的写作，以人性作为文化视角的切入点，采用独特的玲珑剔透的牧歌式文体，描绘了一幅幅自然美和人性美紧密结合的生活画卷。同时，沈从文用《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都市小说”，深刻揭露、无情鞭挞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社会阴暗面或罪恶势力，从而造就了沈从文独特的创作特点。沈从文看多了由达官贵人、旧家子弟、名媛、大学教授等构成的上流社会的虚伪、病态，便有意构建了一个神庙即湘西社会，来与这个都市社会相抗衡。在这个“精致、结实、匀称的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5〕。这中间没有任何现代文明浸染，没有生命的迷失及异化，每个人物的爱憎悲伤都体现着自然向上的生命活力。
沈从文的人性观源于他独特的苗民身份和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他出生的湖南省凤凰县，是一座位于湘西的小城。湘西民族崇尚祖先、敬奉鬼神、神人合一、信神守法、知足长乐，他们挚爱故土、善良勤劳、朴实单纯，同时，又具有强旺的生命意识，自强不息、不畏强暴、敢于反抗。他家是一个军人世家，祖父沈宏富曾一度做过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总督，官居二品。祖父因无子女，就将其弟沈宏芳的第二个儿子，苗妇所生的沈宗嗣承继过来，这便是沈从文的父亲。在他童年时代，家境不错，用他自己的话说，“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好，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亲戚小孩好得多”〔6〕。这样的家境使得他自小进入私塾习读《论语》、《尚书》一类章句。私塾呆板的教育方法和严厉惩罚学生的制度与他的天性发生了冲突，不久他就开始逃学，去看豆腐坊做豆腐，学会爬树、斗鸡，在农村的自然社会里摸爬滚打，也让这方土地上淳朴的生活习性牢牢印在心里。1917年，他父亲由于谋刺袁世凯未遂而隐姓埋名，家庭败落，沈从文不得不参军谋生。此后5年的从军生涯，一方面使他看到了家乡人们的单纯，家乡山水的清丽，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杀人与杀人者被杀。生与死的猝然使理智正处于昏睡状态的他感到茫然。1922年，他为了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他到北京求学。但社会剥夺了他进校读书的权利,生存处境十分艰难。沈从文的社会地位使他与同当时上流社会完全割断了联系,获得了下层人民的感情和立场。在北京，他目睹了上层统治者对人民冷酷无情，都市大小商人趋利若蝇，文人们“东食西宿” 〔7〕以求名利，也看透社会上的人们在小小恩怨中滚爬的自私与庸俗。诸如此类的病态人性与沈从文心中湘西淳朴、宽容、诚实、充满爱的人性形成巨大的反差，在两种对立的人生世界中，沈从文确立起他的真善美的人性观。

二
沈从文是现代中国作家中自觉将艺术触角延伸到中国城乡两大社会区域两类文化板块中的小说家。他在描绘优美的“湘西世界”时，就用绚丽、纤巧的语言把读者引入一个离奇、神秘、浪漫的原始神话般的艺术世界。表现知识分子和都市人生时，则因“新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 ，“明白十九世纪旧俄几个大作家的身世遭遇，以及后来他们的作品对于本国和世界做出的贡献”〔8〕，而吸取了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手法，以精细委婉的笔调，刻画人物曲折复杂的心理，在揭露旧社会种种堕落劣根和绅士道貌岸然的虚伪言行时，又多用讽刺于平易的章法，使作品闪烁批判锋芒。
（一）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以其自然、清新、隽永的风格赢得人们的称赞。他从人性出发，给世人描绘出了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构建了一个人性的神庙。如果把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乐园小说”系列，表现的是湘西原始生命形态；另一类可称为“失乐园小说”系列，表现的是处于历史衰变过程的湘西生命形态。
1、充满传奇、神秘色彩的 “乐园小说”。这类作品以少数民族传奇和民间故事为题材，描绘了极度神奇的梦幻世界和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环境，展现了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生类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民俗世界，最扣人心弦的是大批在湘西神未解体的文化土壤里尚存的，表现人类童年时代自然文化现象的作品，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等。这类作品往往根据少数民族某些生活习俗点染而成，有的通过尚处于自然时代的湘西土地上乡村小儿女的自然人生形态和晶莹的美好人性来构思。自然时代中的自然人生形态和生命形式，一直是沈从文追求和探索的理想人生的基础和雏形。生存于古老、原始封闭的湘西大地上的众多少数民族部落，其原始生活习俗往往带有人类远古时期原始文化的残存，因而在其作品中，往往通过创作民俗故事和民间传奇来展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目的不是猎奇，而是通过对原始生命形态的悬想，呈现一种美好的人生境界。这类作品往往是作者人生理想和主观情感的载体，是诗化的浪漫主义作品，作品极度夸张，人物和情节全面虚构和想象，人物形象极度完美。《媚金、豹子与那羊》和《月下小景》两篇小说讲述的是青年男女因为爱情不能实现而双双徇情的故事。无论是媚金、豹子或者是傩佑及其恋人，都折射着远古湘西深沉旷远的文化背景中“自然人”的特征。在这里，男女爱情、两性关系还没有受到等级观念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干预和制约，更没有从物质财富关系引出人身依附观念，两性关系呈现着人类爱情尚处于童年时代的某些特征。在爱与被爱、偷生与死亡之间，他们“不要牛，不要马，不要果园，不要田地”，不要物质的一切，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切，“是光、是热、是泉水、是果子、是宇宙的万有”。他们秉承自然的造化，也如自然万物那样遵从自然神性的安排。这样的人物类型就是作者所追溯的古老湘西最原初的，尚未被物质、虚荣玷污的人性的原型。
2、展示人生形态的“失乐园小说”。近现代社会带给湘西的变化是巨大的。1934年冬和1937年冬的二次故乡之行，作者看到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9〕，为了控诉现代文明对湘西形成的罪恶，沈从文一改过去对湘西社会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而以极度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湘西社会的溃烂。这类作品以沅水流域的乡村人事为描写内容，从近现代社会湘西古老民俗的转型和变异以及非原生态下的民俗现象为视角，揭示古怪离奇的现实社会，从一个侧面再现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湘西社会的现实。他在“失乐园小说”中，为我们展示了乡村小人物的几种不同的人生形态。
“落伍者”的人生形态。他们其实就是老湘西的儿子，他们所信守的都与过去相联系而与变化了的现实脱节，他们的人生就像从疾驰的汽车后窗望出去的道路，可以看得见，却在飞速后退。《会明》和《灯》刻画了两个“守旧”而不自知的旧军人形象。“伟人”情结和“守疆”情结成为会明十年战乱中观念和行动的无声号令与指南。老司务长顽固而忍耐地做着的则是一个“义仆”寄托在主人身上功成名就“荣归”故里的梦。两个老兵的悲剧道出了作者对于浸淫在朴素社会理想和生活信念中的美好人性的怀念。
“懵懂者”的人生形态。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是一片原始的荒原，没有主见，生命处于被动的自在、随机状态。《萧萧》中的萧萧十二岁做了童养媳，小丈夫不到三岁。她被帮工花狗引诱怀孕，最初的惊慌和随之而来的惩罚过后，萧萧因生下一个健壮的男孩仍留在夫家，最终与小丈夫圆房了。萧萧的儿子牛儿十二岁也成了亲。在一九二九年的原作中，沈从文还交代了一句：“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懵懂的人生在这里周而复始。面对这种“懵懂”的人生形态，沈从文心理也是矛盾的，他认为这种人生一方面单纯庄严，一派天真，另一方面却是来者如斯，单调沉闷，虽与自然贴近，却与文明疏远。
“反抗者”的人生形态。这里的反抗是指在现实的沉重打击和灵魂极度震动后产生的一种本能、直觉的反应，不是理性的思考。《丈夫》与《贵生》都是表现男主人公的本能反抗的。《丈夫》叙述一个乡下丈夫和到码头上做船妓的妻子的一天一夜的遭遇。丈夫从一天一夜的屈辱中看清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第二天在将要离开河船时，把妻子给的钱撒到地上，用粗大的手掌捂住脸哭了起来，并转而决然带着妻子回家了。这类“反抗者”的人生形态表现出了湘西乡下人生命中“力”的一面，由于他们毕竟有别于逆来顺受者，因而多少为作者所欣赏。
“挣扎者”的人生形态。这是失乐园时代湘西芸芸众生生活常态的反映，他们已没有乐园时代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状态，而是生活在变化莫测的时世中。《菜园》中的玉家母子本来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富裕生活，母亲“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富有林下风度”，儿子也“把诚实这一件事看作人生美德”。后儿子去北平读书，三年过后带回一个新媳妇，却在某一天为县里来人“请去”，一对年轻人因为“共产党”罪名陈尸校场，宁静的玉家菜园为一团恐怖的血雾所弥漫。又一个三年过去，到儿子生日的那个下雪天，隐忍独活的母亲自缢而死。这类小说最能体现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思想，表现了湘西世界黑暗、血腥以及下层人民的痛苦。
此外，作者还为我们描写了“坚守者”和“腐败者”的人生形态。“坚守者”指的是在失乐园时代仍然坚持乐园时代人格品性、价值观念的人，如《小砦》中的憨子。“腐败者”是对湘西统治者面目的揭露，如《失业》、《顾问军》。
可以说，沈从文的“乐园小说”表现的是湘西的单纯性，流露出沈从文对牧歌情致的神往倾心；而在他的“失乐园小说”中，表现的则是湘西的复杂性，流露出沈从文对田园牧歌的命运已经不无忧虑和信心不足，这使得沈从文产生了一种深广的幻灭感，一种近乎宿命的感叹在“失乐园小说”中屡见不鲜。令人遗憾的是，具有“湘西全息图”气势的《长河》未能真正完成，它是沈从文“乐园小说”和“失乐园小说”的综合体，是沈从文小说艺术追求的集大成者。
（二）沈从文的都市系列小说写的是城市知识阶级，着重表现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上层社会道德的堕落与人性的丧失。他说：“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 〔10〕。始终自认“乡下人”的沈从文，当他将小说创作视点由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转移到现在生活在其间的都市社会时，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都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沈从文对于都市文明与都市人性的批判性描写始终围绕下列三个方面进行：
1、病态的生理。沈从文都市小说的主人公, 大多是生理病态者。肺病、精神病、失眠病、神经衰弱、心衰气短, 是沈从文都市小说人物常见的生理疾病。面色苍白、神情憔悴、目光吊滞、咳嗽哮喘, 是沈从文小说人物的肖像与面色。小说《三三》中那位极有钱财的城里青年,“白裤白鞋”,“白白的脸”是一位痨病第三期患者; 寄居青岛的那位都市青年, 却是整日神情忧郁的怀乡病者(《凤子》) ; 到青岛海滨休养的教授, 不是失眠病患者就是肾功能衰弱者或性功能退化者(《八骏图》)。沈从文频繁地分析指认都市人“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他把患有各种生理病症的都市人, 称为“阉寺似的人格”〔11〕, 从而体现出作家对都市病态人生的厌恶, 甚至是某种贱视。
2、病态的心理。沈从文深感都市文化对都市人性的扭曲或异化。沈从文对“丑陋”的都市人性描写, 集中在都市“上等人”,“绅士淑女”们和都市知识者身上。《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某夫妇》等作品活画出都市“上流社会”绅士淑女们的虚伪人性。《绅士的太太》叙述一位身为国会议员的绅士、绅士的太太及另一绅士家庭的三姨太和留学归来的少爷之间复杂微妙的感情冲突与纠葛。绅士瞒着妻子与别的女人偷情，太太出于对丈夫“负心”报复的心理支配，复与另一绅士家的少爷通奸，而这又是少爷与三姨太为隐瞒他们之间“乱伦”关系的必然结果，不久，少爷又宣布与另一名媛订婚。在这群男女之间发生的只是一种无爱的情感与性游戏，人的两性关系蜕变为纯粹的动物行为，人之为人的感觉已经完全丧失。这个家庭表面一派温情脉脉, 一派上等人家的风度修养,实质里, 充溢着毫无愧色的相互欺骗和放浪堕落。沈从文撕开绅士淑女虚伪的道德面具, 凸现出都市“道德”的虚伪与病态, 并以一种“类型化”方式扩大到都市人生界面。于是，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与他的乡土小说相反, 不对人物作个性化细节化描写, 而多以匿名方式, 用代码和符号 (如“甲乙丙丁”如“或人”) 去指称人物,以类型化符号化方式抹去都市人的个体特征而显现出他所理解的都市人的本质。
3、庸俗的人性。除了对“高等人”道德虚伪的揭示, 沈从文小说经由一般都市男女的婚姻日常生活的描写路径, 展示着都市男女人性的庸俗。在小说《或人的家庭》中, 丈夫背着妻子美美与同事有染, 面对不依不饶的妻子,“或人”只用虚伪的辩解和赔礼, 只花费少许钱为妻子美美买一副廉价的项链, 便平息了美美的愤怒。面对夫妻不忠的现实, 都市男子只花费一点点金钱一点点廉价的“诚意”, 便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都市女子, 在丈夫这“诚意”与“项链”面前, 早已消除了愤怒与悲哀。在沈从文都市小说里, 丈夫多是虚情假义移情别恋的伪君子,女人则是轻易被金钱俘虏的性动物。沈从文把都市妓女与时髦女郎同视为金钱的动物,“她们要活, 要精致的享用, 又无力去平空攫得钱, 就把性欲装饰到爱情上来换取。娼妓是如此, 一般妇女也全是如此”。

三
综观沈从文的小说，人性是他表现的中心。他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里获得表现的，他的湘西人性也是在与都市人性相对照中获得表现的。沈从文一方面批判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都市人的人性的压抑与扭曲：另一方面又建构了一个理想的湘西世界，既揭出了病苦，又施以疗救。他的作品从美学的、历史的原则出发，远离政治，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沈从文凭籍一种乡村道德理性来解剖繁复的都市人生，价值观的单向度势必损耗都市文化丰富内涵的多维性。人类文明在前进中总会善恶是非并存，好中有坏，坏中有好，都市自有它存在的理由，而沈从文却予以全盘否定，这使他的人性批判难以获得整体的哲学文化理性眼光，这不能不算是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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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1902-1988），湖南省凤凰县（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原名沈岳焕。祖父曾任贵州提督，嫡祖母为苗族。父亲年轻时就入伍从军，辛亥革命时参与当地的武装起义，后因谋刺袁世凯事泄而亡命关外，母亲是世家之女，从小就认字读书，对沈从文影响最深。湘西偏僻的地域特点和他身上独有的苗、汉、土家三个民族的血统，对他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沈从文6岁入私塾，15岁从凤凰县第一小学毕业，这是他的最后学历。1917年8月，即按照当地的风习进入地方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驻留，先后当过士兵、班长、司书、文书、书记等，在部队活动的沅水流域各县，见识了"湘军"的强悍和杀人如麻的残忍，也见识了地处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湘西这方土地上的人民的美好人性。 1922年（20岁），在接触新文学后，出于内心的憧憬，独自闯荡北京，升学失败后，住在"酉西会馆"（半年后迁入银闸胡同一公寓"窄而霉斋"）自学，并开始文学创作。这时期，主要用"沈从文"、"休芸芸"等笔名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和《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郁达夫那篇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就是在1923年收到沈从文的求助信后给他的回信。 1926年（24岁）出版第一部作品集《鸭子》（包括散文、小说、戏剧和诗歌），1927年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蜜柑》，在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1928年1月，到上海，8月应胡适之邀，以小说毕业的资历担任上海"中国公学"的讲师，讲授写作。这一年，他还出版了小说戏剧集《入伍》、长篇小说《阿丽丝中国游记》第一卷和第二卷、《篁君日记》，短篇小说集《好管闲事的人》、《不死日记》，以及《老实人》、《雨后及其他》等。 1929年1月，开始与胡也频、丁玲夫妇一起创办文学杂志《红黑》和《人间》，并参加新月社。1930年夏，任武汉大学国文系讲师。1931年1月，胡也频被捕入狱，2月7日与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并称"左联五烈士"）被枪杀于上海龙华。4月，沈从文冒险护送丁玲及孩子回家乡湖南常德。这年秋天，应杨振声之邀赴山东，进入青岛大学任教。 1932年秋天，又应杨振声之邀到北京，进入教育部的"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在这期间，沈从文每年都出版有多部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呆官日记》、《旧梦》、《一个女演员的生活》，中篇小说《神巫之爱》、《一个天才的通信》、《泥涂》，短篇小说集《男子须知》、《十四夜间及其他》、《沈从文甲集》、《沈从文子集》、《石子船》、《龙朱》、《虎雏》、《都市一妇人》，长篇传记《记胡也频》，以及散文集《旅店及其他》等。 1933年5月，丁玲被捕后失踪，引起文坛瞩目。两个月后，当人们快要忘记丁玲时，沈从文发表了《记丁玲女士》一文。同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同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引起著名的"京海之争"。这一年他还出版有中篇小说《一个母亲》，短篇小说集《阿黑小史》、《慷慨的王子》和《月下小景》等，并在北京主编《大公报》副刊《文艺》。 1934年是沈从文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年。这年1月，他返回湘西看望病中的母亲后，写出了他的小说代表作《边城》，并写出了他散文代表作《湘行散记》（1936）和《湘西》（1939）中的许多篇章，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游园集》、《如蕤集》，以及他的第一部自传《从文自传》，还执编了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成为了北方"京派"作家群体的组织者。 在随后的两年里，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做了初步的总结，出版了一系列小说选集，如《从文小说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选集》、《沈从文小说集》、《新与旧》等。 相关知识：1933年前后，左翼文学的创作面貌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胡也频、丁玲、蒋光赤等"初期左翼作家"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或被杀、被捕、病逝等）相继退出了文坛，张天翼、沙汀、艾芜等"左翼新秀"开始崛起，茅盾的小说创作也进入了爆发期，陆续创作和发表了他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子夜》、《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 与茅盾等许多作家一样，沈从文的生活也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发生急剧的动荡。1937年8月，随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南下，经天津、烟台、济南、南京、武汉、长沙，又回到湘西，再经沅陵、贵州到昆明，先后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联大北京大学教授，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继续任北大教授，并参加编辑了《大公报》、《益世报》、《平明日报》等四种报刊的文学副刊。在这期间，仍然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一个妇人的日记》、《长河》，短篇小说集《主妇集》、《绅士的太太》、《如蕤》（与《如蕤集》篇目有所不同）、《春灯集》、《黑凤集》，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昆明冬景》，以及杂文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由于沈从文在文坛上多次发表文章引起论争，从抗战开始，他与左翼作家的关系继续恶化，在左翼作家发动的对"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等一系列论争中，他几乎每次都被列为反叛对象，他在这时期创作的小说也屡遭批判，1948年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断言，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于是，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他与京派的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著名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排除在外，而且，还被赶下了北大的讲台，经于导致精神错乱，从此，离开文坛。 1949年秋，被送入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的改行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参与了《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1964年完成文化研究专著《另古代服饰研究》，1969年被送入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看菜园子，1971的获准回京，1978年"文革"结束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0年曾赴美讲学。1988年逝世于北京。
关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 沈从文是怀着一个神圣的"文学理想"从边城来到京城的，依照这个理想，他竭力维护文学的纯粹性和严肃性，坚决反对文学的党派性和商业性。在小说创作中，对都市中的现代文明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精心建造了一个美好的湘西世界，在小说的抒情诗手法和田园诗风格方面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沈从文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都市"和"湘西"两大题材。都市题材是他以"乡下人"的身份对现实的直面，重点是道德批判，而湘西题材则是他在成为了都市人之后对过去的缅怀，重点是理想歌颂，因此，自然地形成了"冷与暖"两种截然不同的色调。同样是表现都市生活，沈从文小说与左翼小说和新感觉派小说既在"揭露性"表现出共同的特点，但也显示出很大的区别。沈从文较多地看到了现代文明背后的道德沦丧和人的自私贪婪，偏重于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庸俗卑劣；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小说则偏重社会分析和阶级批判；新感觉派小说则偏重于感觉的印象和人性的迷茫。 沈从文小说中大量的性爱描写，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都市和湘西的不同态度。沈从文虽然从20岁进京后就一直生活在大都市里，而且还进入了都市的上流社会，是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但他发现，都市里的高等人都患有"阉寺病"，想爱而不敢爱，甚至连说都不敢说。因而他宁可并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乡下人"，不愿与都市的上层人士为伍，总是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里的人生。在他看来，都市的"智者"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捆绑住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而乡下人却总是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 在他小说的性爱描写中，也就总是用讥讽的口吻去调侃城市里的各色人等，特别是上层社会的"高等人"两性关系的虚假性，《八骏图》写的是八位教授的丑态，而《绅士的太太》则主要写绅士和淑女们的丑行。在《边城》等作品中，却完全是一种赞美，翠翠对性爱的要求越是大胆，他认为就越纯真而美丽。这里，除了怀乡和怀旧的因素外，主要还在于理性的作用。沈从文是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探讨不同的人的性爱观念，正是观察不同的生命形态的重要角度，由此更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文化制约下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也正如苏雪林女士所说，沈从文的创作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沈从文论》，《苏雪林选集》，第45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对于沈从文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城乡的对照"，唤起了作者对湘西人生的美好回忆和向往。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生动地表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湘西及沅水流域的民风、民俗。 《柏子》（作于1928年5月，发表于1937年8月的《小说月报》）是沈从文小说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柏子的水手与辰河岸边一个做娼妇的女人之间男欢女爱的故事。柏子常常花两个月的时间在辰河的船上辛劳，然后来跟相好的妇人团聚一次，将赚的钱及买的东西交给她。而相好的妇人也总是掐算着时日，有情有意地等着柏子的归来，形同夫妇。在这里，作者不是要描写一个劳动者的性格，也不是要粉饰愚昧的人生，而是通过对人性的富于诗意的发现，表现人的生存状态、自然欲望和生命活力。 《萧萧》是沈从文最为写实的作品之一。小说从萧萧12岁嫁给3岁的小丈夫开始，以较多笔墨描写了萧萧的勤劳、纯朴以及作为一个少女所有的天真、幼稚、单纯的情状，故事慢慢走向高潮，到萧萧被花狗用山歌唱开心窍，并怀有身孕，情节出现急剧转折，充满诗意的浪漫变成生死攸关的人生现实。作品的自由结构和风俗描写、爱情歌谣，使小说融入散文和诗的因素。而在他的《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月下小景》等作品，更是从民间故事、苗族传说和佛经故事中汲取营养，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和地方文化特色。 《边城》（连载于《国闻周报》1934年1月至4月。同年10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是沈从文小说最有代表的作品。"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而《边城》则是沈从文供奉着理想的"希腊小庙"。在这座小庙里，不仅有他向往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人物和理想生活，而且，还有他追求的代表着自然天性的理想文体。在这些人物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的光辉，体现着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未被现代文明侵蚀和扭曲的庄严、健康、美丽和虔诚。翠翠在与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二老（二儿子）傩送的短暂接触中，就任由自己萌生出爱意，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地位低下，甚至在听到了团总想要与有碾房陪嫁的人家打亲家的话之后，丝毫没有将这个消息与自己的婚事联系在一起。在她天真纯洁的心灵里，似乎根本就不存在"门当户对"的概念。因此，在作者眼中，她的爱是超越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最为高尚也最富有诗意的爱。因此，可以说，翠翠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是他崇拜的爱神和美神。同样高尚的是团总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都爱上了翠翠，但他们并没有自相残杀，当天保得知翠翠爱上了自己的弟弟后，便主动退出了竞争。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理想生活并不仅仅是一个浪漫温馨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爱情悲剧。 但作者对这一悲剧似乎并不悲伤，在作者的人生观（生死观）中，这一切生、老、病、死，是自然的安排，是人生的常态，当地民风如此，芸芸众生也应如此。在这个原始而纯朴的世界里，没有邪恶、贪婪，甚至连人类最常见的嫉妒也没有，有的只是和善、诚实、侠义和热情。傩送为了爱情，放弃了陪嫁的碾房，而选择了渡船；天保尊重翠翠的选择，为了成全弟弟，选择了离开；傩送在得知哥哥不幸的消息后，不胜悲哀的重负，也离家而去，连翠翠身边惟一的一个亲人祖父（实际上是外祖父）也弃船仙逝，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翠翠。但天保和傩送的父亲顺顺不但没有责怪翠翠，反而要来接她回家，就连当年追求翠翠母亲的老马兵，也来照应翠翠。这就是生活的牧歌和牧歌式的生活，是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也是人生形式的极致，是"神性"的表现。这种"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在作者看来，神、爱、美，三者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 为了表现这种"人性的极致"，作者不能不从一开始就制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意境："由四川达湖南，靠东有一条官路……"《边城》共21节，每一节都是一首圆润的散文诗，都具有抒情的风格：缓缓的情节、细腻的心理、清丽的语言。在《边城》等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叙事就叙事，该抒情就抒情，散文的笔法和诗歌的意境成为小说的主体，现实与梦幻，人生和自然，就这样随着简单的故事发展而水乳交融地掺和在一起。也许，沈从文正是在这不经意间创造出了自己的理想文体：诗化抒情小说。构成"湘西世界"的题材、人性描写、人生形式想象等基本元素，"湘西世界"与现代都市文明病的对照。 我们知道，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和散文建造起了他独特的"湘西世界"，因此，通过与他的都市题材创作相对照等多种形式来了解他的"湘西世界"，就是我们这节课学习的最重要内容。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在题材上的主要特点，就是生动地表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湘西（从更大范围上讲则是"楚地"）的民风、民俗。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沈从文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湘西"和"都市"两大题材，而他的湘西题材创作也可分为"现实"和"怀旧"两种情况。 关于他的湘西现实题材的创作，我们在专科阶段曾作过专门介绍："受鲁迅起始的、以乡村回忆为题材的'乡土文学'的影响，不仅描写地方风情，也触及某些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萧萧》写女主人公十二岁被嫁到婆家，小丈夫还不到三岁。后来她被子工人花狗的歌唱开了心窍，做了妇人还怀了孕。于是按老规矩，她或是被沉潭，或是被发卖。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她生下了男孩而被婆家留下了。这里描写了封建宗法制下婚姻的不合理性。然而，作者还进而描写萧萧后来还是跟她的小丈夫圆房，那时儿子已十岁，十二岁时又忙着给他娶个大六岁的媳妇。这才是更可悲的，受害者对自身的悲剧经历，并无半点醒悟，照着世代相传的老谱，她又亲自给下一代安排悲剧。相反，《丈夫》写的是旧传统美德的消泯和解体，这当然是由于农村经济的衰败，为了求生，农民再也顾不得旧传统了。一些妇女出去'做生意'，也就是卖淫挣钱。这是得到丈夫允许的。由于生存方式的变换，她们失去了农妇的质朴和羞涩。不但肉体被蹂躏，精神也被锈蚀。连麻木的丈夫也难以忍受，他终于带着妻子回去了。还有《牛》，写农民所受苛捐杂税的痛苦。" 而在他的怀旧型的作品中，时间的概念和社会的矛盾被有意地模糊了，在《边城》中，人们的社会地位虽然也有高低之分，但并不存在对立的阶级冲突，作品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美的化身。在《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月下小景》等篇中，作者更是从民间故事、苗族传说和佛经故事中汲取营养，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 沈从文在"湘西世界"和都市题材中的性描写，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性爱内容的不同态度上。我们知道，沈从文等京派作家虽然生活在大都市里，而且还进入了都市的上流社会，是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却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乡下人"，不愿与都市的上层人士为伍，总是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里的人生。因此，沈从文总是用讥讽的口吻去调侃城市里的各色人等，特别是上层社会的"高等人"两性关系的虚假性，《八骏图》写的是八位教授的丑态，而《绅士的太太》则主要写绅士和淑女们的丑行。 但在《边城》等作品中，他却完全采取一种赞美的态度，她们对性爱的要求越是大胆，他越是认为她们纯真而美丽。究其原因，除了有怀乡和怀旧的因素外，主要还在于理性的作用。因为在沈从文是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探讨不同的人的性爱观念，正是观察不同的生命形态的重要角度，由此更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文化制约下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但沈从文凭什么一定就认为，在现代文明制约下的都市人的人性就是病态的，而在原始生态中的湘西人的人性就是健全的呢？或许我们还可以问：既然湘西的山水和少女都那么美好，他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跑到丑陋的大都市里来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他是在到了大都市之后，特别是在发现了大都市里的高等人都患有"阉寺病"之后，才懂得了自己所失去的是多么美好？阉，即"阉人"、"阉党"。所谓"阉寺"，就是宦官。想爱而不敢爱，甚至连说都不敢说，因此，沈从文们可以骄傲地称自己是乡下人，也宁可称自己是乡下人。 于是，在他的描写中，面对性爱的或隐或显的涌动，乡下人总是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捆绑住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也正如苏雪林女士所说，沈从文的创作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实际上对于沈从文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总是作为整个'乡村叙述体'即'湘西世界'的一个陪衬物或一种批判性的观照而存在的。"也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对于沈从文的意义，正在于它唤起了沈从文对湘西人生的美好回忆和向往。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的人生形式，既带有很大的理性成份，也带有很大的想象成份。在教材中，我们专门介绍了《边城》的写作缘由，甚至谈到了翠翠的形象原型，这在沈从文的散文中也是可以找到依据的。应该说，沈从文的许多小说都是有现实依据的，但地处湘、黔、川三省交界的湘西，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少、边、穷"地区，它真的就像作者所描写的那样如同世外桃园般的美丽？当然不是。这只是文学的创造，也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因此，我们在教材中这样说，在这个世界（即"湘西世界"）里，沈从文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的极致，便是对"神性"的赞美。而这种"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也就是说，神、爱、美，三者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翠翠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是他崇拜的爱神和美神。为了表现这种"人性的极致"，作者不能不从一开始就制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意境，作品开头的那句："由四川达湖南，靠东有一条官路……"，就犹如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边城》与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而《边城》则是沈从文"湘西世界"的集中代表。因此，我们可以说，沈从文不仅把《边城》看成是一座供奉着人生理想的"希腊小庙"，而且，在这座小庙里还供奉着他的文学理想。在这座小庙里，不仅有他崇拜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人物，也不仅有他向往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生活，而且，还有他追求的代表着自然天性的理想文体。在这些理想人物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的光辉，体现着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未被现代文明侵蚀和扭曲的庄严、健康、美丽和虔诚。 翠翠在与仅有的男性的接触中萌生出爱意，就任由自己的心思，爱上了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二儿子（二老）傩送，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地位低下，甚至在听到了团总想要与有碾房陪嫁的人家打亲家的话之后，丝毫没有将这个消息与自己的婚事联系在一起，在她的天真纯洁的心灵，似乎根本就不存在"门当户对"的概念，因此，在作者眼中，她的爱是超越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最为高尚也最富有诗意的爱。同样高尚的是团总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同时都爱上翠翠，但他们并没有自相残杀，当天保知道翠翠爱上了自己的弟弟后，便主动退出了竞争。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理想生活并不仅仅是一个浪漫温馨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爱情悲剧，但作者对这一切似乎并不悲伤。 也许，这正是作者的人生观（生死观）。天保的出走遭遇了不幸，傩送不胜悲哀的重负，也离家而去，连翠翠身边的惟一的一个亲人外祖父也弃船仙逝，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翠翠。这一切生、老、病、死，在作者看来，都是自然的安排，人生的常态，当地民风如此，芸芸众生也应如此。而生活如此，表现生活的小说又什么必要非得按人为形成的规矩去写作呢？于是，在《边城》等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叙事就叙事，该抒情就抒情，散文的笔法和诗歌的意境成为小说的主体，现实与梦幻，人生和自然，就这样随着简单的故事发展而水乳交融地掺和在一起。这就是沈从文创造的理想文体：诗化抒情小说。

10. 沈从文小说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是

沈从文小说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最显著标志就是《边城》，这部小说文笔特别的优美，而且反应的思想特别的深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