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短篇文言小说

Ⅰ 元代小说有哪些代表作品

元代小说代表作品有：陆显之编有《好儿赵正》（即《古今小说》所载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元刊全相平话五种》 ( 包括《武王伐纣书》 《乐毅图齐平话》、《秦并六国平话》、《乐毅图齐平话》、《秦并六国平话》等。

元代小说作品的数量很少，保存至今的宋元小说话本，大多经过明朝人的修改，以至很难确定它们所属朝代。比如杨瑀的《山居新语》、郭霄凤的《江湖纪闻》、吴元复的《续夷坚志》、伊世珍的《琅嬛记》等。但这些不算代表作。

至于《窦娥冤》《倩女离魂》《汉宫秋》《梧桐雨》等都属于元杂剧，并非小说。

此外，《裴秀娘夜游西湖记》（《万锦情林》卷二）、《钱塘梦》（《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附录）、《王魁》（明人刊刻的一个残本书，无书名，分上、下两栏,上栏为小说,下栏为传奇戏曲）、《绿珠坠楼记》（《燕居笔记》卷十）等，可能是元人作品，但亦无确证。

Ⅱ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脉络

一、孕育萌芽期：

神话是最早从综合艺术中独立出来的文学形式，完全可以被当作叙事文学。可以说，神话是小说的源头。因为小说本来就是叙事的艺术。随着历史变迁，小说创作由民间走向专业化创作，内容也越来越向人自身靠拢，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近。即神话--传说--人情世故小说。主要因素由完整的故事、简单的情节和夸张的想象构成。如《山海经》《淮南子》中的神话故事，后代诸如志怪、志人、传奇小说、《西游记》大都受到神话的影响。
先秦诸子散文收集大量具有讽喻特色的寓言。短小精悍、文笔凝练。日常生活的小事，作者竟能推演出发人深思的哲理。如果现在还存在这样的小说作者，那他只好喝风拉烟了。然而，这些寓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很多根据寓言写出。
历史继续发展，从春秋到秦汉，历史文学自然出现了。因为文学作为新鲜的事物，优先被贵族阶级接触并享用。也许他们并不属于小说，但是，如《史记》，对人物形象深入细致的刻画描绘，甚至虚构，显示出小说的特质。后代出现许多光彩照人的小说人物，与《史记》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当代武侠作家金庸直言不讳的承认自己的创作深受其影响。

二、文学自觉期：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篇》。将“小说”和“大道”比较。大道：宏观言论，如正统散文、诗歌；小说：琐碎言语，有点发牢骚的味道。班固认为小说为九流之末，但肯定了它作为文学类别的存在。
魏晋时，各种文学类别划分已经很明显，逐渐为人们接受。小说有了比较完整的篇章结构，摆脱了“残俗文学”的粗制滥造，自此，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也标志着古代小说的产生。
关于“志怪小说”产生的原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人们对现实产生深深的恐惧感。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恐惧等紧张情绪往往会导致人类非理性主义滋长。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武侠玄幻等非现实的文学，都是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反映。后来佛教传入，神灵怪异和信徒作品显赫一时。文人也不是自觉创作，他们认为神灵怪异与写人记事没有什么区别。承认人鬼同时存在。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是驳杂混乱的。还有，“志人小说”与当时崇尚清谈的社会风气有关，注重写人，形成笔记小说的传统。代表作品包括《搜神记》《神异记》《世说新语》等。
唐代小说的形式主要是传奇，产生与“温卷”风气有关。这类文章要求生动有趣。初唐秉承魏晋神怪遗风，中唐传奇全面兴盛，主流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出现《李娃传》《莺莺传》等优秀作品，后期专集大量涌现，出书成为时尚举动。志怪色彩复现，侠客题材诞生，更加注重刻画人物形象。不再关注现实，似乎反映出大唐王朝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三、文学黄金期：

古代小说发展到宋代，终于出现了自身的飞跃和****。话本出现后，白话小说随之出现，继而元明诞生长篇章回小说，小说达到全盛阶段。
宋代小说仍被称为传奇，但是开始分流。一种是以笔记形式出现的文言小说；另一种是宋元话本，直接源头并非唐五代传奇，虽然吸呐了一些特点，语言更加接近口语。话本产生，是与市民生活发展密不可分，且由市民需要而产生。
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是章回小说。文言短篇、拟话本小说分别达到了****，真正进入古代小说的黄金时代。第一个****是宋元话本时期；第二个则是章回小说的出现，以《三国演义》《水浒》为代表；第三个****以《儒林外史》《红楼梦》为代表。此后，古代小说慢慢衰落，一蹶不振。
小说发展的系统：
1、神魔志怪系统：以《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为代表；
2、历史传奇系统：两大分支，一是直接取材于史传文学（《三国演义》）；二是英雄传奇小说，以《水浒》为源头和代表。中国长篇武侠小说源自《水浒》，到清代出现一系列小说。明中期后，历史演义发展令人瞩目（《杨家将》《说岳全传》），艺术成就一般。
3、世俗风情系统：
明末出现《金瓶梅》这样的里程碑作品，正式步入长篇小说的殿堂。无论是文学的独创性，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金瓶梅》堪称第一。
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是《三言》《二拍》，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典范。
明末清初，风情世俗小说最为流行，但拘于模式：私定终身后花园，颠沛流离梦难圆。多情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

Ⅲ 什么是元代小说

元代小说-正文 是承袭六朝以来两种体制，即六朝志怪志人、唐代传奇的文言小说和宋代话本的通俗小说的传统而发展的。但主要成就在话本小说方面。
元代的杂抄稗贩、琐闻笔记的文言小说，如陆友的《砚北杂志》，杨瑀的《山居新语》、郭霄凤的《江湖纪闻》、吴元复的《续夷坚志》、伊世珍的《琅嬛记》等。这类作品，大抵杂录见闻，加上鬼神怪异之事，故事情节简略，内容空泛，思想贫乏，引人入胜之处不多，对后世也没有什么重要影响。
从说话艺术发展起来的通俗小说，分为短篇的小说话本和长篇的讲史话本两类。讲史，元人谓之平话或评话。两宋时期都市讲说故事的伎艺,至元代渐趋衰落,而诉诸视觉的杂剧艺术却空前繁荣。元代说话艺人见于记载的仅杭州就有胡仲彬兄妹，及流落江湖的朱桂英，都能演说史书。此外，时小童母女会讲小说。
小说话本的作者，据元明人记载有汴梁(今开封市)人陆显之和杭州人金仁杰，不过今天可以确定为元代小说作品的数量却很少。保存到今天的宋元小说话本，大多经过明朝人的修改，以至很难确定它们所属朝代。陆显之编有《好儿赵正》,金仁杰编有《东窗事犯》。《好儿赵正》即《古今小说》所载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东窗事犯》亦见《古今小说》中《游酆都胡母迪吟诗》的入话。此外，《裴秀娘夜游西湖记》（《万锦情林》卷二）、《钱塘梦》（《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附录）、《王魁》（明人刊刻的一个残本书，无书名，分上、下两栏,上栏为小说,下栏为传奇戏曲）、《绿珠坠楼记》（《燕居笔记》卷十）等，可能是元人作品，但亦无确证。至于《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简帖和尚》、《快嘴李翠莲记》等,由于文献无征,就更难断定属元属宋了。这些作品反映了较广泛的社会生活面，特别是表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面貌，又以接近当时口语的通俗语言记录下来，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上开拓了一种崭新的局面。但由于绝大部分小说话本很难确定朝代归属，因而文学史上一般统称“宋元话本”。
保存至今的元代至正年间新安虞氏刊印的《全相平话五种》15卷，显示了元代在古典长篇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这五种平话是:①《武王伐纣书》3卷，②《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3卷；③《秦并六国平话》3卷，④《全汉书续集》3卷，⑤《三国志平话》3卷。各书版式一致,皆上图下文，显然是供人阅读的本子。叙事简括，文辞草率，又多错别字，保留了来自民间而未经文人加工的讲史话本的原始面貌。
5种平话都是断代讲述一朝一代史事,但在内容、写法和格调上却不完全相同。《武王伐纣书》演述的是武王伐纣的故事。书中叙纣王宠爱妲己，残害大臣和百姓，以至人民困苦不堪。武王在吕望的帮助下兴兵讨伐，杀死了纣王和妲己,建立了周朝。但篇中附会鬼神,穿插许多神仙妖术怪异情节,与历史本来面目已相去甚远。《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以孙膑、乐毅二人为主体，描写燕齐两国的战争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亦充满荒诞诡异情节，多与史实不符。《秦并六国平话》演述秦并六国和秦亡故事，内容多据史书，有的甚至直接抄自《史记》。《前汉书续集》叙述汉高祖统一天下后，杀戮功臣以及统治阶级互相残杀的故事，所写大体忠实于历史，而很少采入无稽妄说和怪异传闻。《三国志平话》演述的是魏、蜀、吴三国纷争的故事,内容除采自正史外,同时吸收了野史杂传和民间传说。

元代小说
上述5部长篇讲史话本,在写法和风格上可以大别为两类：前两种写历史而不拘囿于史实，作了大胆的虚构和补充,充满奇异怪诞的情节；后三种虽亦间采异闻,但却大体符合史实，很少随心所欲的无稽附会。这两种写法和风格,发展到明代,便开了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两种途径：充满奇幻怪异情节的神魔小说和基本上忠实于历史面貌的历史演义。从《武王伐纣书》到明代的《封神演义》，从《三国志平话》到明代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演进之迹甚明。
研究者认为虞氏所刊,当不止于以上5种，至少还应该有跟《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和《前汉书续集》相配的《前集》和《正集》两种。很可能当时刊印的是一套规模相当大的有系统的讲史作品。这些作品大约并非完成于一时一人,不排除有的可能是南宋时期的作品;但至治距元代开国已有50年左右，又是大规模的刻印，则这些作品中有不少产生于元代是大体可以肯定的。
讲史话本还只是初具规模的长篇小说。故事简单，结构零乱，文辞粗陋；但它已有了大体完整的故事情节，在组织结构、叙述方法、人物描写等方面，都为明代长篇小说的产生和发展，积累了艺术经验。因此，元代小说最足引人瞩目的成就，是在长篇讲史话本方面。

Ⅳ 短篇小说的小说发展史

古代短篇小说分文人小说和市人小说两大类，体现在艺术语言上则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类小说除了在小说文体和美学规律必然互相沟通的趋同性之外，从内容到形式也有较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第一，文言小说的创作主体一般都是高层文人，以唐人传奇的作者言，几乎全是当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科举成名，有的还当显宦，如元稹、牛僧孺位至宰执；白居易白行简兄弟、沈亚之、蒋防、李复言等人都有一代才名；宋明以来的刘斧、洪迈、瞿佑等作家亦然。而宋元以降的白话小说作者，不是出身下层，也便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书会先生这类中下层知识分子；冯梦龙、李渔这样的饱学之士不多。创作主体的性状必然要影响从意象到形象的风格区别。
其次，创作动机和目的不同。文人小说的作者不论由于现实人生的感兴，或意在评价人生，或意在发抒情怀，创作都不是为了卖文维生，只是自我娱悦或娱悦周围同好。白话小说的作者（演述者）却是将作品作为在游艺场中谋生的手段，或为了刻印出售。前者可以单凭一己的感兴，有独立挥洒的自主性；以小说为谋生手段的就必须考虑“买方”，关注于群众是否接受，还要顾及社会舆论的评价，以至受限于公众传媒式的言论自由度。后一点值得注意，古代没有报刊之类的传播工具，说话艺人演讲故事，大抵采集周遭近事、民间传闻，带有现代报刊社会新闻报道的作用。只要看现存北宋传来的话本大都叙述东京（今开封）一带故事；南宋大都叙述行都临安（今杭州）一带的故事；除了都城是艺人集中之区的原故外，也有取近时近地的见闻为材料的性质，因而有舆论责任的负荷，和文人的关门著述不同。
复次，主体的社会地位、创作目的和欣赏对象的不同，必然导致思想观点、感情态度和艺术趣味的不同。文人小说持上层文人圈的价值观、感情和趣味；市人小说作者的意绪、情绪和口味既不同于上层文人，又必须代表市民群众的意识、愿望和趣味，作市民的代言人，才能为市民写心而博得听众（读者）的赏爱；这之间显然要承受市民的进步的或庸俗落后的意识和趣味的影响，使两者的倾向和美学品位异趣。
又，上下层人士的生活接触面不同，所择取表现的题材和角度自然也有差异。再次，主体的素养、创作目的等的歧异，导致两者的表现方法直至驱使语言（不仅指文言和白话）的不同，文人通晓文体章法，有所秉承；丰厚的学养使之熟谙文史典故，运用自如；诗词韵语更得心应手，无所窒碍；市人小说则多用俗谚俚语，以浅俗之言适应听众；叙述的情节必须更为繁富，细节描写力求生动以吸引听众。比如，临场演述时为了等齐后到的听众，正文之前必须先加一个小故事作“入话”，以至市人小说形成一种特定的格式，后来成了案头文学时也承袭不变。唐代传奇作家人人能诗，不以为奇，除了情节必要，极少夹入无谓的诗赋韵语（元明以后的文言小说大量使用诗词韵语，是文言小说的劣化）；而市民小说作家则因没有作诗歌的素养，为了炫示风雅，反而要借用前人的诗词或自诌几句以文饰，往往不是情节发展所必需，反而成为破坏情节连贯流走的障碍。至于文言小说简洁典雅、市人小说通俗亲切，就更无庸解释了。
文人小说自七世纪的初唐出现；至中唐而极盛，作品都密接现实，宣泄时代心声；九世纪后叶起逐渐衰疲，迄宋明而不能复振，虽然余脉不绝如缕，但和全盛时期唐人传奇相比，大抵仅存形骸，神气萧索。直到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出，才结合市人小说情趣，为文人小说作了一个光辉的总结。市人小说从宋元起取代文人小说而繁荣，实因为小说是群众的艺术，而群众对深奥的文言小说毕竟有语言障碍，对文人的思想感情也较隔膜，文人小说即使不自行衰颓，也难与广大市民更贴近更能接受的市人小说争席。但市人小说经过了晚明的全盛期也渐次衰落了，这因为，大量头脑冬烘的文人（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占绝大多数）插手，将小说作为宣扬礼教的工具，这些充塞迂腐的教条的作品当然缺乏艺术，甚至没有可读性。更因为，中国陈腐的封建社会及其文化已经到了末世，已经缺乏新的美学生机，缺乏艺术创新的原动力。白话小说的长篇作品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问世后，立即进入了退潮期；短篇则比长篇更早衰落，明清之际的李渔成了最后一位佼佼者。此后虽仍有文言和白话的短篇小说行世，但在文学价值上已可存而不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