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時期短篇文言小說

Ⅰ 元代小說有哪些代表作品

元代小說代表作品有：陸顯之編有《好兒趙正》（即《古今小說》所載的《宋四公大鬧禁魂張》）、《元刊全相平話五種》 ( 包括《武王伐紂書》 《樂毅圖齊平話》、《秦並六國平話》、《樂毅圖齊平話》、《秦並六國平話》等。

元代小說作品的數量很少，保存至今的宋元小說話本，大多經過明朝人的修改，以至很難確定它們所屬朝代。比如楊瑀的《山居新語》、郭霄鳳的《江湖紀聞》、吳元復的《續夷堅志》、伊世珍的《琅嬛記》等。但這些不算代表作。

至於《竇娥冤》《倩女離魂》《漢宮秋》《梧桐雨》等都屬於元雜劇，並非小說。

此外，《裴秀娘夜遊西湖記》（《萬錦情林》卷二）、《錢塘夢》（《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參增奇妙注釋西廂記》附錄）、《王魁》（明人刊刻的一個殘本書，無書名，分上、下兩欄,上欄為小說,下欄為傳奇戲曲）、《綠珠墜樓記》（《燕居筆記》卷十）等，可能是元人作品，但亦無確證。

Ⅱ 我國古代小說的發展

中國古代小說發展脈絡

一、孕育萌芽期：

神話是最早從綜合藝術中獨立出來的文學形式，完全可以被當作敘事文學。可以說，神話是小說的源頭。因為小說本來就是敘事的藝術。隨著歷史變遷，小說創作由民間走向專業化創作，內容也越來越向人自身靠攏，距離現實生活越來越近。即神話--傳說--人情世故小說。主要因素由完整的故事、簡單的情節和誇張的想像構成。如《山海經》《淮南子》中的神話故事，後代諸如志怪、志人、傳奇小說、《西遊記》大都受到神話的影響。
先秦諸子散文收集大量具有諷喻特色的寓言。短小精悍、文筆凝練。日常生活的小事，作者竟能推演出發人深思的哲理。如果現在還存在這樣的小說作者，那他只好喝風拉煙了。然而，這些寓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魏晉時期的志怪小說，很多根據寓言寫出。
歷史繼續發展，從春秋到秦漢，歷史文學自然出現了。因為文學作為新鮮的事物，優先被貴族階級接觸並享用。也許他們並不屬於小說，但是，如《史記》，對人物形象深入細致的刻畫描繪，甚至虛構，顯示出小說的特質。後代出現許多光彩照人的小說人物，與《史記》的影響是分不開的。當代武俠作家金庸直言不諱的承認自己的創作深受其影響。

二、文學自覺期：

「小說」一詞，最早出現在《莊子*外物篇》。將「小說」和「大道」比較。大道：宏觀言論，如正統散文、詩歌；小說：瑣碎言語，有點發牢騷的味道。班固認為小說為九流之末，但肯定了它作為文學類別的存在。
魏晉時，各種文學類別劃分已經很明顯，逐漸為人們接受。小說有了比較完整的篇章結構，擺脫了「殘俗文學」的粗製濫造，自此，中國文學史第一次出現具有現代意義的小說，也標志著古代小說的產生。
關於「志怪小說」產生的原因，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密切的關系，是文學發展的必然產物。戰亂頻繁，社會動盪，人們對現實產生深深的恐懼感。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恐懼等緊張情緒往往會導致人類非理性主義滋長。無論是神話傳說，還是武俠玄幻等非現實的文學，都是人們尋求精神寄託的反映。後來佛教傳入，神靈怪異和信徒作品顯赫一時。文人也不是自覺創作，他們認為神靈怪異與寫人記事沒有什麼區別。承認人鬼同時存在。可見，當時，人們的思想是駁雜混亂的。還有，「志人小說」與當時崇尚清談的社會風氣有關，注重寫人，形成筆記小說的傳統。代表作品包括《搜神記》《神異記》《世說新語》等。
唐代小說的形式主要是傳奇，產生與「溫卷」風氣有關。這類文章要求生動有趣。初唐秉承魏晉神怪遺風，中唐傳奇全面興盛，主流作品具有強烈的現實色彩，出現《李娃傳》《鶯鶯傳》等優秀作品，後期專集大量涌現，出書成為時尚舉動。志怪色彩復現，俠客題材誕生，更加註重刻畫人物形象。不再關注現實，似乎反映出大唐王朝已經到了強弩之末。

三、文學黃金期：

古代小說發展到宋代，終於出現了自身的飛躍和****。話本出現後，白話小說隨之出現，繼而元明誕生長篇章回小說，小說達到全盛階段。
宋代小說仍被稱為傳奇，但是開始分流。一種是以筆記形式出現的文言小說；另一種是宋元話本，直接源頭並非唐五代傳奇，雖然吸吶了一些特點，語言更加接近口語。話本產生，是與市民生活發展密不可分，且由市民需要而產生。
古代長篇小說的唯一形式是章回小說。文言短篇、擬話本小說分別達到了****，真正進入古代小說的黃金時代。第一個****是宋元話本時期；第二個則是章回小說的出現，以《三國演義》《水滸》為代表；第三個****以《儒林外史》《紅樓夢》為代表。此後，古代小說慢慢衰落，一蹶不振。
小說發展的系統：
1、神魔志怪系統：以《西遊記》《封神演義》《聊齋志異》為代表；
2、歷史傳奇系統：兩大分支，一是直接取材於史傳文學（《三國演義》）；二是英雄傳奇小說，以《水滸》為源頭和代表。中國長篇武俠小說源自《水滸》，到清代出現一系列小說。明中期後，歷史演義發展令人矚目（《楊家將》《說岳全傳》），藝術成就一般。
3、世俗風情系統：
明末出現《金瓶梅》這樣的里程碑作品，正式步入長篇小說的殿堂。無論是文學的獨創性，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金瓶梅》堪稱第一。
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品是《三言》《二拍》，是中國白話小說的典範。
明末清初，風情世俗小說最為流行，但拘於模式：私定終身後花園，顛沛流離夢難圓。多情公子中狀元，奉旨完婚大團圓。

Ⅲ 什麼是元代小說

元代小說-正文 是承襲六朝以來兩種體制，即六朝志怪志人、唐代傳奇的文言小說和宋代話本的通俗小說的傳統而發展的。但主要成就在話本小說方面。
元代的雜抄稗販、瑣聞筆記的文言小說，如陸友的《硯北雜志》，楊瑀的《山居新語》、郭霄鳳的《江湖紀聞》、吳元復的《續夷堅志》、伊世珍的《琅嬛記》等。這類作品，大抵雜錄見聞，加上鬼神怪異之事，故事情節簡略，內容空泛，思想貧乏，引人入勝之處不多，對後世也沒有什麼重要影響。
從說話藝術發展起來的通俗小說，分為短篇的小說話本和長篇的講史話本兩類。講史，元人謂之平話或評話。兩宋時期都市講說故事的伎藝,至元代漸趨衰落,而訴諸視覺的雜劇藝術卻空前繁榮。元代說話藝人見於記載的僅杭州就有胡仲彬兄妹，及流落江湖的朱桂英，都能演說史書。此外，時小童母女會講小說。
小說話本的作者，據元明人記載有汴梁(今開封市)人陸顯之和杭州人金仁傑，不過今天可以確定為元代小說作品的數量卻很少。保存到今天的宋元小說話本，大多經過明朝人的修改，以至很難確定它們所屬朝代。陸顯之編有《好兒趙正》,金仁傑編有《東窗事犯》。《好兒趙正》即《古今小說》所載的《宋四公大鬧禁魂張》；《東窗事犯》亦見《古今小說》中《游酆都胡母迪吟詩》的入話。此外，《裴秀娘夜遊西湖記》（《萬錦情林》卷二）、《錢塘夢》（《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參增奇妙注釋西廂記》附錄）、《王魁》（明人刊刻的一個殘本書，無書名，分上、下兩欄,上欄為小說,下欄為傳奇戲曲）、《綠珠墜樓記》（《燕居筆記》卷十）等，可能是元人作品，但亦無確證。至於《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勘皮靴單證二郎神》、《簡帖和尚》、《快嘴李翠蓮記》等,由於文獻無征,就更難斷定屬元屬宋了。這些作品反映了較廣泛的社會生活面，特別是表現了市民階層的生活和思想面貌，又以接近當時口語的通俗語言記錄下來，在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上開拓了一種嶄新的局面。但由於絕大部分小說話本很難確定朝代歸屬，因而文學史上一般統稱「宋元話本」。
保存至今的元代至正年間新安虞氏刊印的《全相平話五種》15卷，顯示了元代在古典長篇小說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特殊地位。這五種平話是:①《武王伐紂書》3卷，②《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3卷；③《秦並六國平話》3卷，④《全漢書續集》3卷，⑤《三國志平話》3卷。各書版式一致,皆上圖下文，顯然是供人閱讀的本子。敘事簡括，文辭草率，又多錯別字，保留了來自民間而未經文人加工的講史話本的原始面貌。
5種平話都是斷代講述一朝一代史事,但在內容、寫法和格調上卻不完全相同。《武王伐紂書》演述的是武王伐紂的故事。書中敘紂王寵愛妲己，殘害大臣和百姓，以至人民困苦不堪。武王在呂望的幫助下興兵討伐，殺死了紂王和妲己,建立了周朝。但篇中附會鬼神,穿插許多神仙妖術怪異情節,與歷史本來面目已相去甚遠。《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以孫臏、樂毅二人為主體，描寫燕齊兩國的戰爭和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亦充滿荒誕詭異情節，多與史實不符。《秦並六國平話》演述秦並六國和秦亡故事，內容多據史書，有的甚至直接抄自《史記》。《前漢書續集》敘述漢高祖統一天下後，殺戮功臣以及統治階級互相殘殺的故事，所寫大體忠實於歷史，而很少採入無稽妄說和怪異傳聞。《三國志平話》演述的是魏、蜀、吳三國紛爭的故事,內容除采自正史外,同時吸收了野史雜傳和民間傳說。

元代小說
上述5部長篇講史話本,在寫法和風格上可以大別為兩類：前兩種寫歷史而不拘囿於史實，作了大膽的虛構和補充,充滿奇異怪誕的情節；後三種雖亦間采異聞,但卻大體符合史實，很少隨心所欲的無稽附會。這兩種寫法和風格,發展到明代,便開了長篇小說創作中的兩種途徑：充滿奇幻怪異情節的神魔小說和基本上忠實於歷史面貌的歷史演義。從《武王伐紂書》到明代的《封神演義》，從《三國志平話》到明代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演進之跡甚明。
研究者認為虞氏所刊,當不止於以上5種，至少還應該有跟《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和《前漢書續集》相配的《前集》和《正集》兩種。很可能當時刊印的是一套規模相當大的有系統的講史作品。這些作品大約並非完成於一時一人,不排除有的可能是南宋時期的作品;但至治距元代開國已有50年左右，又是大規模的刻印，則這些作品中有不少產生於元代是大體可以肯定的。
講史話本還只是初具規模的長篇小說。故事簡單，結構零亂，文辭粗陋；但它已有了大體完整的故事情節，在組織結構、敘述方法、人物描寫等方面，都為明代長篇小說的產生和發展，積累了藝術經驗。因此，元代小說最足引人矚目的成就，是在長篇講史話本方面。

Ⅳ 短篇小說的小說發展史

古代短篇小說分文人小說和市人小說兩大類，體現在藝術語言上則為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兩類小說除了在小說文體和美學規律必然互相溝通的趨同性之外，從內容到形式也有較明顯的區別。主要表現為：
第一，文言小說的創作主體一般都是高層文人，以唐人傳奇的作者言，幾乎全是當時第一流的知識分子，科舉成名，有的還當顯宦，如元稹、牛僧孺位至宰執；白居易白行簡兄弟、沈亞之、蔣防、李復言等人都有一代才名；宋明以來的劉斧、洪邁、瞿佑等作家亦然。而宋元以降的白話小說作者，不是出身下層，也便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書會先生這類中下層知識分子；馮夢龍、李漁這樣的飽學之士不多。創作主體的性狀必然要影響從意象到形象的風格區別。
其次，創作動機和目的不同。文人小說的作者不論由於現實人生的感興，或意在評價人生，或意在發抒情懷，創作都不是為了賣文維生，只是自我娛悅或娛悅周圍同好。白話小說的作者（演述者）卻是將作品作為在游藝場中謀生的手段，或為了刻印出售。前者可以單憑一己的感興，有獨立揮灑的自主性；以小說為謀生手段的就必須考慮「買方」，關注於群眾是否接受，還要顧及社會輿論的評價，以至受限於公眾傳媒式的言論自由度。後一點值得注意，古代沒有報刊之類的傳播工具，說話藝人演講故事，大抵採集周遭近事、民間傳聞，帶有現代報刊社會新聞報道的作用。只要看現存北宋傳來的話本大都敘述東京（今開封）一帶故事；南宋大都敘述行都臨安（今杭州）一帶的故事；除了都城是藝人集中之區的原故外，也有取近時近地的見聞為材料的性質，因而有輿論責任的負荷，和文人的關門著述不同。
復次，主體的社會地位、創作目的和欣賞對象的不同，必然導致思想觀點、感情態度和藝術趣味的不同。文人小說持上層文人圈的價值觀、感情和趣味；市人小說作者的意緒、情緒和口味既不同於上層文人，又必須代表市民群眾的意識、願望和趣味，作市民的代言人，才能為市民寫心而博得聽眾（讀者）的賞愛；這之間顯然要承受市民的進步的或庸俗落後的意識和趣味的影響，使兩者的傾向和美學品位異趣。
又，上下層人士的生活接觸面不同，所擇取表現的題材和角度自然也有差異。再次，主體的素養、創作目的等的歧異，導致兩者的表現方法直至驅使語言（不僅指文言和白話）的不同，文人通曉文體章法，有所秉承；豐厚的學養使之熟諳文史典故，運用自如；詩詞韻語更得心應手，無所窒礙；市人小說則多用俗諺俚語，以淺俗之言適應聽眾；敘述的情節必須更為繁富，細節描寫力求生動以吸引聽眾。比如，臨場演述時為了等齊後到的聽眾，正文之前必須先加一個小故事作「入話」，以至市人小說形成一種特定的格式，後來成了案頭文學時也承襲不變。唐代傳奇作家人人能詩，不以為奇，除了情節必要，極少夾入無謂的詩賦韻語（元明以後的文言小說大量使用詩詞韻語，是文言小說的劣化）；而市民小說作家則因沒有作詩歌的素養，為了炫示風雅，反而要借用前人的詩詞或自謅幾句以文飾，往往不是情節發展所必需，反而成為破壞情節連貫流走的障礙。至於文言小說簡潔典雅、市人小說通俗親切，就更無庸解釋了。
文人小說自七世紀的初唐出現；至中唐而極盛，作品都密接現實，宣洩時代心聲；九世紀後葉起逐漸衰疲，迄宋明而不能復振，雖然余脈不絕如縷，但和全盛時期唐人傳奇相比，大抵僅存形骸，神氣蕭索。直到清初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出，才結合市人小說情趣，為文人小說作了一個光輝的總結。市人小說從宋元起取代文人小說而繁榮，實因為小說是群眾的藝術，而群眾對深奧的文言小說畢竟有語言障礙，對文人的思想感情也較隔膜，文人小說即使不自行衰頹，也難與廣大市民更貼近更能接受的市人小說爭席。但市人小說經過了晚明的全盛期也漸次衰落了，這因為，大量頭腦冬烘的文人（這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占絕大多數）插手，將小說作為宣揚禮教的工具，這些充塞迂腐的教條的作品當然缺乏藝術，甚至沒有可讀性。更因為，中國陳腐的封建社會及其文化已經到了末世，已經缺乏新的美學生機，缺乏藝術創新的原動力。白話小說的長篇作品到《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問世後，立即進入了退潮期；短篇則比長篇更早衰落，明清之際的李漁成了最後一位佼佼者。此後雖仍有文言和白話的短篇小說行世，但在文學價值上已可存而不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