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短篇小說小官員之死感想

Ⅰ 《小公務員之死》讀後感

《小公務員之死》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之一契訶夫的代表作。契訶夫依舊以他那幽默而辛辣的筆法、樸素卻簡潔的語言深深打動了我。

作為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契訶夫對於社會現象的洞察力，以及對於醜陋的揭露都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初看這個題目，我設想作者會通過著力描寫小職員這樣一個普通人死得很卑微，他的死活不會有什麼人關心來表現人情冷淡。轉念一想，契訶夫以諷刺見長，可能會寫小職員死得很離譜。但不管怎樣，我都沒有想到小職員會因為一個「噴嚏」而死得如此荒唐。 小說的基調是輕松愉快，詼諧幽默的。主人公切爾維亞科夫在觀看歌劇時打了一個噴嚏，噴嚏濺到了一位在交通部門任職的將軍頭上，然後小說就陷入了循環往復的道歉之中。將軍本來不以為然，小職員卻害怕得罪了將軍兩次道歉，且對將軍本不放在心上的回答耿耿於懷，妄加揣測，自以為是的繼續道歉。回到家中，與妻子說及此事，妻子的回答使得切爾維亞科夫更加不放心。於是，主人公又找到將軍繼續喋喋不休的道歉，將軍終於不耐煩，說了一句「滾出去」，主人公因為這句話「感到肚子里什麼東西碎了」，回到家中倒在長沙發上死了。我相信每個人看到如此荒唐的死法都會忍俊不禁的笑出來。這種看似不大可能的事情，以誇張的手法實現了諷刺效果。既讓我們感到可笑，也引發我們深思。 對於這篇小說的解讀，傳統上都認為這是對於封建等級制度的抨擊。這樣的回答可能受到特定時代政治話語的影響，對於作者的主旨有所偏離。這種解讀就如同我們在初中學《我的叔叔於勒》的時候，老師還是在講小說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的自私自利，這樣的一套政治話語是很難服眾的。文學之所以被稱為「人學」，是因為文學對人的關懷，乃至對人性的揭示與指導。簡單的從階級斗爭、社會制度的角度闡釋文學，是狹隘的。 雖然契訶夫是現實主義作家，擅長對社會醜陋現象的揭露，但是我認為《小公務員之死》寫的是普遍的社會心理，而不僅僅是對封建等級制度的抨擊。()一個社會地位不高的人，對於上級的畏懼心理在今天的多數國家還是存在的。官場是一個盛行溜須拍馬、阿諛奉承的地方，下級常常會對上級懷有戰戰兢兢的心理，生怕一不小心做得不周到觸怒了領導。事實上這是我們人的一種奴才心理，是民主意識低下的表現。切爾維亞科夫的身份是庶務官，相當於一名小公務員，在官場屬於最底層的人物。切爾維亞科夫在政府部門工作，在溜須拍馬的社會風氣下更是不敢得罪上級官員。他打噴嚏濺到了一位將軍，自然會擔心得罪將軍，擔心有遭一日會遭到報復，因此，道歉是必須的。

文學畢竟是虛構的，取之於現實，卻超出了現實。契訶夫憑借幽默卻辛辣的誇張筆法，將這位小職員由正常心理演變成變態心理。通過小說開頭我們知道切爾維亞科夫是懷著愉悅的心情在觀看歌劇的，這是人的正常心理的描寫。但一個突然的噴嚏打破了常態。噴嚏濺到將軍身上，本身對上級畏懼的正常心理加上主人公喜歡胡思亂想、強烈地自卑情結，醞釀成了「喋喋不休道歉的慾望」的變態心理。第一次道歉切爾維亞科夫覺得可能誠意不夠；第二次道歉讓他慌張起來；第三次道歉讓他更加懷疑；第四次道歉後他臉色煞白；第五次道歉後他思量著回去給將軍寫封道歉信卻又覺得當面道歉更妥當於是醞釀著第六次道歉；第六次道歉，將軍不耐煩地大喝「滾出去」，最終導致了小職員之死。我認為前兩次道歉可以算是正常心理的體現，第二次道歉後主人公臉色煞白，將他怯懦自卑、膽小怕事的心理描寫得淋漓盡致，加之胡思亂想，對別人的回答妄加揣摩，他於是走進了「變態」的反復道歉的泥淖。

Ⅱ 小公務員之死的賞析

小說用誇張諷刺的筆調反映了當時俄國社會的極端恐怖所造成的人們扭曲的性格及變態的心理。

小說通過對幽默可笑的人和事的描寫，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極端恐怖所造成的人們的精神異化、性格扭曲及心理變態，表現了作家對黑暗社會的抗議及對思想庸俗、生活猥瑣的小市民的"哀其不幸"與"怒其不爭"，表明了作家對罪惡制度的無淚控訴，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而執著地申訴自己毫無冒犯之心實屬清白無過的小文官，在遭遇大官人的不耐煩與呵斥後竟一命嗚呼。一個人竟喪命於自己的噴嚏，其實，這小文官喪命於他自己對達官貴人的恐懼。他一心想以道歉申訴去排遣內心恐懼，盡管那大官是別的部門的將軍。

創作背景

19世紀80年代是俄國歷史上的黑暗時代，回顧當時的沙皇統治，它給19世紀末期的俄羅斯帶來的是恐怖、冷漠與悲哀。列寧稱這個時期為「一種肆無忌憚、毫無理性和殘暴至極的反動」。

Ⅲ 對契訶夫<小職員之死>的理解

契訶夫小說《小職員之死》寫於1883年，小說情節簡練，只寫了小職員打噴嚏之後引起的精神苦惱，最後在憂郁和恐懼中死去。作者短短幾筆便對這個被黑暗社會吞噬了的小人物表達了深厚的同情，同時也激起人們對等級深嚴的俄國社會的憎恨。

契訶夫的小說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現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通過幽默可笑的情節進行藝術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來反映當時的俄國社會。《小職員之死》塑造了膽小怕事，生活沒有安全感的小人物形象和因循守舊、畏首畏尾、害怕變革者的軟弱的保守分子形象，揭露當時人民的悲慘生活。契訶夫

【契訶夫概述】

契訶夫( 訶 讀hē），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國小說家、戲劇家。1860年1月29日生於羅斯托夫省塔甘羅格市。祖父是贖身農奴。父親曾開設雜貨鋪，1876年破產，全家遷居莫斯科。但契訶夫隻身留在塔甘羅格，靠擔任家庭教師以維持生計和繼續求學。1879年進莫斯科大學醫學系。1884年畢業後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廣泛接觸平民和了解生活，這對他的文學創作有良好影響。他和法國的莫泊桑，美國的歐·亨利齊名為三大短篇小說巨匠。

【契訶夫經歷】

在19世紀80年代的俄國，反動的書刊檢查制度空前嚴格，庸俗無聊的幽默刊物風靡一時。契訶夫開始創作時常以安東沙·契洪特等筆名向這類雜志（如《蜻蜓》、《斷片》）投稿。短篇小說《一封給有學問的友鄰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長篇、中篇等小說中最常見的是什麼？》(1880)是他初期發表的作品。80年代中葉前，他寫下大量詼諧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說，很多是無甚價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較優秀的作品，繼承俄羅斯文學的民主主義優良傳統，針砭當時社會的丑惡現象，如寫卑欺強節的小官吏（《在釘子上》、《一個官員的死》、《勝利者的勝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紳和老爺（《英國女子》1883），見風使舵的奴才骨（《變色龍》，1884），專制制度的衛道士（《普里希別葉夫中士》，1885）。但他迫於生計和缺乏經驗，在當時主要只求速成和多產。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羅維奇寫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華，他深受啟發，開始嚴肅對待創作。寫於1886年的《凡卡》、《苦惱》和1888年的《渴睡》，表現了作家對窮苦勞動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問世的著名中篇小說《草原》描繪和歌頌了祖國的大自然，思考農民的命運，表達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偽善、愛慕虛榮和庸俗等習氣。這些作品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方面都有明顯進展。但受小資產階級環境影響的契訶夫在這時不問政治，只「想做一個自由的藝術家」，要有「最最絕對的自由」。他從1886年起為反動文人蘇沃林發行的《新時報》撰稿，雖經批評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勸告，仍同它保持關系。1888年10月，契訶夫獲「普希金獎金」半數。這時他已是5部短篇小說集的作者（《梅爾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顏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話》，1887；《短篇小說集》，1888）。聲譽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強烈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認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創作的意義。他說：「自覺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確的世界觀，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這種思想形象地表現在中篇小說《沒意思的故事》(1889)里。

從這個時期起，契訶夫開始創作戲劇。獨幕劇《結婚》(1890)和《論煙草的危害》(1886)、《蠢貨》(1888)、《求婚》(1888～1889)、《一個不由自主的悲劇角色》(1889～1890)、《紀念日》(1891～1892)等輕松喜劇在思想內容和喜劇性上接近於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劇本《伊凡諾夫》(1887～1889)批判缺乏堅定信念、經不起生活考驗的80年代的「多餘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體弱的契訶夫不辭長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庫頁島游歷，對那裡的所有居民、「將近一萬個囚徒和移民」逐一進行調查。庫頁島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覺悟和創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說：「……如果我是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我至少需要一點點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點點也好。」他開始覺察到，為《新時報》撰稿所帶給他的只是「禍害」，終於在1893年同這家刊物斷絕關系。他對俄國的專制制度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寫出了《庫頁島》(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則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這部中篇小說控訴監獄一般的沙皇俄國的陰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列寧讀它後受到強烈的感染，說自己「覺得可怕極了」，以致「在房間里待不住」，「覺得自己好像也被關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間，契訶夫曾去米蘭、威尼斯、維也納和巴黎等地療養和游覽。從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購置的莫斯科省謝爾普霍夫縣的梅里霍沃庄園。1898年，身患嚴重肺結核病的契訶夫遷居雅爾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演員奧爾迦·克尼碧爾結婚。在雅爾塔他常與列·托爾斯泰、瑪克西姆·瑪克西姆·高爾基、布寧、庫普林和列維坦等人會見。

【契訶夫巔峰】

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初期是契訶夫創作的全盛時期。當時俄國的解放運動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新階段。在革命階級的激昂情緒激盪下學生以及其他居民階層中間的民主精神漸趨活躍。契訶夫也漸漸克服了不問政治的傾向，積極投入社會活動：1892年在下諾夫哥羅德省和沃羅涅什省賑濟飢荒；1892至1893年間在謝爾普霍夫縣參加撲滅霍亂的工作；1897年參與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國作家左拉為德雷福斯辯護的正義行動，並因此疏遠同蘇沃林的關系；1902年為了抗議沙皇當局取消瑪克西姆·瑪克西姆·高爾基的科學院名譽院士資格的決定，他和柯羅連科一起放棄在1900年獲得的科學院名譽院士稱號；1903年他資助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學生。他的民主主義立場日益堅定，對社會生活的底奧的觀察更為深刻，對醞釀中的革命的預感也日益明朗，從漆黑的現實中漸漸看到隱約的「火光」。他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強調藝術作品應該有明確的思想（劇本《海鷗》，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裡接觸到重大的社會問題。例如《農民》(1897)以清醒的現實主義反映了農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貧乏：赤貧、愚昧、落後和野蠻；《在峽谷里》(1900)並描繪了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瘋狂地掠奪財富和殘忍本性。這些小說對美化農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駁。揭露資本主義的主題也見於《女人的王國》(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診》(1898)則表明資本主義「魔鬼」不僅壓榨工人，而且也折磨著工廠主後裔的良心，他們意識到生活沒有意義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鬱不安。劇本《萬尼亞舅舅》(1897)描寫沒有真正理想和嚴肅目標的知識分子的可悲命運，他們的正直無私的勞動終成無謂的犧牲。《帶狗的女人》(1899)以愛情為題材，暴露庸俗和虛偽，喚起讀者「對渾渾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厭惡」。《帶閣樓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會斗爭的「小事」論，批判自由主義者的漸進論思想，認為需要一種「更強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爭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動的狹隘圈子，去影響廣大群眾。他的創作中逐漸響起了「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呼聲。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動力量對社會的壓制及他們的保守和虛弱，並鞭撻當時存在的套中人習氣。在《醋栗》(1898)和《姚內奇》(1898)里他刻畫自私自利、蜷伏於個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靈空虛和墮落，並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園，而是整個地球，整個大自然，在那廣大的天地中，人才能盡情發揮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質和特點」。

【契訶夫人生謝幕】

隨著20世紀初社會運動的進一步高漲，契訶夫意識到一場強大的、盪滌一切的「暴風雨」即將降臨，社會中的懶惰、冷漠、厭惡勞動等惡習將被一掃而光。他歌頌勞動，希望每個人以自己的工作為美好的未來做准備（《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寫成的《新娘》(1903)表達了要「把生活翻一個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劇本《櫻桃園》(1903～1904)展示了貴族的無可避免的沒落和由新興資產階級所代替的歷史過程，同時表現了毅然同過去告別和嚮往幸福未來的樂觀情緒：櫻桃園伐木的斧聲伴隨著「新生活萬歲！」的歡呼聲。然而由於契訶夫的思想立場從未超越民主主義的范疇，他筆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創建嶄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們渴望的「新生活」始終只是一種朦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訶夫因病情惡化，前往德國巴登維勒治療，7月15日在那裡逝世，遺體運回莫斯科安葬。

【契訶夫藝術成就】

契訶夫創造了一種風格獨特、言簡意賅、藝術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說。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憑借精巧的藝術細節對生活和人物作真實描繪和刻畫，從中展示重要的社會內容。這種小說抒情氣味濃郁，抒發他對丑惡現實的不滿和對美好未來的嚮往，把褒揚和貶抑、歡悅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體系之中。他認為：「天才的姊妹是簡練」，「寫作的本領就是把寫得差的地方刪去的本領」。他提倡「客觀地」敘述，說「越是客觀給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讀者的想像和理解能力，主張讓讀者自己從形象體系中琢磨作品的涵義。

契訶夫戲劇創作的題材、傾向和風格與他的抒情心理小說基本相似。他不追求離奇曲折的情節，他描寫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從中揭示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訶夫的劇作中有豐富的潛台詞和濃郁的抒情味；他的現實主義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徵意義，「海鷗」和「櫻桃園」就都是他獨創的藝術象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科以及莫斯科藝術劇院（1898年建立）與契訶夫進行了創造性的合作，對舞台節術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訶夫在世界文學中佔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說和莫泊桑齊名。歐美許多作家談到契訶夫的創作對20世紀文學的影響。在中國，在契訶夫逝世後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說就被譯介過來。他的劇本《海歐》、《萬尼亞舅舅》、《三姊妹》和《櫻桃園》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後由鄭振鐸和曹靖華等譯成中文。以後，魯迅藝術學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貨》、《求婚》和《紀念日》。瞿秋白、魯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對契訶夫都有過論述。他的小說和戲劇幾乎全部有中譯本。契訶夫（1860—1904），19世紀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他出生於小市民家庭，靠當家庭教師讀完中學，1879年入莫斯科大學學醫，1884年畢業後從醫並開始文學創作。

【契訶夫作品】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說，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務員之死》（1883）、《苦惱》（1886）、《萬卡》（1886），主要再現「小人物」的不幸和軟弱、勞動人民的悲慘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瑣。而在《變色龍》及《普里希別葉夫中士》（1885）中，作者揭露了忠實維護專制暴政的奴才及其專橫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惡嘴臉，揭示出黑暗時代的反動精神特徵。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庫頁島考察後，創作出表現重大社會課題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猛烈抨擊沙皇專制暴政；《帶閣樓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會對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毀滅。他的小說短小精悍，簡練樸素，結構緊湊，情節生動，筆調幽默，語言明快，寓意深刻。他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現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通過幽默可笑的情節進行藝術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來反映當時的俄國社會。其代表作《變色龍》《裝在套子里的人》，前者成為見風使舵、善於變相、投機鑽營者的代名詞；後者成為因循守舊、畏首畏尾、害怕變革者的符號象徵。

契訶夫創作後期轉向戲劇，主要作品有《伊凡諾夫》（1887）、《海鷗》（1896）、《萬尼亞舅舅》（1896）、《三姊妹》（1901）、《櫻桃園》（1903），這些作品反映了俄國1905年大革命前夕知識分子的苦悶和追求。其劇作含有濃郁的抒情味和豐富的潛台詞，令人回味無窮。

Ⅳ 《契訶夫短篇小說選——一個文官的死》評析

《契訶夫短篇小說選》是一部極具諷刺意義的作品，其中《一個文官的死》寫的是一個小公務員在看戲時打了個噴嚏，把唾沫星濺在前座的一位將軍的禿頭上，在吐沫事件過後，這位小公務員一直戰戰兢兢，三番五次的給這位長官道歉，他最怕的就是這位長官對他做些什麼，使他進入萬劫不復之地，但是這個小公務員一直活在恐懼當中，神經高度緊綳不久之後就撒手西去。

在那個黑暗的社會里，正是大官們的飛揚跋扈造成了卑微的小人物的畏懼和奴性心裡。小說以一個有趣、具有代表性的小故事，幽默的語言，反映了當時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官員昏庸無道，官貴民賤，當時社會，像這個公務員這樣的小人物，一直都是活在這些大官的陰影之下的，他們時時刻刻都只能緊綳著神經，害怕哪一天自己做的不對就被懲罰，結果只是因為一個小小的穿不上錯誤的錯誤，就將他自己帶入了死亡，就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情況，所以才導致這些小人物覺得大官就是天是最不能得罪的，這樣的思想才是造成這一悲劇的始作俑者。

這個故事看起來就像一個笑話一樣，無足輕重，但是確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況，作者對主人公的描寫也是非常的細致，帶有濃重奴才心理的主人公切爾維亞科夫突顯了奴才的卑微，這種卑微的心理不僅僅是來自對於那些大人物的懼怕，還有根深蒂固的服從思想，促使切爾維亞科夫在官場上對長官屈膝。還有煩躁暴怒的將軍絕對服從的就是他深入骨髓的奴性與卑微。

讀完這一個故事，其實可以發現作者並沒有給主人公一個市井小人或者是一個怯弱的討好者這樣的一個定位，也就是說這個角色在文中其實並不是處於一個貶義的位置，作者採用的是側面烘托的方法，借用主人公對於上司的恐懼來將上司的專治手段進行諷刺。主人公不得不說確實是一個心思多，膽小又懦弱的人。再來說說主人公的妻子，文中對於他妻子的描述是「他聽到這件事情先是嚇一跳，但是又知道切爾維亞科夫是在別處工作，她便放下心來」這里簡簡單單的就通過了主人公妻子的話和反應來烘托出了當時那些長官的嘴臉，就連一個遠離政治官場的居家婦人，也能被這樣一件小小的事嚇一跳，那麼那些長官的囂張跋扈可見一斑。

總體來說，主人公切爾維亞科夫是一個懦弱沒什麼膽識的人，但是他同樣也是一個非常可悲的人，他生活的時代是一個黑暗的時代，他的喜怒哀樂都被他的上級領導左右著，他彷彿就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每天生活在那些蠻橫霸權的長官的陰影之下，切爾維亞科夫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更是那個時代的悲哀，他最終的死亡也是早有預示，因為他只是一個生活在那個時代可憐可悲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