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短篇小说
A. 《班主任》主要讲了什么
刘心武，生于1942年，四川成都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班主任》、《大眼猫》、《我爱每一片绿叶》，长篇小说《钟鼓楼》等。
短篇小说《班主任》是刘心武的代表作品，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收入短篇小说集《班主任》中。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是最早反映“四人帮”毒害青年学生的作品。
作品描写光明中学初三·三班班主任张俊石想接收宋宝琦——曾被拘留过的小流氓来班上学习，引起老师的不解与学生的反对，团支书谢惠敏甚至视此为一场阶级斗争。家访时得知宋宝琦偷过当时的“禁书”卖钱，但宋宝琦因为无知，不识书名、不知内容，只会给书里插图上的女子画胡子取乐。宋宝琦和谢惠敏都认为这些书——如《牛虻》、《战争与和平》、《辛稼轩词选》等是“大毒草”、“黄书”。谢惠敏认为，凡书店不出售、报刊不推荐的都是坏书。她还认为女生穿短袖衬衫和花裙子是“沾染资产阶级思想”。张俊石痛心地感到宋宝琦的堕落和“好学生”谢惠敏的“进步”所受“四人帮”毒害之深。
作者在文尾借张俊石之口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呼声。小说深刻而痛切地揭露了“四人帮”推行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对青年学生身心造成的危害与创伤。
《班主任》标志着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在新时期的复归与深入发展。作者善于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融入对现实生活的评价。无论是对谢惠敏这一典型人物的刻画，还是对极左思潮的严肃真诚的反思，都对当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它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先后被译介到日本、德国、苏联、瑞士等国。
B.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原文
刘心武小说《班主任》
一
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我想，你肯定不愿意，甚至会嗔怪我何以提出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
但是，在光明中学党支部办公室里，当黑瘦而结实的支部书记老曹，用信任的眼光望着初三（3）班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换一种方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张老师并不以为古怪荒唐。他只是极其严肃地考虑了一分钟左右，便断然回答说:"好吧，我愿意认识认识他 "
事情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公安局从拘留所把小流氓宋宝琦放了出来。他是因为卷进了一次集体犯罪活动被拘留的。在审讯过程中，面对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与政策感召，他浑身冒汗，嘴唇哆嗦，作了较为彻底的坦白交代，并且揭发检举了首犯的关键罪行。因此.公安局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情节较轻而坦白揭发较好，加上还不足十六岁--将他教育释放了。他的父母感到再也难在老邻居们面前抛头露面，便通过换房的办法搬了家，恰好搬到光明中学附近。根据这几年实行的"就近入学"办法，他父母来申请将宋宝琦转入光明中学上学。他该上初三，而初三（3）班又恰好有空位子，再加上张老师有十几年的班主任工作经验，又是这个年级班主任里唯一的党员。因此，经过党支部研究，接受了宋宝琦的转学要求，并且由老曾直接找到张老师，直截了当地摆出情况，问他说:"怎么样？你把宋宝琦收下吧？"
正象你所知道的那样，张老师思忖的目光刚同老曹那饱含期待、鼓励的目光相遇，他便答应下来了。
二
张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趁他顶着春天的风沙，骑车去公安局了解宋宝琦情况的当日，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他一番。
张老师实在太平凡了。他今年三十六岁，中等身材，稍微有点发胖。他的衣裤都明显地旧了，但非常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规规矩矩，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他脸庞长圆，额上有三条挺深的抬头纹，眼睛不算大，但能闪闪放光地看人，撒谎的学生最怕他这目光；不过，更让学生们敬畏的是张老师的那张嘴，人们都说薄嘴唇的人能说会道，张老师却是一对厚嘴唇，冬春常被风吹得爆出干皮儿；从这对厚嘴唇里迸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利，象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又象一把大条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
一路上，张老师的表情似乎挺平淡。等到听完公安局同志的情况介绍、翻完卷宗以后，他的脸上才显露出强烈的表情来--很难形容，既不全是愤慨，也不排除厌恶与蔑视，似乎渐渐又由决心占了上风，但忧虑与沉重也明显可见。
张老师从公安局回到学校时，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他掏出叠得很整齐的手绢，一边擦着脑门上的汗，一边走进年级组办公室。显然同组的老师们都已知道宋宝琦将于明天到他班上课的事了。教数学的尹达磊老师头一个迎上他，形成了关于宋宝琦的第一个波澜。
三
尹老师和张老师同岁，同是一个师范学院毕业，同时分配到光明中学任教，又经常同教一个年级。他们一贯推心置腹，就是吵嘴，也从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总是把想法倾巢倒出，一点"底儿"也不留。
尹老师身材细长，五官长得紧凑，这就使他永远摆脱不了"娃娃相"，多亏鼻梁上架着副深度近视镜，才使他在学生们面前不至有失长者的尊严。
在这1977年的春天，尹老师感到心里一片灿烂的阳光。他对教育战线，对自己的学校、所教的课程和班级，都充满了闪动着光晕的憧憬。他觉得一切不合理的事物都应该而且能够迅速得到改进。他认为"四人帮"既已揪出，扫荡"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流毒，形成理想的境界应当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不过，最近这些天他有点沉不住气。他愿意一切都如春江放舟般顺利，不曾想却仍要面临一些复杂的问题。
关于宋宝琦即将"驾到"的消息一入他的耳中，他就忍不住热血沸腾。张老师刚一迈进办公室，他便把满腔的"不理解"朝老战友发泄出来。他劈面责问张老师:" 你为什么答应下来？眼下，全年级面临的形势是要狠抓教学质量，你弄个小流氓来，陷到作他个别工作的泥坑里去，哪还有精力抓教学质量？闹不好，还弄个'一粒耗子屎坏掉一锅粥'，你呀你，也不冷静地想想，就答应下来，真让人没法理解 "
办公室的其他老师，有的赞同尹老师的观点，却不赞同他那生硬的态度；有的不赞成他的观点，却又觉得他的确是出于一片好心；有的一时还拿不准道理上该怎么看，只是为张老师凭空添了这么副重担子，滋生了同情与担忧 因此，虽然都或坐或站地望着张老师，却一时都没有说话。就连搁放在存物架上的生理卫生课教具 --耳朵模型，仿佛也特意把自己拉成了一尺半长，在专注地等待着张老师作答。
张老师觉得尹老师的意见未免偏激。但并不认为尹老师的话毫无道理。他静静地考虑了一分钟，便答辩似地说:"现在，既没有道理把宋宝琦退回给公安局，也没有必要让他回原学校上学。我既然是个班主任老师，那么，他来了，我就开展工作吧 "
这真是几句淡而无味的话。倘若张老师咄咄逼人地反驳尹老师，也许会引起一场火爆的争论，而他竟出乎意料地这样作答，尹老师仿佛反被慑服了。别的老师也挺感动，有的还不禁低首自问:"要是把宋宝琦分到我的班上，我会怎么想呢？"
张老师的确必须立即开展工作，因为.就在这时，他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找他来了。
四
谢惠敏的个头比一般男生还高，她腰板总挺得直直的，显得很健壮。有一回，她打业余体校栅栏墙外走过，一眼被里头的篮球教练看中。教练热情地把她请了进去，满心以为发现了个难得的培养对象。谁知让这位长圆脸、大眼睛的姑娘试着跑了几次蓝后，竟格外地失望--原来，她弹跳力很差，手臂手腕的关节也显得过分僵硬，一问，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
的确，谢惠敏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她功课中平，作业有时完不成，主要是由于社会工作占去的精力和时间大多了--因此倒也能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谅解。
头年夏天，张老师接任这个班的班主任时，谢惠敏已经是团支部书记了。张老师到任不久便轮到这个班下乡学农，返校的那天，队伍离村二里多了，谢惠敏突然发现有个男生手里转动着个麦穗，她不禁又惊又气地跑过去批评说:"你怎么能带走贫下中农的麦子？给我，得送回去，"那个男生不服气地辩解说:"我要拿回家给家长看，让他们知道这儿的麦子长得有多么棒，"结果引起一场争论，多数同学并不站在谢惠敏一边，有的说她"死心眼"，有的说她"太过分"。最后自然轮到张老师表态，谢惠敏手里紧紧握着那根丰满的麦穗，微张着嘴唇，期待地望着张老师。出乎许多同学的意料，张老师同意了谢惠敏送回麦穗的请求。耳边响着一片扬声争论与喁喁低议交织成的音波，望着在雨后泥泞的大车道上奔回村庄的谢惠敏那独特的背影，张老师曾经感动地想:问题不在于小小的麦穗是否一定要这样来处理:看哪，这个仅仅只有三个月团龄的支部书记，正用全部纯洁而高尚的感情，在维护"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她的身上，有着多么可贵的闪光素质啊，
但是，这以后，直到"四人帮"揪出来之前，浓郁的阴云笼罩着我们祖国的大地，阴云的暗影自然也投射到了小小的初三（3）班。被"四人帮"那个大黑干将控制的团市委，已经向光明中学派驻了联络员，据说是来培养某种"典型"，是否在初三（3）班设点，已在他们考虑之中，谢惠敏自然常被他们找去谈话。谢惠敏对他们的"教诲"并不能心领神会，因为她没有丝毫的政治投机心理，她单纯而真诚。但是，打从这时候起，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开始显露出某种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比如说，谢惠敏来告状，说团支部过组织生活时，五个团员竟有两个打瞌睡。张老师没有去责难那两个不象样子的团员，却向谢惠敏建议说；"为什么过组织生活总是念报纸呢？下回搞一次爬山比赛不成吗？保险他们不会打瞌睡，"谢惠敏瞪圆了双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隔了好一阵，才抗议地说:"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 "再比如，那一天热得象被扣在了蒸笼里，下了课，女孩子们都跑拢窗口去透气，张老师把谢惠敏叫到一边，上下打量着她说:"你为什么还穿长袖衬衫呢？你该带头换上短袖才是，而且，你们女孩子该穿裙子才对啊，"谢惠敏虽然热得直喘气，却惊讶得满脸涨红，她简直不能理解张老师在提倡什么作风，班上只有宣传委员石红才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这在谢惠敏看来，乃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
"四人帮"揪出来之后，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的矛盾自然可以解释清楚了，但并没有完全消除。
现在，谢惠敏找到张老师。向他汇报说:"班上同学都知道宋宝琦要来了，有的男生说他原来是什么'菜市口老四'，特别厉害；有些女生害怕了，说是明天宋宝琦真来，她们就不上学了，"
张老师一愣。他还没有来得及预料到这些情况。现在既然出现了这些情况，他感到格外需要团支部配合工作，便问谢惠敏:
"你怕吗？你说该怎么办？"
谢惠敏晃晃小短辫说:"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
张老师心里一热。一霎时，那在泥泞的大车道上奔走的背影活跳在记忆的屏幕上。他亲热地对谢惠敏说:"你赶紧把团支部和班委会的人找齐，咱们到教室开个干部会，"
五
四点二十左右，干部会结束了。其他干部们都走了，教室里只剩下张老师、谢惠敏和石红三个人。
石红恰好面对窗户坐着，午后的春阳射到她的圆脸庞上，使她的两颊更加红润；她拿笔的手托着腮，张大的眼眶里，晶亮的眸子缓慢地游动着，丰满的下巴微微上翘 --这是每当她要想出一个更巧妙的方法来解决一道教学题时，为数学老师所熟悉、所喜爱的神态。可是此刻她并不是在解数学题，而是在琢磨怎么写出明天一早同大家--也包括宋宝琦--见面的"号角诗"。
张老师同谢惠敏在一旁谈着话。围绕着接收宋宝琦需要展开的工作，已经全部落实。男生干部们分头找男生们做工作去了，跟他们讲宋宝琦并不是什么威震菜市口的 "英雄"，而是个犯了错误的需要帮助的人。对他既别好奇乃至于敬畏，也不能歧视打击，大家要齐心合力地帮助他。女生干部将分头到那几个或者是因为胆小，或者是出于赌气，宣布明天不来上学的女生家去，对她们和她们的家长讲清楚，学校一定会保证女孩子们不受宋宝琦欺侮；对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消极躲避只能助长他的恶习，只有团结起来同他斗争，进行教有，才能化有害为无害，并且逐步化无害为有益。张老师则要对宋宝琦进行家访，对他以及他的家长进行初步了解，并进行第一次思想工作，石红的"口角诗"明天一早将向大家强调:"让我们的教室响彻向'四化'进军的脚步声，"
当石红的"号角诗"快要写完的时候，张老师同谢惠敏的谈话结束了。张老师把摊在桌上、刚给干部们看过的几件东西往一块敛。那是张老师从派出所带回来的、宋宝琦犯案后被搜出的物品:一把用来斗殴的自行车弹簧锁，一副残破油腻的扑克牌，一个式样新颖附有打火机的镀镍烟盒，还有一本撕掉了封皮的小说。小干部们面对这些东西都厌恶得皱鼻子、撇嘴角。谢惠敏提议说:"团支部明天课后开个现场会，积极分子们也参加，摆出这些东西，狠狠批判一顿，"大伙都同意，张老师也点头说:
"对，要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抓好反腐蚀教育。"
没曾想，临到张老师收敛这几件物品时，突然出现了矛盾，还闹得挺僵。
别的东西都收进书包了，只剩下那本小说。张老师原来顾不得细翻，这时拿起来一检查，不由得"啊，"了一声。原来那是本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牛虻》。
谢惠敏感到张老师神情有点异常，忙把那本书要过来翻看。她以前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这本书，她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讲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唉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
张老师皱起眉头，思索着。他回忆起自己中学时代的情况。那时候，团支部曾向班上同学们推荐过这本小说 围坐在篝火旁，大伙用青春的热情轮流朗读过它；倚扶着万里长城的城堞，大伙热烈地讨论过"牛虻"这个人物的优缺点 这本英国小说家伏尼契写成的作品，曾激动过当年的张老师和他的同辈人，他们曾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过向上的力量 也许，当年对这本小说的缺点批判不够？也许，当年对小说的精华部分理解得也不够准确、不够深刻？ 但，不管怎么说- -张老师想到这儿，忍不住对谢惠敏开口分辨道:
"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 "
谢惠敏的两撇眉毛险些飞出脑门，她瞪圆了双眼望着张老师，激烈地质问说:"怎么？不是黄书？，这号书不是黄书什么是黄书，"在谢惠敏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一种铁的逻辑，那就是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外借的书，全是黑书、黄书。这实在也不能怪她。她开始接触图书的这些年，恰好是"四人帮"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的几年。可爱而又可怜的谢惠敏啊，她单纯地崇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东西，而在"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那几年里，她用虔诚的态度拜读的报纸刊物上，充塞着多少他们的"帮文"，喷溅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啊，倘若在谢惠敏最亲近的人当中，有人及时向她点明:张春桥、姚文元那两篇号称"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文章"大可怀疑，而"梁效"、"唐晓文"之类的大块文章也绝非马列主义的"权威论著" 那该有多好啊，但是，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没有人向她点明这一点。她的父母经常嘱咐谢惠敏及其弟妹，要听毛主席的话，变认真听广播、看报纸；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尊重老师；要求他们好好学功课 谢惠敏从这样的家庭教育中受益不浅，具备了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劳动者后代的气质；但是，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白骨精化为美女现形的斗争环境里，光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就容易陷于轻信和盲从，而"白骨精"们正是拼命利用一些人的轻信与盲从以售其奸，就这样，谢惠敏正当风华正茂之年，满心满意想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想为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而奋斗，却被"四人帮"害得眼界狭窄、是非模糊。岂止《牛虻》这本书她会认为是毒草，我们这段故事发生的时候，《青春之歌》已经进行再版了，但谢惠敏还保持着"四人帮"揪出前形成的习惯--把那些热衷于传播"文艺消息"，什么又会有某个新电影上演啦，电台又播了个什么新歌呀这样的同学们，看成是"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就在前几天，她发现石红在自习课上看一本厚厚的小说，下课她便给没收了。那是1959年出版的《青春之歌》，她随便翻检了几页，把自己弄得心跳神乱--断定是本"黄书"，正想拿来上交给张老师，石红笑嘻嘻地一把抢了回去，还拍着封面说；"可带劲啦，你也看看吧，"结果两人争吵了一场；后来她忙着去团委开会，倒忘记向张老师反映了，没想到今天张老师竟比石红还要石红--亲口否认这本外国"黄书"不黄，在谢惠敏心中，外国的"黄书"当然一律又要比中国的"黄书"更黄了。面对着这样一位张老师，她又联想起以前的许多细琐冲突来。于是，往常毕竟占据支配地位的尊敬之感，顿然减少了许多。她微微噘起嘴，飞走的眉毛落回来拧成了个死疙瘩。
这时候，石红写完"号角诗"，正准备给张老师和谢惠敏朗
诵，突然听到张老师说:"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 "她这才知道那本被书原来就是《牛虻》，赶忙凑拢谢惠敏身边去看，谢惠敏大声质问张老师的话刚一出口，她便热情地晃动着谢惠敏胳膊说:"别这么说，我听爸爸妈妈讲过，《牛虻》这本书值得一读，这两天我正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头的保尔·柯察金是个无产阶级英雄，可他就特别佩服'牛虻' "石红早就想找本《牛虻》来看，一直没有借到，所以她从谢惠敏手中拿过书来翻动时，心里翻腾着强烈的求知欲:这本书写的是什么时代的事儿？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牛虻"究竟是个啥样的人？真的有值得佩服的地方吗？ 当她把破书还到张老师手上时，不禁问道: "读这本书，该注意些啥？学习些啥？"谢惠敏咬住嘴唇，眯起眼睛，不满地望着石红，心里怦怦直跳。张老师翻动着那本饱经沧桑的《牛虻》，他本想耐心地对谢惠敏解释为什么不能把它算作"黄书"，但是这本书是从宋宝琦那儿抄出来的，并且，瞧，插图上，凡有女主角琼玛出现，一律野蛮地给她添上了八字胡须。又焉知宋宝琦他们不是把它当成"黄书"来看的呢？生活现象是复杂的。这本《牛虻》的遭遇也够光怪陆离了。对谢惠敏这样实际上还很幼稚的孩子。分析过于复杂的生活现象和精华糟粕并存的文艺作品，需要充裕的时间和适宜的场合。
想到这些，我们的张老师便把破旧的《牛虻》放入书包，和蔼地对谢惠敏说:"关于这本书的事儿，咱们改天再谈吧。看，快五点了，咱们赶紧听听石红写的'号角诗'吧，听完分头按计划行动。"
石红念的诗，谢惠敏一句也没装进脑子里去。她痛苦而惶惑地望着映在课桌上的那些斑驳的树影。她非常、非常愿意尊敬张老师，可张老师对这样一本书的古怪态度，又让她不能不在心里嘀咕:"还是老师呢，怎么会这样啊？， "
六
五点刚过，张老师骑车抵达宋家的新居。小院的两间东屋里东西还来不及仔细整理，显得很凌乱。比如说，一盆开始挂花的
"令箭"，就很不恰当地摆放在歪盖着塑料布的缝纫机上。
宋宝琦的母亲是个售货员，这天正为搬家倒休，忙不迭地拾缀着屋子。见张老师来了，她有点宽慰，又有点羞愧，忙把宋宝琦从堂屋喊出来，让他给老师敬礼，又让他去倒茶。我们且不忙随张老师的眼光去打量宋宝琦，先随张老师坐下来同宋宝琦母亲谈谈，了解一下这个家庭的大概。
宋宝琦的父亲在园林局苗圃场工作，一直上"正常班"，就是说，下午六点以后就能往家奔了。但他每天常常要八、九点钟才回家。为什么？宋宝琦母亲说起来连连叹气，原来这些年他养成了个坏习惯:下班的路上经过月坛，总要把自行车一撂，到小树林里同一些人席地而坐，打扑克消遣，有时打到天黑也不散，挪到路灯底下接茬打，非得其中有个人站起来赶着去工厂上夜班，他们才散。
显然，这样一位父亲，既然缺乏丰富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那么，对宋宝琦的缺乏教育管束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当母亲的，从她含怨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她是怎样自食了溺爱与放任独生子的苦果。
绝不要以为这个家庭很差劲。张老师注意到，尽管他们还有大量的清理与安置工作，才能使房间达到窗明几净的程度，但是一张镶镜框的毛主席像，却已端正地挂到了北墙，并且，一张稍小的周总理像，装在一个自制的环绕着银白梅花图案的镜框中，被郑重地摆放在了小衣柜的正中。这说明这对年近半百的平凡夫妇，内心里也涌荡着和亿万人民相同的感情波澜。那么，除了他们自身的弱点以外，谁应当对他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负责呢？
差一刻六点的时侯，张老师请当母亲的尽管去忙她的家务事，他把宋宝琦带进里屋，开始了对小流氓的第一次谈话。
现在我们可以仔细看看宋宝琦是个什么模样了。他上身只穿着尼龙弹力背心，一疙瘩一疙瘩的横肉，和那白里透红的肤色，充分说明他有幸生活在我们这个不愁吃不愁穿的社会里，营养是多么充分，躯体里蕴藏着多么充沛的精力。唉，他那张脸啊，即便是以经常直视受教育者为习惯的张老师，乍一看也不免浑身起栗。并非五官不端正，令人寒心的是从面部肌肉里，从殴斗中打裂过又缝上的上唇中，从鼻翅的神经质扇动中，特别是从那双一目了然地充斥着空虚与愚蠢的眼神中，你立即会感觉到，仿佛一个被污水泼得变了形的灵魂，赤裸裸地立在了聚光灯下。
经过三十来个回合的问答，张老师已在心里对宋宝琦有了如下的估计: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大约只相当初中一年级程度，别看有着一身犟肉，实际上对任何一种正规的体育活动都不在行。张老师想到，一些满足于贴贴标签的人批判起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来，一定会说他是"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但是，随着进一步地询问，张老师便愈来愈深切地感到，笼统地说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具有资产阶级思想，那就近乎无的放矢，对引导他走上正路也无济于事。
宋宝琦的确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但究竟是哪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呢？
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博爱"，讲究"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用虚伪的"人性论"掩盖他们追求剥削、压迫的罪行。而宋宝琦呢？他自从陷入了那个流氓集团以后，便无时无刻不处于森严的约束之中，并且多次被大流氓"扇耳茄子"与用烟头烫后脑勺。他愤怒吗？反抗吗？不，他既无追求"个性解放"、呼号"自由、平等"的思想行动，也从未想到过"博爱"；他一方面迷信"哥儿们义气"，心甘情愿地替大流氓当"炊拨儿"，另一方面又把扇比他更小的流氓耳光当作最大的乐趣。什么"成名成家"，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因为从他懂事的时候起，一切专门家--科学家、工程师、作家、教授 几乎都被林贼、"四人带"打成了"臭老九"，论排行，似乎还在他们流氓之下，对他来说，何羡慕之有？有何奋斗而求之的必要？资产阶级的典型思想之一是"知识即力量"，对不起，我们的宋宝琦也绝无此种观念。知识有什么用？无休无止地"造反"最好。张铁生考试据说得了个"大鸭蛋"，不是反而当上大官了吗？ 所以，不能笼统地给宋宝琦贴上个"满脑袋资产阶级思想"的标签便罢休，要对症下药，资分阶级在上升阶段的那些个思想观点，他头脑里并不多甚至没有，他有的反倒是封建时代的"哥儿们义气"以及资产阶级在没落阶段的享乐主义一类的反动思想影响 请不要在张老师对宋宝琦的这种剖析面前闭上你的眼睛，塞上你的耳朵，这是事实，而且，很遗憾，如果你热爱我们的祖国，为我们可爱的祖国的未来操心的话，那么，你还要承认，宋宝琦身上所反映出的这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并不是极个别的，
请抱着解决实际问题、治疗我们祖国健壮躯体上的局部痈疽的态度，同我们的张老师一起，来考虑考虑如何教育、转变宋宝琦这类青少年。
C. 小小说班主任 那本书
刘心武写过篇短篇小说《班主任》，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
D. 【历史】刘心武的《班主任》哪年发表
刘心武，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开伤痕文学先声，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作，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首奖,并由此取得在文坛上的地位。
E. 急需刘心武《班主任》的权威解读
刘心武，以短篇小说《班主任》成名，该作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其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主流作家之一。90年代之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就秦可卿等专题进行系列讲座，对民间红学的蓬勃起到推动作用。（宇慧撰写）
简历：（1942～） 当代作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四川成都人。1950 年随父迁居北京。中学时期爱好文学。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后任中学教员15年。1976年后任北京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刊《十月》并任编辑。1979年起任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1987年赴美国访问并在13所大学讲学。
创作上，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开伤痕文学先声，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作，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首奖,并由此取得在文坛上的地位。后又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我爱每一片绿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小说，曾激起强烈反响。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刘心武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中短篇小说集《绿叶与黄金》、《大眼猫》、《都会咏叹调》、《立体交叉桥》、《519长镜头》，中篇小说集《如意》、《王府井万花筒》、《木变石戒指》、《一窗灯火》、《蓝夜叉》，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风过耳》、《四牌楼》等，还出版有散文集、理论集、儿童文学等作品以及8卷本《刘心武文集》，刘心武对生活感受敏锐，善于作理性的宏观把握，写出了不少具有社会思考特点的小说，作风严谨，意蕴深厚
F.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原文是什么
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我想，你肯定不愿意，甚至会嗔怪我何以提出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
但是，在光明中学党支部办公室里，当黑瘦而结实的支部书记老曹，用信任的眼光望着初三（3）班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换一种方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张老师并不以为古怪荒唐。他只是极其严肃地考虑了一分钟左右，便断然回答说："好吧！我愿意认识认识他……"
事情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公安局从拘留所把小流氓宋宝琦放了出来。他是因为卷进了一次集体犯罪活动被拘留的。在审讯过程中，面对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与政策感召，他浑身冒汗，嘴唇哆嗦，作了较为彻底的坦白交代，并且揭发检举了首犯的关键罪行。因此．公安局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情节较轻而坦白揭发较好，加上还不足十六岁--将他教育释放了。他的父母感到再也难在老邻居们面前抛头露面，便通过换房的办法搬了家，恰好搬到光明中学附近。根据这几年实行的"就近入学"办法，他父母来申请将宋宝琦转入光明中学上学。他该上初三，而初三（3）班又恰好有空位子，再加上张老师有十几年的班主任工作经验，又是这个年级班主任里唯一的党员。因此，经过党支部研究，接受了宋宝琦的转学要求，并且由老曾直接找到张老师，直截了当地摆出情况，问他说："怎么样？你把宋宝琦收下吧？"
正象你所知道的那样，张老师思忖的目光刚同老曹那饱含期待、鼓励的目光相遇，他便答应下来了。
二
张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趁他顶着春天的风沙，骑车去公安局了解宋宝琦情况的当日，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他一番。
张老师实在太平凡了。他今年三十六岁，中等身材，稍微有点发胖。他的衣裤都明显地旧了，但非常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规规矩矩，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他脸庞长圆，额上有三条挺深的抬头纹，眼睛不算大，但能闪闪放光地看人，撒谎的学生最怕他这目光；不过，更让学生们敬畏的是张老师的那张嘴，人们都说薄嘴唇的人能说会道，张老师却是一对厚嘴唇，冬春常被风吹得爆出干皮儿；从这对厚嘴唇里迸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利，象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又象一把大条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
一路上，张老师的表情似乎挺平淡。等到听完公安局同志的情况介绍、翻完卷宗以后，他的脸上才显露出强烈的表情来--很难形容，既不全是愤慨，也不排除厌恶与蔑视，似乎渐渐又由决心占了上风，但忧虑与沉重也明显可见。
张老师从公安局回到学校时，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他掏出叠得很整齐的手绢，一边擦着脑门上的汗，一边走进年级组办公室。显然同组的老师们都已知道宋宝琦将于明天到他班上课的事了。教数学的尹达磊老师头一个迎上他，形成了关于宋宝琦的第一个波澜。
三
尹老师和张老师同岁，同是一个师范学院毕业，同时分配到光明中学任教，又经常同教一个年级。他们一贯推心置腹，就是吵嘴，也从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总是把想法倾巢倒出，一点"底儿"也不留。
尹老师身材细长，五官长得紧凑，这就使他永远摆脱不了"娃娃相"，多亏鼻梁上架着副深度近视镜，才使他在学生们面前不至有失长者的尊严。
在这1977年的春天，尹老师感到心里一片灿烂的阳光。他对教育战线，对自己的学校、所教的课程和班级，都充满了闪动着光晕的憧憬。他觉得一切不合理的事物都应该而且能够迅速得到改进。他认为"四人帮"既已揪出，扫荡"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流毒，形成理想的境界应当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不过，最近这些天他有点沉不住气。他愿意一切都如春江放舟般顺利，不曾想却仍要面临一些复杂的问题。
关于宋宝琦即将"驾到"的消息一入他的耳中，他就忍不住热血沸腾。张老师刚一迈进办公室，他便把满腔的"不理解"朝老战友发泄出来。他劈面责问张老师：" 你为什么答应下来？眼下，全年级面临的形势是要狠抓教学质量，你弄个小流氓来，陷到作他个别工作的泥坑里去，哪还有精力抓教学质量？闹不好，还弄个'一粒耗子屎坏掉一锅粥'！你呀你，也不冷静地想想，就答应下来，真让人没法理解……"
办公室的其他老师，有的赞同尹老师的观点，却不赞同他那生硬的态度；有的不赞成他的观点，却又觉得他的确是出于一片好心；有的一时还拿不准道理上该怎么看，只是为张老师凭空添了这么副重担子，滋生了同情与担忧……因此，虽然都或坐或站地望着张老师，却一时都没有说话。就连搁放在存物架上的生理卫生课教具 --耳朵模型，仿佛也特意把自己拉成了一尺半长，在专注地等待着张老师作答。
张老师觉得尹老师的意见未免偏激。但并不认为尹老师的话毫无道理。他静静地考虑了一分钟，便答辩似地说："现在，既没有道理把宋宝琦退回给公安局，也没有必要让他回原学校上学。我既然是个班主任老师，那么，他来了，我就开展工作吧……"
这真是几句淡而无味的话。倘若张老师咄咄逼人地反驳尹老师，也许会引起一场火爆的争论，而他竟出乎意料地这样作答，尹老师仿佛反被慑服了。别的老师也挺感动，有的还不禁低首自问："要是把宋宝琦分到我的班上，我会怎么想呢？"
张老师的确必须立即开展工作，因为．就在这时，他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找他来了。
四
谢惠敏的个头比一般男生还高，她腰板总挺得直直的，显得很健壮。有一回，她打业余体校栅栏墙外走过，一眼被里头的篮球教练看中。教练热情地把她请了进去，满心以为发现了个难得的培养对象。谁知让这位长圆脸、大眼睛的姑娘试着跑了几次蓝后，竟格外地失望--原来，她弹跳力很差，手臂手腕的关节也显得过分僵硬，一问，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
的确，谢惠敏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她功课中平，作业有时完不成，主要是由于社会工作占去的精力和时间大多了--因此倒也能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谅解。
头年夏天，张老师接任这个班的班主任时，谢惠敏已经是团支部书记了。张老师到任不久便轮到这个班下乡学农，返校的那天，队伍离村二里多了，谢惠敏突然发现有个男生手里转动着个麦穗，她不禁又惊又气地跑过去批评说："你怎么能带走贫下中农的麦子？给我！得送回去！"那个男生不服气地辩解说："我要拿回家给家长看，让他们知道这儿的麦子长得有多么棒！"结果引起一场争论，多数同学并不站在谢惠敏一边，有的说她"死心眼"，有的说她"太过分"。最后自然轮到张老师表态，谢惠敏手里紧紧握着那根丰满的麦穗，微张着嘴唇，期待地望着张老师。出乎许多同学的意料，张老师同意了谢惠敏送回麦穗的请求。耳边响着一片扬声争论与喁喁低议交织成的音波，望着在雨后泥泞的大车道上奔回村庄的谢惠敏那独特的背影，张老师曾经感动地想：问题不在于小小的麦穗是否一定要这样来处理：看哪，这个仅仅只有三个月团龄的支部书记，正用全部纯洁而高尚的感情，在维护"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她的身上，有着多么可贵的闪光素质啊！
但是，这以后，直到"四人帮"揪出来之前，浓郁的阴云笼罩着我们祖国的大地，阴云的暗影自然也投射到了小小的初三（3）班。被"四人帮"那个大黑干将控制的团市委，已经向光明中学派驻了联络员，据说是来培养某种"典型"，是否在初三（3）班设点，已在他们考虑之中，谢惠敏自然常被他们找去谈话。谢惠敏对他们的"教诲"并不能心领神会，因为她没有丝毫的政治投机心理，她单纯而真诚。但是，打从这时候起，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开始显露出某种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比如说，谢惠敏来告状，说团支部过组织生活时，五个团员竟有两个打瞌睡。张老师没有去责难那两个不象样子的团员，却向谢惠敏建议说；"为什么过组织生活总是念报纸呢？下回搞一次爬山比赛不成吗？保险他们不会打瞌睡！"谢惠敏瞪圆了双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隔了好一阵，才抗议地说："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再比如，那一天热得象被扣在了蒸笼里，下了课，女孩子们都跑拢窗口去透气，张老师把谢惠敏叫到一边，上下打量着她说："你为什么还穿长袖衬衫呢？你该带头换上短袖才是，而且，你们女孩子该穿裙子才对啊！"谢惠敏虽然热得直喘气，却惊讶得满脸涨红，她简直不能理解张老师在提倡什么作风！班上只有宣传委员石红才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这在谢惠敏看来，乃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
"四人帮"揪出来之后，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的矛盾自然可以解释清楚了，但并没有完全消除。
现在，谢惠敏找到张老师。向他汇报说："班上同学都知道宋宝琦要来了，有的男生说他原来是什么'菜市口老四'，特别厉害；有些女生害怕了，说是明天宋宝琦真来，她们就不上学了！"
张老师一愣。他还没有来得及预料到这些情况。现在既然出现了这些情况，他感到格外需要团支部配合工作，便问谢惠敏：
"你怕吗？你说该怎么办？"
谢惠敏晃晃小短辫说："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
张老师心里一热。一霎时，那在泥泞的大车道上奔走的背影活跳在记忆的屏幕上。他亲热地对谢惠敏说："你赶紧把团支部和班委会的人找齐，咱们到教室开个干部会！"
五
四点二十左右，干部会结束了。其他干部们都走了，教室里只剩下张老师、谢惠敏和石红三个人。
石红恰好面对窗户坐着，午后的春阳射到她的圆脸庞上，使她的两颊更加红润；她拿笔的手托着腮，张大的眼眶里，晶亮的眸子缓慢地游动着，丰满的下巴微微上翘 --这是每当她要想出一个更巧妙的方法来解决一道教学题时，为数学老师所熟悉、所喜爱的神态。可是此刻她并不是在解数学题，而是在琢磨怎么写出明天一早同大家--也包括宋宝琦--见面的"号角诗"。
张老师同谢惠敏在一旁谈着话。围绕着接收宋宝琦需要展开的工作，已经全部落实。男生干部们分头找男生们做工作去了，跟他们讲宋宝琦并不是什么威震菜市口的 "英雄"，而是个犯了错误的需要帮助的人。对他既别好奇乃至于敬畏，也不能歧视打击，大家要齐心合力地帮助他。女生干部将分头到那几个或者是因为胆小，或者是出于赌气，宣布明天不来上学的女生家去，对她们和她们的家长讲清楚，学校一定会保证女孩子们不受宋宝琦欺侮；对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消极躲避只能助长他的恶习，只有团结起来同他斗争，进行教有，才能化有害为无害，并且逐步化无害为有益。张老师则要对宋宝琦进行家访，对他以及他的家长进行初步了解，并进行第一次思想工作，石红的"口角诗"明天一早将向大家强调："让我们的教室响彻向'四化'进军的脚步声！"
当石红的"号角诗"快要写完的时候，张老师同谢惠敏的谈话结束了。张老师把摊在桌上、刚给干部们看过的几件东西往一块敛。那是张老师从派出所带回来的、宋宝琦犯案后被搜出的物品：一把用来斗殴的自行车弹簧锁，一副残破油腻的扑克牌，一个式样新颖附有打火机的镀镍烟盒，还有一本撕掉了封皮的小说。小干部们面对这些东西都厌恶得皱鼻子、撇嘴角。谢惠敏提议说："团支部明天课后开个现场会，积极分子们也参加，摆出这些东西，狠狠批判一顿！"大伙都同意，张老师也点头说：
"对，要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抓好反腐蚀教育。"
没曾想，临到张老师收敛这几件物品时，突然出现了矛盾，还闹得挺僵。
别的东西都收进书包了，只剩下那本小说。张老师原来顾不得细翻，这时拿起来一检查，不由得"啊！"了一声。原来那是本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牛虻》。
谢惠敏感到张老师神情有点异常，忙把那本书要过来翻看。她以前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这本书，她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讲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唉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
张老师皱起眉头，思索着。他回忆起自己中学时代的情况。那时候，团支部曾向班上同学们推荐过这本小说……围坐在篝火旁，大伙用青春的热情轮流朗读过它；倚扶着万里长城的城堞，大伙热烈地讨论过"牛虻"这个人物的优缺点……这本英国小说家伏尼契写成的作品，曾激动过当年的张老师和他的同辈人，他们曾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过向上的力量……也许，当年对这本小说的缺点批判不够？也许，当年对小说的精华部分理解得也不够准确、不够深刻？……但，不管怎么说- -张老师想到这儿，忍不住对谢惠敏开口分辨道：
"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
谢惠敏的两撇眉毛险些飞出脑门，她瞪圆了双眼望着张老师，激烈地质问说："怎么？不是黄书？！这号书不是黄书什么是黄书！"在谢惠敏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一种铁的逻辑，那就是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外借的书，全是黑书、黄书。这实在也不能怪她。她开始接触图书的这些年，恰好是"四人帮"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的几年。可爱而又可怜的谢惠敏啊，她单纯地崇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东西，而在"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那几年里，她用虔诚的态度拜读的报纸刊物上，充塞着多少他们的"帮文"，喷溅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啊！倘若在谢惠敏最亲近的人当中，有人及时向她点明：张春桥、姚文元那两篇号称"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文章"大可怀疑，而"梁效"、"唐晓文"之类的大块文章也绝非马列主义的"权威论著"……那该有多好啊！但是，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没有人向她点明这一点。她的父母经常嘱咐谢惠敏及其弟妹，要听毛主席的话，变认真听广播、看报纸；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尊重老师；要求他们好好学功课……谢惠敏从这样的家庭教育中受益不浅，具备了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劳动者后代的气质；但是，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白骨精化为美女现形的斗争环境里，光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就容易陷于轻信和盲从，而"白骨精"们正是拼命利用一些人的轻信与盲从以售其奸！就这样，谢惠敏正当风华正茂之年，满心满意想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想为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而奋斗，却被"四人帮"害得眼界狭窄、是非模糊。岂止《牛虻》这本书她会认为是毒草，我们这段故事发生的时候，《青春之歌》已经进行再版了，但谢惠敏还保持着"四人帮"揪出前形成的习惯--把那些热衷于传播"文艺消息"，什么又会有某个新电影上演啦，电台又播了个什么新歌呀这样的同学们，看成是"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就在前几天，她发现石红在自习课上看一本厚厚的小说，下课她便给没收了。那是1959年出版的《青春之歌》，她随便翻检了几页，把自己弄得心跳神乱--断定是本"黄书"，正想拿来上交给张老师，石红笑嘻嘻地一把抢了回去，还拍着封面说；"可带劲啦！你也看看吧！"结果两人争吵了一场；后来她忙着去团委开会，倒忘记向张老师反映了，没想到今天张老师竟比石红还要石红--亲口否认这本外国"黄书"不黄！在谢惠敏心中，外国的"黄书"当然一律又要比中国的"黄书"更黄了。面对着这样一位张老师，她又联想起以前的许多细琐冲突来。于是，往常毕竟占据支配地位的尊敬之感，顿然减少了许多。她微微噘起嘴，飞走的眉毛落回来拧成了个死疙瘩。
这时候，石红写完"号角诗"，正准备给张老师和谢惠敏朗
诵，突然听到张老师说："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她这才知道那本被书原来就是《牛虻》，赶忙凑拢谢惠敏身边去看，谢惠敏大声质问张老师的话刚一出口，她便热情地晃动着谢惠敏胳膊说："别这么说！我听爸爸妈妈讲过，《牛虻》这本书值得一读！这两天我正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头的保尔·柯察金是个无产阶级英雄，可他就特别佩服'牛虻'……"石红早就想找本《牛虻》来看，一直没有借到，所以她从谢惠敏手中拿过书来翻动时，心里翻腾着强烈的求知欲：这本书写的是什么时代的事儿？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牛虻"究竟是个啥样的人？真的有值得佩服的地方吗？……当她把破书还到张老师手上时，不禁问道： "读这本书，该注意些啥？学习些啥？"谢惠敏咬住嘴唇，眯起眼睛，不满地望着石红，心里怦怦直跳。张老师翻动着那本饱经沧桑的《牛虻》，他本想耐心地对谢惠敏解释为什么不能把它算作"黄书"，但是这本书是从宋宝琦那儿抄出来的，并且，瞧，插图上，凡有女主角琼玛出现，一律野蛮地给她添上了八字胡须。又焉知宋宝琦他们不是把它当成"黄书"来看的呢？生活现象是复杂的。这本《牛虻》的遭遇也够光怪陆离了。对谢惠敏这样实际上还很幼稚的孩子。分析过于复杂的生活现象和精华糟粕并存的文艺作品，需要充裕的时间和适宜的场合。
想到这些，我们的张老师便把破旧的《牛虻》放入书包，和蔼地对谢惠敏说："关于这本书的事儿，咱们改天再谈吧。看，快五点了，咱们赶紧听听石红写的'号角诗'吧，听完分头按计划行动。"
石红念的诗，谢惠敏一句也没装进脑子里去。她痛苦而惶惑地望着映在课桌上的那些斑驳的树影。她非常、非常愿意尊敬张老师，可张老师对这样一本书的古怪态度，又让她不能不在心里嘀咕："还是老师呢，怎么会这样啊？！……"
六
五点刚过，张老师骑车抵达宋家的新居。小院的两间东屋里东西还来不及仔细整理，显得很凌乱。比如说，一盆开始挂花的
"令箭"，就很不恰当地摆放在歪盖着塑料布的缝纫机上。
宋宝琦的母亲是个售货员，这天正为搬家倒休，忙不迭地拾缀着屋子。见张老师来了，她有点宽慰，又有点羞愧，忙把宋宝琦从堂屋喊出来，让他给老师敬礼，又让他去倒茶。我们且不忙随张老师的眼光去打量宋宝琦，先随张老师坐下来同宋宝琦母亲谈谈，了解一下这个家庭的大概。
宋宝琦的父亲在园林局苗圃场工作，一直上"正常班"，就是说，下午六点以后就能往家奔了。但他每天常常要八、九点钟才回家。为什么？宋宝琦母亲说起来连连叹气，原来这些年他养成了个坏习惯：下班的路上经过月坛，总要把自行车一撂，到小树林里同一些人席地而坐，打扑克消遣，有时打到天黑也不散，挪到路灯底下接茬打，非得其中有个人站起来赶着去工厂上夜班，他们才散。
显然，这样一位父亲，既然缺乏丰富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那么，对宋宝琦的缺乏教育管束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当母亲的，从她含怨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她是怎样自食了溺爱与放任独生子的苦果。
绝不要以为这个家庭很差劲。张老师注意到，尽管他们还有大量的清理与安置工作，才能使房间达到窗明几净的程度，但是一张镶镜框的毛主席像，却已端正地挂到了北墙，并且，一张稍小的周总理像，装在一个自制的环绕着银白梅花图案的镜框中，被郑重地摆放在了小衣柜的正中。这说明这对年近半百的平凡夫妇，内心里也涌荡着和亿万人民相同的感情波澜。那么，除了他们自身的弱点以外，谁应当对他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负责呢？……
差一刻六点的时侯，张老师请当母亲的尽管去忙她的家务事，他把宋宝琦带进里屋，开始了对小流氓的第一次谈话。
现在我们可以仔细看看宋宝琦是个什么模样了。他上身只穿着尼龙弹力背心，一疙瘩一疙瘩的横肉，和那白里透红的肤色，充分说明他有幸生活在我们这个不愁吃不愁穿的社会里，营养是多么充分，躯体里蕴藏着多么充沛的精力。唉，他那张脸啊，即便是以经常直视受教育者为习惯的张老师，乍一看也不免浑身起栗。并非五官不端正，令人寒心的是从面部肌肉里，从殴斗中打裂过又缝上的上唇中，从鼻翅的神经质扇动中，特别是从那双一目了然地充斥着空虚与愚蠢的眼神中，你立即会感觉到，仿佛一个被污水泼得变了形的灵魂，赤裸裸地立在了聚光灯下。
经过三十来个回合的问答，张老师已在心里对宋宝琦有了如下的估计：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大约只相当初中一年级程度，别看有着一身犟肉，实际上对任何一种正规的体育活动都不在行。张老师想到，一些满足于贴贴标签的人批判起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来，一定会说他是"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但是，随着进一步地询问，张老师便愈来愈深切地感到，笼统地说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具有资产阶级思想，那就近乎无的放矢，对引导他走上正路也无济于事。
宋宝琦的确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但究竟是哪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呢？
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博爱"，讲究"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用虚伪的"人性论"掩盖他们追求剥削、压迫的罪行。而宋宝琦呢？他自从陷入了那个流氓集团以后，便无时无刻不处于森严的约束之中，并且多次被大流氓"扇耳茄子"与用烟头烫后脑勺。他愤怒吗？反抗吗？不，他既无追求"个性解放"、呼号"自由、平等"的思想行动，也从未想到过"博爱"；他一方面迷信"哥儿们义气"，心甘情愿地替大流氓当"炊拨儿"，另一方面又把扇比他更小的流氓耳光当作最大的乐趣。什么"成名成家"，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因为从他懂事的时候起，一切专门家--科学家、工程师、作家、教授……几乎都被林贼、"四人带"打成了"臭老九"，论排行，似乎还在他们流氓之下，对他来说，何羡慕之有？有何奋斗而求之的必要？资产阶级的典型思想之一是"知识即力量"，对不起，我们的宋宝琦也绝无此种观念。知识有什么用？无休无止地"造反"最好。张铁生考试据说得了个"大鸭蛋"，不是反而当上大官了吗？……所以，不能笼统地给宋宝琦贴上个"满脑袋资产阶级思想"的标签便罢休，要对症下药！资分阶级在上升阶段的那些个思想观点，他头脑里并不多甚至没有，他有的反倒是封建时代的"哥儿们义气"以及资产阶级在没落阶段的享乐主义一类的反动思想影响……请不要在张老师对宋宝琦的这种剖析面前闭上你的眼睛，塞上你的耳朵，这是事实！而且，很遗憾，如果你热爱我们的祖国，为我们可爱的祖国的未来操心的话，那么，你还要承认，宋宝琦身上所反映出的这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并不是极个别的！
请抱着解决实际问题、治疗我们祖国健壮躯体上的局部痈疽的态度，同我们的张老师一起，来考虑考虑如何教育、转变宋宝琦这类青少年吧！
G. 刘心武 班主任 赏析
刘心武，以短篇小说《班主任》成名，该作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其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主流作家之一。90年代之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就秦可卿等专题进行系列讲座，对民间红学的蓬勃起到推动作用。（宇慧撰写）
简历：（1942～） 当代作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四川成都人。1950 年随父迁居北京。中学时期爱好文学。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后任中学教员15年。1976年后任北京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刊《十月》并任编辑。1979年起任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1987年赴美国访问并在13所大学讲学。
创作上，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开伤痕文学先声，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作，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首奖,并由此取得在文坛上的地位。后又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我爱每一片绿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小说，曾激起强烈反响。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刘心武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中短篇小说集《绿叶与黄金》、《大眼猫》、《都会咏叹调》、《立体交叉桥》、《519长镜头》，中篇小说集《如意》、《王府井万花筒》、《木变石戒指》、《一窗灯火》、《蓝夜叉》，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风过耳》、《四牌楼》等，还出版有散文集、理论集、儿童文学等作品以及8卷本《刘心武文集》，刘心武对生活感受敏锐，善于作理性的宏观把握，写出了不少具有社会思考特点的小说，作风严谨，意蕴深厚
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作品所讲述的悲情故事，触及了被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摧残的人间亲情，唤醒已经厌倦了紧张斗争的中国人内心感情中久遭压抑的一面，成为此时关于思想解放和艺术民主的第一次文学尝试。划开了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H. 以《班主任》为例谈谈伤痕小说的特点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缺失人性
人性是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感，也是对理想的追求、道德的衡量、价值的判断等精神取向。正面描写人性，反映人性，歌颂优美健康的人性，批判丑陋的人性、呼唤美好的亲情、爱情等，是文学关怀人的体现，也是文学的本质内容，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应成为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人性的扭曲理解变本加厉。在阶级斗争纲领君临一切的思想意识里，在公开的话语环境里，人性成了作家们最忌讳的话题，失落于优美的文学家园。人性淡出了政治话语环境，成为文学创作中的“雷区”，受到教条主义化的待遇，当时几乎所有的“文革文学”作品都不再正面描写人性。直接表现“文革”中的人性的作品，存在严重“缺席”状况。如一度风靡全国、独领风骚近十年的革命样板戏，几乎都没有涉及真实人性的内容。人们谈“人性”色变，视人性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惹火烧身，而没有认识到人性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题中应有之意。人性完全处于被践踏遭毁灭的境地，成为禁语，陷入“文革”的空前灾难中。
既然人性等被扭曲成为可怕的妖魔鬼怪，不能得到健康发展，那么，也就只剩下“阶级性”的生存发展空间了。漠视人性，压抑人性，唯政治是从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特别是“四人帮”制定的“三突出原则”创作模式成为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则后，人性更是被完全从文学题材中排斥出去，被湮没于阶级话语情境中，遭遇坎坷。一切禁忌似乎要把人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六亲不认、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仙人，抑或同时睁着孙悟空似的火眼金睛，把一切隐藏的人性揪出批斗，类同万恶不赦的特务、“封资修”等阶级敌人。即使是亲生爹妈，也要大义灭亲，而要服从于“阶级爹妈”。从这个角度说，《伤痕》的主人公王晓华的情感取向、价值判断标准也似乎合情合理。尽管此前王晓华和妈妈的感情很好，母女情深。但当妈妈成为“叛徒”、“特务”的最困难时刻，她却和妈妈断绝关系，泯灭了人性。
缺乏自我认识
“文革”是罪恶的，给党和国家、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给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但是，把一切问题一切苦难都归咎于“文革”是不全面的，是推卸责任，掩盖个体生命的自我人性缺陷，有一刀切、大而化之之嫌，应客观地历史地来看。如果人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认识，认识到人的尊严，有着优美健康健全独立的人性，或许，“文革”不会持续那么久，灾难不会那么严重。 《伤痕》的主人公王晓华妈妈被定为“叛徒”后，她就抛弃了对妈妈的崇敬和深厚的母女之情，“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并拒收寄自妈妈的任何物品包括信件，希望借此可与妈妈彻底决裂；而1978年妈妈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她却急切地想要与妈妈团聚。当她最终找到妈妈时，妈妈已死在医院的病床上……因此，给她留下了难以抹平的心灵创伤。实际上，真正受到情感伤害、留有内心伤痕的是“革命多年的妈妈”：不但受到天大的冤屈，连亲生的女儿都翻脸不认人，不给她以任何的安慰，在她的心灵伤口上撒盐。而王晓华，如果说她也是一个受害者的话，那么，她只是一个自身愚昧的受害者，并非全部受害于“文革”。
作为“文革”大时代背景下弱小的生命个体，普通个人固然无法扭转和决定时代发展方向。但毕竟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可以在其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不应该随波逐流如浮萍。王晓华虽不能改变妈妈被判为“叛徒”这个时代错误，无法扭转妈妈的命运，但她可以选择信任妈妈、支持妈妈，和妈妈共度难关这条路，可她却选择了反面，使妈妈的命运雪上加霜，也给自己留下了终生隐痛。——“文革”是一个政治灾难，然而，残缺不健全的人性又使得人们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场政治灾难，给这场灾难推波助澜。与其说是“文革”给她留下“心上的伤痕”，还不如说是良心的谴责在折磨她。
因此，《伤痕》其实是暴露了“文革”中个体人性的自私势利和丑恶偏狭、残缺不全的一面：只因王晓华是“叛徒”的女儿，不论她如何努力，都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入不了团，成为势利冷漠的时代丑恶人性的受害者；而王晓华本人也由于人性意识的缺失，“阶级性”的扼杀，失去了判断是非真假的能力，成为人性势利的一员，反过来又伤害他人，成为他人的扼杀者：为了所谓的前途，妈妈被打成“叛徒”了，她便信以为真想当然地冷酷地和妈妈决裂，将最起码的亲情抛置九霄云外，给妈妈精神致命的一击；而一旦妈妈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她又急切地想要与妈妈团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但这正反映了“文革”中人性真实的一面：愚昧、任性、自私、冷酷、恶劣、势利、盲从、缺乏自我认识和判断。
还以《伤痕》为例，分析王晓华对妈妈的绝情。尽管是通过梦境反映的，但梦是现实的影子。当梦见回到家后，看到妈妈“写着几个大字：‘关于我的叛徒问题的补充交代。’她两眼盯住她，忿忿地骂了声：‘可耻！’转身便往外走。”当妈妈想拦住她时，她却言语恶劣，冷若冰霜：“你管不着!”而且，就是在得到妈妈被平冤昭雪的信时，她还“有些犹豫不决”，担心昭雪不是真的，不能给她带来好运，连累她，不知道是否该回去见母亲。为了政治，为了个人所谓的发展前途，连有着血浓于水的母女亲情都退居一边，可见“文革”中的人性是何等自私、冷酷、恶劣、势利，血缘亲情的分量是多么微不足道！
相当一部分“伤痕小说”，特别是以知青为主题的“伤痕小说”都反映了“文革”中的这类人性。他们或是控诉，或是反省自身在狂热理念的煽动下，看不到他人生命价值，践踏他人的生命和尊严。竹林《生活的路》，更注意到了女主人公谭娟娟个人纤弱虽性格的人性因素，深刻地揭示了谭娟娟从单纯到复杂以致最后不能自拔的整个演变过程。
另外，老鬼的《《血色黄昏》也深入到人性深处。至于苏童在其“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所塑造的“香椿树街少年”系列，更是邪恶人性的展现，几乎看不到人性的一点亮色。
迷茫黯淡人性
“文革”中这类人性的表现，主要是反映在王晓华的妈妈身上。这是“文革”中最典型的例子。由于时代局限性，也由于认识不到个体生命的价值，虽然“革命多年”，当冤屈来临时，也不敢捍卫自己做人的权利，不敢与人沟通，因此有冤无处伸，也不敢伸，只得小心翼翼做人。甚至在自己辛辛苦苦抚养起来的女儿面前，也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仅仅因为女儿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交代，而“脸上忽然一阵惊慌，忙去掩桌上的纸头”，还掩饰“没，没写什么。”这是令人辛酸的人性悲剧。这类悲剧的罪魁祸首才是不折不扣的“文革”。由于“文革”期间的高压政治环境，存在于个人身上的黯淡人性发不出民主、独立的光辉，战战兢兢做人，失去了蓬勃强健独立自主的人性意识，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状态，如冯骥才《啊！》中谨小慎微的科研人员吴仲义等。
优美温馨人性
“文革”只是一个时代背景，是外因，是一个冶炼人性真金的时代大熔炉。由于缺少价值的自我判断，缺乏独立的思想和认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漠视等人性缺陷，因此通过“文革”而变本加厉。缺少忏悔精神的人性缺陷和丑陋，因“文革”而找到了契机。就是“文革”不曾在历史上存在的话，只要人性存在缺陷，也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只是不同时代表现不同罢了。即使在“文革”那个恶劣的政治气候大环境下，也仍然有优美健康、催人感动的人性存在，正所谓“时穷节乃见，危难见英雄”。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从湖南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甜甜的草莓》中，我们看到了坚强党性和美好人性和谐的统一：毕兰大婶。她不仅是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形象出现的，也是慈善的母亲，她的母爱不仅施于女儿，而且温暖着全寨人的心。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四姑娘许秀云，尽管历尽艰辛坎坷，却始终保持美好的人性，淳朴善良，坚韧顽强，深沉地爱着姐夫（姐姐已死）金东水和姐姐的两个孩子；虽迫不得已嫁给流氓恶棍郑百如，但始终未从心底屈服，而是反抗。”
因此，当人们冷静下来后，不应该仅仅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反省文化专制对人性的摧残，控诉非人道的灭绝人性；也应该从“伤痕小说”中寻找人们自身的人性因素，反省人性的不完善，堵塞人性上的“黑洞”。惟其如此，才能在批判和控诉中建设美好的人性，找回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