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短篇小说相关研究

❶ 契科夫《苦恼》作品赏析

艺术特色：

1、作品层次：

《苦恼》的层次非常清楚，写了姚纳四次向他人倾诉，四次碰壁，最后只好走进马棚，对马诉说。

契诃夫每写完一次姚纳的碰壁，接着便写他的苦恼，而每次碰壁后，他的苦恼就随之加深，在第二次碰壁后，加了一段抒情，在第四次碰壁后，写了姚纳想象中的第五次努力——向女性倾诉，整个故事看似平铺直叙，其实匠心独运。

姚纳遇到的四类人及对他们的称呼是军人（老爷）、三位年轻人（老爷）、仆人（老哥）、年轻车夫（老弟），这四类人的先后顺序不是随意安排的，而是按照地位从高到低的顺序，姚纳在最后一次碰壁后，他在想象中向“娘儿们”倾诉，从排列顺序看，排在牲口（小马）的前面，可见当时俄罗斯妇女地位的低下。

奇怪的是：当姚纳向军人和三位寻欢作乐的年轻人倾诉时，这两类人虽不耐烦，却还敷衍一句:“他是害什么病死的？”“大家都要死的”，而当他去向仆人和年轻车夫诉说时，前者让他走开，后者一言不发倒头便睡。

如果说，被姚纳称之为老爷的军人和三位年轻人，决不会花时间去听一个穷车夫的诉苦，这里存在社会地位的隔膜；而当姚纳去向和他同阶层的仆人和年轻车夫诉说时，他们竟连敷衍的话也懒得说，这的确发人深省。

2、语言风格

小说只有短短的4000多字，但是却内容丰富，这与作者精炼、简约的语言风格是分不开的。

首先作者用词简单、精确、凝练，在环境描写与人物描写等方面选用的词语朴实无华、又简洁精炼、寓意却又十分丰富；

其次作者在选用句子方面，尤其是对话方面，短句多、不完全句多，句子结构简单、短小精悍，显示出了语言简洁的特点，再次作者在描写时还运用了一些修辞格，收到了简单、精炼、形象、生动的修辞效果。

另外《苦恼》中还大量运用了省略号，这些省略号的运用也使语言含蓄、凝练，产生空灵之美。

契诃夫与其他一些俄国作家不同，他笔下的人物对话极其精炼，毫无冗长和罗嗦之感。人物对话不仅符合特定环境下和场合里人物的性格逻辑，而且能恰当地映射出人物此时此景的内心活动。

三个青年的对话显示出他们寻欢作乐、玩世不恭的性格，姚纳挨了他们一巴掌还说：“嘻嘻！……好有兴致的几位老爷……”内心正转着这样的念头：他们有兴趣和他打着玩，大概也有兴趣听他谈谈儿子。

同时，姚纳的对话也反映了他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性格和急于倾诉内心愁苦的心情。这对刻画马车夫的性格特征和深层心理状态起了很大作用。

3、描写手法

契科夫在《苦恼》中也采用了现实主义客观描写手法，他强调作者在创作中的客观态度，但丝毫不反对作品应有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不是廉价的说教，不是硬塞给读者，而是把鲜明的倾向丝毫不露行迹地融入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述中，他认为倾向性是作者主观思想在作品中的自然而然的流露，这种流露越隐蔽越好。

全文通篇没有作者主观的说教，但读者却从作者抑郁的描述中，看到人间的冷酷和世态炎凉。这正是契科夫“态度越是客观，所产生的印象就越有力”的现实主义的成功体现。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对于冷如冰霜的社会的揭露，真实入木三分，令人叫绝。

《苦恼》它强烈刺激着读者的不是别的，乃是惊人的真实及由此因此的深深思考。

(1)契诃夫短篇小说相关研究扩展阅读：

《苦恼》创作背景：

19世纪80年代，俄国正处于沙皇统治下的黑暗时期。70年代兴起的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由于无视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而最终失败了。

进入80年代后，他们转而采取暗杀手段来推翻专制制度。虽然他们成功地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便开始了更加残酷的血腥镇压，革命者成批地被绞死和流放，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普遍的绝望情绪，丧失了以往的那种革命信念和斗争精神。窒息的政治空气也使许多人变得麻木、冷漠，充满了庸俗的市侩习气。

契诃夫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因此他对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深有体会。19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了创作生涯，到写作《苦恼》时，社会责任感已经日益增强，民族倾向也更加鲜明。

19世纪沙皇俄国统治下的俄国社会，沙皇的专制统治使得当时社会中的人等级制度分明，人与人之间关系麻木冷漠。处在上层社会的人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处在下层的如马车夫姚纳·波塔波夫则生活困苦，挣扎在生存的边缘，贫富差距十分明显。

❷ 【阅读笔记】契诃夫《凶犯》

契诃夫短篇小说《凶犯》：法律与村社理性的碰撞

1885年7月24日，契诃夫的杰作《凶犯》（又名“预谋犯罪者”）首次登载，这部作品源于契诃夫与农民尼基达·潘求兴的一次深刻对话，他试图向这位克拉斯科沃村的农人解释拧铁路螺丝帽的严重后果，然而，丹尼斯的故事却揭示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冲突。

故事的核心在于铁路看守人发现庄稼汉丹尼斯在铁轨上拧下螺丝帽，这一看似微小的行为，却引发了侦讯官与丹尼斯之间关于公共安全与个人无知的交锋。侦讯官认为，丹尼斯的举动直接威胁了铁道安全，他的行为被明确定性为破坏铁路，危害公共利益。

丹尼斯的辩护显得颇为奇特，他辩称村民们多年来的行为并未引发事故，因此拧下螺丝帽不会导致翻车。然而，他的逻辑陷入了“秃头悖论”，忽略了事物累积效应的重要性。铁轨螺丝帽的缺失就像头发一根根掉落，终将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丹尼斯试图用“身边人都认同”来为自己辩解，却落入了诉诸公众谬误的陷阱。

侦讯官通过提及去年的火车出轨事件，揭示了村民们偷拧螺丝帽的事实，试图打破丹尼斯的逻辑。然而，丹尼斯却巧妙地将责任归咎于城市精英的理性和看守人的暴力执法，试图模糊焦点。实际上，丹尼斯的行为是否构成知法犯法，关键在于村庄缺乏关于铁路维护的教育和宣传，而他依赖的是村社中的生存法则，而非法律认知。

《荀子·富国》中的名言“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正印证了这个观点。丹尼斯所处的环境，法律教育的缺失导致他仅凭生活经验和村社关系来行事，而对于县官和法律的认知仅停留在表面。在他看来，与看守人的关系，远比法律权威更为直接和重要。

尽管如此，丹尼斯并未恶意伤害他人，他的犯罪动机仅限于对铁轨安全的无知。他与侦讯官的知识、权力和生活经验的差距，使得对话中充满了误解。契诃夫并未借此事讽刺特定阶层，而是借此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道德评判不应基于知识、身份或财富，而是需要更深入的公正和理解。

最后，小说以权力和资源的不平等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有钱人和穷人的崇拜与鄙视，男性与女性、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的评判，都可能是权力操纵的工具。只有当我们超越表面的偏见，才能看清真实的人性和社会现象。

契诃夫通过《凶犯》的故事，让我们思考法律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以及如何跨越知识鸿沟，实现真正公正的理解和判断。在这个过程中，丹尼斯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结构的微妙之处。

❸ 契科夫短篇小说的特点

1、短片小说特点
（一）朴素、自然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多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在平淡无奇的故事中透视生活的真理，在平凡琐事的描绘中揭示出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使得其作品朴素得跟现实生活一样真实而自然。如《苦恼》中写一位马夫姚纳，在儿子夭折的一星期里，几次想跟别人诉说一下内心的痛苦，都遭到各怀心事的乘客的冷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向老马倾诉自己的不幸与悲哀。作者借助这一平淡无奇的故事，揭示出黑暗社会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漠和小人物孤苦无告的悲惨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二）含蓄、冷峻
契诃夫从不轻易在小说中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倾向和主观议论，而把这种主观倾向寓含于客观冷静的艺术描写之中，让生活本身来说话，做到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如《瞌睡》写13岁的小女孩瓦尔卡白天不停地为主人干活，晚上还得整夜地给主人的小孩摇摇篮。她困极了，可小孩总是哭哭啼啼，使她根本无法入睡。最后她捏死了摇篮中的小孩，倒在地上酣然睡着了。作者在冷峻的描绘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瓦尔卡的命运究竟将会如何？对此作者留给了读者自己去思考。
（三）简洁、凝练
契诃夫主张“简洁是才能的姊妹”、“写作的艺术就是提炼的艺术”，其小说大多是速写式的，既没有冗长的景物描写和背景交代，也很少大起大落、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急剧变化的紧张场面；而是情节简单、发展迅速、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语言精练明快，善于运用白描式的个性化语言刻化人物性格、塑造典型。比如《变色龙》中仅仅写了狗咬人一件事，警察断案一个场面，四个人物，故事情节发展极其简单，作者仅仅抓住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在审案过程中的五次“变色”加以描绘、便收到极其强烈的讽刺效果。
2、人物简介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qì)诃（hē）夫（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是俄国的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是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是一个有强烈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其剧作对20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真实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他的作品的三大特征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并且其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的丑恶现象。他被认为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❹ 契诃夫短篇小说艺术的独特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下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以下则是契诃夫生平的相关资料：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❺ 试析契诃夫《小公务员之死》的讽刺力量来自哪些艺术方法。

《小公务员之死》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创作的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记叙了一个小公务员在剧院看戏时不小心冲着一位将军的后背打了一个喷嚏，便疑心自己冒犯了将军，他三番五次向将军道歉，最后惹烦了将军，在遭到了将军的呵斥后他竟然一命呜呼了。

小说用夸张讽刺的笔调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的极端恐怖所造成的人们扭曲的性格及变态的心理。

艺术特色

小说通过对幽默可笑的人和事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极端恐怖所造成的人们的精神异化、性格扭曲及心理变态，表现了作家对黑暗社会的抗议及对思想庸俗、生活猥琐的小市民的"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表明了作家对罪恶制度的无泪控诉，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从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讲，这篇短篇小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运用了重复和渐进深入的描述技巧。小说的主人公切尔维亚科夫向长官前后进行过多达六次的“道歉”，而且一次比一次显得卑怯与悲戚。

如果说他在第一次只是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近”将军的耳根“小声”地道一声“对不起，大人”云云，对方也并未因此怪罪下来，只是礼貌地回了句“不要紧”，应是正常礼度。可紧接着，他又絮絮叨叨地说“看在上帝西上”之类就显得有些多余，流露出内心藏着的某种不安，而对方的“让我看戏”，自然是对他多余举止的不耐烦的回敬。到了第三次，他对“让我看戏”的“冷答”已有“惶惶不安”之感，便忍不住趁休息时要走到老头跟前无聊地重复，引起对方不愉快地指责他。说个没完”。至于第四次，他甚至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慌”，以至于他不得不在第二天索性穿上新制服、理了发，亲自到老头家去“请求宽恕”了。这次得到的却是对方更加厌恶的“真是胡闹”的“训斥”。“自讨没趣”的戏本该到此收场，可他此时已由“恐慌”升为“恐惧”了，鬼使神差地第五次紧随其后“求饶”。对方“戏谚”他“简直是跟我开玩笑”。不料，这句愤愤之言勾起他内心更沉重的“恐慌”，以至他第六次再番去“谢罪”。这回将军“回敬”他的干脆是“滚出去”。切尔维亚科夫内心的脆弱便在这一吼中自掘坟墓，走进“死亡”了。可见，这种重复、深入的笔法对人物性格的精心塑造与对其内心世界的深刻挖掘，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❻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都有什么特点

一、《霍里和卡利内奇》篇
1、霍利(黄鼠狼)：农奴，聪慧能干、有精明的头脑、是个实用主义的人物、但为人很邋遢;
2、卡里内奇：农奴，为人忠诚、心里非常的善良，人物有自由主义，也非常的浪漫，属于妻管严;
3、卡里内奇：有精明的头脑、为了一切达到目的，是一个很贪婪的人物(一直想提高霍利的租金)；
4、霍利的老婆：欺软怕硬(惧怕丈夫，欺压儿媳妇们，殴打家里的狗)。
二、《猎人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篇
1、叶尔莫莱：猎人，自由、勇敢、热情、邋遢、花心、凶狠(对妻子);
2、磨坊主妇：原地主夫人的贴身女仆，幼年时被卖给地主夫妇，因聪明机灵成为地主婆的贴身侍女，服务主人十年后提出想结婚，惹怒了主人，被赶到乡下，后来被丈夫赎身
3、亚历山大 · 弗拉季米罗维奇 ·科罗廖夫：地主，心口不一，说的比唱的好听，表面聪明大度识时务，实则斤斤计较、寸步不让
三、《莓泉》篇
1、 斯交布什卡 ：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流浪汉
2、原老管家：善良、感恩(对老主人感激多过埋怨并茄)
3、老管家的原主人(伯爵)：铺张浪费、花心
四、《富农奥夫谢尼科夫》篇
1、 奥夫谢尼科夫 ：富农，正直、善良、友好、刻板
2、 塔季雅娜 ·伊利尼奇娜：奥夫谢尼科夫的妻子，沉默、温和
3、祖父：大地主，凶狠残暴、蛮不讲理(强行抢走奥夫谢尼科夫的父亲一块田地，还打了他父亲)
4、 斯捷潘·尼克托波利昂内奇：奥夫谢尼科夫的父亲的邻居，酒鬼，暴躁、铺张浪费，最后从鸽子棚上失足摔死。
5、 阿列克塞 ·格里戈列维奇 ·奥洛夫 · 切斯明斯基伯爵：贵族，态蔽含大方、铺张浪费、和善
五、《利戈夫村》篇
1、弗拉季米尔：已恢复自由身的农奴。热情、健谈、礼貌，无正式工作，爱好打猎但枪法不好，曾与友人外出打猎时被对方当做靶子，误伤下巴和食指。
2、苏乔克：农奴，胆小，愚笨，曾多次被易主，为主任们做过厨子、赶车、捕鱼、演戏(实则是被捉弄，比如对方把豌豆放在他左右眼皮底下)、管猎狗(骑马时摔帆笑伤，因此被打，后被派去打杂)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