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短篇小說相關研究

❶ 契科夫《苦惱》作品賞析

藝術特色：

1、作品層次：

《苦惱》的層次非常清楚，寫了姚納四次向他人傾訴，四次碰壁，最後只好走進馬棚，對馬訴說。

契訶夫每寫完一次姚納的碰壁，接著便寫他的苦惱，而每次碰壁後，他的苦惱就隨之加深，在第二次碰壁後，加了一段抒情，在第四次碰壁後，寫了姚納想像中的第五次努力——向女性傾訴，整個故事看似平鋪直敘，其實匠心獨運。

姚納遇到的四類人及對他們的稱呼是軍人（老爺）、三位年輕人（老爺）、僕人（老哥）、年輕車夫（老弟），這四類人的先後順序不是隨意安排的，而是按照地位從高到低的順序，姚納在最後一次碰壁後，他在想像中向「娘兒們」傾訴，從排列順序看，排在牲口（小馬）的前面，可見當時俄羅斯婦女地位的低下。

奇怪的是：當姚納向軍人和三位尋歡作樂的年輕人傾訴時，這兩類人雖不耐煩，卻還敷衍一句:「他是害什麼病死的？」「大家都要死的」，而當他去向僕人和年輕車夫訴說時，前者讓他走開，後者一言不發倒頭便睡。

如果說，被姚納稱之為老爺的軍人和三位年輕人，決不會花時間去聽一個窮車夫的訴苦，這里存在社會地位的隔膜；而當姚納去向和他同階層的僕人和年輕車夫訴說時，他們竟連敷衍的話也懶得說，這的確發人深省。

2、語言風格

小說只有短短的4000多字，但是卻內容豐富，這與作者精煉、簡約的語言風格是分不開的。

首先作者用詞簡單、精確、凝練，在環境描寫與人物描寫等方面選用的詞語朴實無華、又簡潔精煉、寓意卻又十分豐富；

其次作者在選用句子方面，尤其是對話方面，短句多、不完全句多，句子結構簡單、短小精悍，顯示出了語言簡潔的特點，再次作者在描寫時還運用了一些修辭格，收到了簡單、精煉、形象、生動的修辭效果。

另外《苦惱》中還大量運用了省略號，這些省略號的運用也使語言含蓄、凝練，產生空靈之美。

契訶夫與其他一些俄國作家不同，他筆下的人物對話極其精煉，毫無冗長和羅嗦之感。人物對話不僅符合特定環境下和場合里人物的性格邏輯，而且能恰當地映射出人物此時此景的內心活動。

三個青年的對話顯示出他們尋歡作樂、玩世不恭的性格，姚納挨了他們一巴掌還說：「嘻嘻！……好有興致的幾位老爺……」內心正轉著這樣的念頭：他們有興趣和他打著玩，大概也有興趣聽他談談兒子。

同時，姚納的對話也反映了他老實巴交、逆來順受的性格和急於傾訴內心愁苦的心情。這對刻畫馬車夫的性格特徵和深層心理狀態起了很大作用。

3、描寫手法

契科夫在《苦惱》中也採用了現實主義客觀描寫手法，他強調作者在創作中的客觀態度，但絲毫不反對作品應有的傾向性，這種傾向性，不是廉價的說教，不是硬塞給讀者，而是把鮮明的傾向絲毫不露行跡地融入對現實生活的客觀描述中，他認為傾向性是作者主觀思想在作品中的自然而然的流露，這種流露越隱蔽越好。

全文通篇沒有作者主觀的說教，但讀者卻從作者抑鬱的描述中，看到人間的冷酷和世態炎涼。這正是契科夫「態度越是客觀，所產生的印象就越有力」的現實主義的成功體現。在這篇小說中作者對於冷如冰霜的社會的揭露，真實入木三分，令人叫絕。

《苦惱》它強烈刺激著讀者的不是別的，乃是驚人的真實及由此因此的深深思考。

(1)契訶夫短篇小說相關研究擴展閱讀：

《苦惱》創作背景：

19世紀80年代，俄國正處於沙皇統治下的黑暗時期。70年代興起的民粹派「到民間去」的運動，由於無視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得不到農民的支持而最終失敗了。

進入80年代後，他們轉而採取暗殺手段來推翻專制制度。雖然他們成功地刺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但亞歷山大三世即位後，便開始了更加殘酷的血腥鎮壓，革命者成批地被絞死和流放，知識分子中出現了普遍的絕望情緒，喪失了以往的那種革命信念和斗爭精神。窒息的政治空氣也使許多人變得麻木、冷漠，充滿了庸俗的市儈習氣。

契訶夫的青少年時代是在貧困中度過的，因此他對下層人民生活的苦難和不幸深有體會。19世紀80年代初他開始了創作生涯，到寫作《苦惱》時，社會責任感已經日益增強，民族傾向也更加鮮明。

19世紀沙皇俄國統治下的俄國社會，沙皇的專制統治使得當時社會中的人等級制度分明，人與人之間關系麻木冷漠。處在上層社會的人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而處在下層的如馬車夫姚納·波塔波夫則生活困苦，掙扎在生存的邊緣，貧富差距十分明顯。

❷ 【閱讀筆記】契訶夫《兇犯》

契訶夫短篇小說《兇犯》：法律與村社理性的碰撞

1885年7月24日，契訶夫的傑作《兇犯》（又名「預謀犯罪者」）首次登載，這部作品源於契訶夫與農民尼基達·潘求興的一次深刻對話，他試圖向這位克拉斯科沃村的農人解釋擰鐵路螺絲帽的嚴重後果，然而，丹尼斯的故事卻揭示了更為深層的社會沖突。

故事的核心在於鐵路看守人發現莊稼漢丹尼斯在鐵軌上擰下螺絲帽，這一看似微小的行為，卻引發了偵訊官與丹尼斯之間關於公共安全與個人無知的交鋒。偵訊官認為，丹尼斯的舉動直接威脅了鐵道安全，他的行為被明確定性為破壞鐵路，危害公共利益。

丹尼斯的辯護顯得頗為奇特，他辯稱村民們多年來的行為並未引發事故，因此擰下螺絲帽不會導致翻車。然而，他的邏輯陷入了「禿頭悖論」，忽略了事物累積效應的重要性。鐵軌螺絲帽的缺失就像頭發一根根掉落，終將導致不可挽回的後果。丹尼斯試圖用「身邊人都認同」來為自己辯解，卻落入了訴諸公眾謬誤的陷阱。

偵訊官通過提及去年的火車出軌事件，揭示了村民們偷擰螺絲帽的事實，試圖打破丹尼斯的邏輯。然而，丹尼斯卻巧妙地將責任歸咎於城市精英的理性和看守人的暴力執法，試圖模糊焦點。實際上，丹尼斯的行為是否構成知法犯法，關鍵在於村莊缺乏關於鐵路維護的教育和宣傳，而他依賴的是村社中的生存法則，而非法律認知。

《荀子·富國》中的名言「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正印證了這個觀點。丹尼斯所處的環境，法律教育的缺失導致他僅憑生活經驗和村社關系來行事，而對於縣官和法律的認知僅停留在表面。在他看來，與看守人的關系，遠比法律權威更為直接和重要。

盡管如此，丹尼斯並未惡意傷害他人，他的犯罪動機僅限於對鐵軌安全的無知。他與偵訊官的知識、權力和生活經驗的差距，使得對話中充滿了誤解。契訶夫並未藉此事諷刺特定階層，而是藉此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道德評判不應基於知識、身份或財富，而是需要更深入的公正和理解。

最後，小說以權力和資源的不平等揭示了社會結構的復雜性。有錢人和窮人的崇拜與鄙視，男性與女性、知識分子與普通人的評判，都可能是權力操縱的工具。只有當我們超越表面的偏見，才能看清真實的人性和社會現象。

契訶夫通過《兇犯》的故事，讓我們思考法律與鄉村社會的互動，以及如何跨越知識鴻溝，實現真正公正的理解和判斷。在這個過程中，丹尼斯的故事，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人性的復雜和社會結構的微妙之處。

❸ 契科夫短篇小說的特點

1、短片小說特點
（一）樸素、自然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大多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掘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在平淡無奇的故事中透視生活的真理，在平凡瑣事的描繪中揭示出某些重大的社會問題，使得其作品樸素得跟現實生活一樣真實而自然。如《苦惱》中寫一位馬夫姚納，在兒子夭折的一星期里，幾次想跟別人訴說一下內心的痛苦，都遭到各懷心事的乘客的冷遇，萬般無奈之下，他只有向老馬傾訴自己的不幸與悲哀。作者藉助這一平淡無奇的故事，揭示出黑暗社會中的世態炎涼、人情冷漠和小人物孤苦無告的悲慘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二）含蓄、冷峻
契訶夫從不輕易在小說中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傾向和主觀議論，而把這種主觀傾向寓含於客觀冷靜的藝術描寫之中，讓生活本身來說話，做到含而不露、耐人尋味。如《瞌睡》寫13歲的小女孩瓦爾卡白天不停地為主人幹活，晚上還得整夜地給主人的小孩搖搖籃。她困極了，可小孩總是哭哭啼啼，使她根本無法入睡。最後她捏死了搖籃中的小孩，倒在地上酣然睡著了。作者在冷峻的描繪中，蘊含著深刻的社會意義：瓦爾卡的命運究竟將會如何？對此作者留給了讀者自己去思考。
（三）簡潔、凝練
契訶夫主張「簡潔是才能的姊妹」、「寫作的藝術就是提煉的藝術」，其小說大多是速寫式的，既沒有冗長的景物描寫和背景交代，也很少大起大落、曲折離奇的情節和急劇變化的緊張場面；而是情節簡單、發展迅速、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語言精練明快，善於運用白描式的個性化語言刻化人物性格、塑造典型。比如《變色龍》中僅僅寫了狗咬人一件事，警察斷案一個場面，四個人物，故事情節發展極其簡單，作者僅僅抓住了警官奧楚蔑洛夫在審案過程中的五次「變色」加以描繪、便收到極其強烈的諷刺效果。
2、人物簡介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qì)訶（hē）夫（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是俄國的世界級短篇小說巨匠，是俄國19世紀末期最後一位批判現實主義藝術大師，與莫泊桑和歐·亨利並稱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是一個有強烈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小說緊湊精煉，言簡意賅，給讀者以獨立思考的餘地。其劇作對20世紀戲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堅持現實主義傳統，注重描寫俄國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藉此真實反映出當時俄國社會的狀況。他的作品的三大特徵是對丑惡現象的嘲笑與對貧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並且其作品無情地揭露了沙皇統治下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的丑惡現象。他被認為19世紀末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傑出代表。

❹ 契訶夫短篇小說藝術的獨特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19世紀末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情趣雋永、文筆犀利的幽默諷刺大師，短篇小說的巨匠，著名劇作家。他以卓越的諷刺幽默才華為世界文學人物畫廊中增添了兩個不朽的藝術形象。他的名言「簡潔是天才的姊妹」也成為後世作家孜孜追下求的座右銘。
他的小說短小精悍，簡練樸素，結構緊湊，情節生動，筆調幽默，語言明快，富於音樂節奏感，寓意深刻。他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現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通過幽默可笑的情節進行藝術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來反映當時的俄國社會。其代表作《變色龍》、《套中人》堪稱俄國文學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藝術珍品，前者成為見風使舵、善於變相、投機鑽營者的代名詞；後者成為因循守舊、畏首畏尾、害怕變革者的符號象徵。

以下則是契訶夫生平的相關資料：
契訶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國小說家、戲劇家。1860年1月29日生於羅斯托夫省塔甘羅格市。祖父是贖身農奴。父親曾開設雜貨鋪，1876年破產，全家遷居莫斯科。但契訶夫隻身留在塔甘羅格，靠擔任家庭教師以維持生計和繼續求學。1879年進莫斯科大學醫學系。1884年畢業後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廣泛接觸平民和了解生活，這對他的文學創作有良好影響。

在19世紀80年代的俄國，反動的書刊檢查制度空前嚴格，庸俗無聊的幽默刊物風靡一時。契訶夫開始創作時常以安東沙·契洪特等筆名向這類雜志（如《蜻蜓》、《斷片》）投稿。短篇小說《一封給有學問的友鄰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長篇、中篇等小說中最常見的是什麼？》(1880)是他初期發表的作品。80年代中葉前，他寫下大量詼諧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說，很多是無甚價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較優秀的作品，繼承俄羅斯文學的民主主義優良傳統，針砭當時社會的丑惡現象，如寫卑欺強節的小官吏（《在釘子上》、《一個官員的死》、《勝利者的勝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紳和老爺（《英國女子》1883），見風使舵的奴才骨（《變色龍》，1884），專制制度的衛道士（《普里希別葉夫中士》，1885）。但他迫於生計和缺乏經驗，在當時主要只求速成和多產。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羅維奇寫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華，他深受啟發，開始嚴肅對待創作。寫於1886年的《萬卡》、《苦惱》和1888年的《渴睡》，表現了作家對窮苦勞動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問世的著名中篇小說《草原》描繪和歌頌了祖國的大自然，思考農民的命運，表達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偽善、愛慕虛榮和庸俗等習氣。這些作品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方面都有明顯進展。但受小資產階級環境影響的契訶夫在這時不問政治，只「想做一個自由的藝術家」，要有「最最絕對的自由」。他從1886年起為反動文人蘇沃林發行的《新時報》撰稿，雖經批評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勸告，仍同它保持關系。1888年10月，契訶夫獲「普希金獎金」半數。這時他已是5部短篇小說集的作者（《梅爾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顏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話》，1887；《短篇小說集》，1888）。聲譽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強烈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認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創作的意義。他說：「自覺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確的世界觀，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這種思想形象地表現在中篇小說《沒意思的故事》(1889)里。

從這個時期起，契訶夫開始創作戲劇。獨幕劇《結婚》(1890)和《論煙草的危害》(1886)、《蠢貨》(1888)、《求婚》(1888～1889)、《一個不由自主的悲劇角色》(1889～1890)、《紀念日》(1891～1892)等輕松喜劇在思想內容和喜劇性上接近於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劇本《伊凡諾夫》(1887～1889)批判缺乏堅定信念、經不起生活考驗的80年代的「多餘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體弱的契訶夫不辭長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庫頁島游歷，對那裡的所有居民、「將近一萬個囚徒和移民」逐一進行調查。庫頁島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覺悟和創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說：「……如果我是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我至少需要一點點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點點也好。」他開始覺察到，為《新時報》撰稿所帶給他的只是「禍害」，終於在1893年同這家刊物斷絕關系。他對俄國的專制制度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寫出了《庫頁島》(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則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這部中篇小說控訴監獄一般的沙皇俄國的陰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列寧讀它後受到強烈的感染，說自己「覺得可怕極了」，以致「在房間里待不住」，「覺得自己好象也被關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間，契訶夫曾去米蘭、威尼斯、維也納和巴黎等地療養和游覽。從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購置的莫斯科省謝爾普霍夫縣的梅里霍沃庄園。1898年，身患嚴重肺結核病的契訶夫遷居雅爾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演員奧爾迦·克尼碧爾結婚。在雅爾塔他常與列·托爾斯泰、高爾基、布寧、庫普林和列維坦等人會見。

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初期是契訶夫創作的全盛時期。當時俄國的解放運動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新階段。在革命階級的激昂情緒激盪下學生以及其他居民階層中間的民主精神漸趨活躍。契訶夫也漸漸克服了不問政治的傾向，積極投入社會活動：1892年在下諾夫哥羅德省和沃羅涅什省賑濟飢荒；1892至1893年間在謝爾普霍夫縣參加撲滅霍亂的工作；1897年參與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國作家左拉為德雷福斯辯護的正義行動，並因此疏遠同蘇沃林的關系；1902年為了抗議沙皇當局取消高爾基的科學院名譽院士資格的決定，他和柯羅連科一起放棄在1900年獲得的科學院名譽院士稱號；1903年他資助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學生。他的民主主義立場日益堅定，對社會生活的底奧的觀察更為深刻，對醞釀中的革命的預感也日益明朗，從漆黑的現實中漸漸看到隱約的「火光」。他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強調藝術作品應該有明確的思想（劇本《海鷗》，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裡接觸到重大的社會問題。例如《農民》(1897)以清醒的現實主義反映了農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貧乏：赤貧、愚昧、落後和野蠻；《在峽谷里》(1900)並描繪了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瘋狂地掠奪財富和殘忍本性。這些小說對美化農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駁。揭露資本主義的主題也見於《女人的王國》(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診》(1898)則表明資本主義「魔鬼」不僅壓榨工人，而且也折磨著工廠主後裔的良心，他們意識到生活沒有意義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鬱不安。劇本《萬尼亞舅舅》(1897)描寫沒有真正理想和嚴肅目標的知識分子的可悲命運，他們的正直無私的勞動終成無謂的犧牲。《帶狗的女人》(1899)以愛情為題材，暴露庸俗和虛偽，喚起讀者「對渾渾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厭惡」。《帶閣樓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會斗爭的「小事」論，批判自由主義者的漸進論思想，認為需要一種「更強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爭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動的狹隘圈子，去影響廣大群眾。他的創作中逐漸響起了「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呼聲。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動力量對社會的壓制及他們的保守和虛弱，並鞭撻當時存在的套中人習氣。在《醋栗》(1898)和《姚內奇》(1898)里他刻畫自私自利、蜷伏於個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靈空虛和墮落，並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園，而是整個地球，整個大自然，在那廣大的天地中，人才能盡情發揮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質和特點」。

隨著20世紀初社會運動的進一步高漲，契訶夫意識到一場強大的、盪滌一切的「暴風雨」即將降臨，社會中的懶惰、冷漠、厭惡勞動等惡習將被一掃而光。他歌頌勞動，希望每個人以自己的工作為美好的未來做准備（《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寫成的《新娘》(1903)表達了要「把生活翻一個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劇本《櫻桃園》(1903～1904)展示了貴族的無可避免的沒落和由新興資產階級所代替的歷史過程，同時表現了毅然同過去告別和嚮往幸福未來的樂觀情緒：櫻桃園伐木的斧聲伴隨著「新生活萬歲！」的歡呼聲。然而由於契訶夫的思想立場從未超越民主主義的范疇，他筆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創建嶄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們渴望的「新生活」始終只是一種朦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訶夫因病情惡化，前往德國巴登維勒治療，7月15日在那裡逝世，遺體運回莫斯科安葬。
契訶夫創造了一種風格獨特、言簡意賅、藝術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說。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憑借精巧的藝術細節對生活和人物作真實描繪和刻畫，從中展示重要的社會內容。這種小說抒情氣味濃郁，抒發他對丑惡現實的不滿和對美好未來的嚮往，把褒揚和貶抑、歡悅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體系之中。他認為：「天才的姊妹是簡練」，「寫作的本領就是把寫得差的地方刪去的本領」。他提倡「客觀地」敘述，說「越是客觀給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讀者的想像和理解能力，主張讓讀者自己從形象體系中琢磨作品的涵義。

契訶夫戲劇創作的題材、傾向和風格與他的抒情心理小說基本相似。他不追求離奇曲折的情節，他描寫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從中揭示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訶夫的劇作中有豐富的潛台詞和濃郁的抒情味；他的現實主義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徵意義，「海鷗」和「櫻桃園」就都是他獨創的藝術象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科以及莫斯科藝術劇院（1898年建立）與契訶夫進行了創造性的合作，對舞台節術作出了重大革新。

❺ 試析契訶夫《小公務員之死》的諷刺力量來自哪些藝術方法。

《小公務員之死》是俄國作家契訶夫的創作的短篇小說。《小公務員之死》記敘了一個小公務員在劇院看戲時不小心沖著一位將軍的後背打了一個噴嚏，便疑心自己冒犯了將軍，他三番五次向將軍道歉，最後惹煩了將軍，在遭到了將軍的呵斥後他竟然一命嗚呼了。

小說用誇張諷刺的筆調反映了當時俄國社會的極端恐怖所造成的人們扭曲的性格及變態的心理。

藝術特色

小說通過對幽默可笑的人和事的描寫，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極端恐怖所造成的人們的精神異化、性格扭曲及心理變態，表現了作家對黑暗社會的抗議及對思想庸俗、生活猥瑣的小市民的"哀其不幸"與"怒其不爭"，表明了作家對罪惡制度的無淚控訴，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從文學創作的藝術手法上講，這篇短篇小說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運用了重復和漸進深入的描述技巧。小說的主人公切爾維亞科夫向長官前後進行過多達六次的「道歉」，而且一次比一次顯得卑怯與悲戚。

如果說他在第一次只是把身子向前「探」出去，「湊近」將軍的耳根「小聲」地道一聲「對不起，大人」雲雲，對方也並未因此怪罪下來，只是禮貌地回了句「不要緊」，應是正常禮度。可緊接著，他又絮絮叨叨地說「看在上帝西上」之類就顯得有些多餘，流露出內心藏著的某種不安，而對方的「讓我看戲」，自然是對他多餘舉止的不耐煩的回敬。到了第三次，他對「讓我看戲」的「冷答」已有「惶惶不安」之感，便忍不住趁休息時要走到老頭跟前無聊地重復，引起對方不愉快地指責他。說個沒完」。至於第四次，他甚至感到了一種莫名的「恐慌」，以至於他不得不在第二天索性穿上新制服、理了發，親自到老頭家去「請求寬恕」了。這次得到的卻是對方更加厭惡的「真是胡鬧」的「訓斥」。「自討沒趣」的戲本該到此收場，可他此時已由「恐慌」升為「恐懼」了，鬼使神差地第五次緊隨其後「求饒」。對方「戲諺」他「簡直是跟我開玩笑」。不料，這句憤憤之言勾起他內心更沉重的「恐慌」，以至他第六次再番去「謝罪」。這回將軍「回敬」他的乾脆是「滾出去」。切爾維亞科夫內心的脆弱便在這一吼中自掘墳墓，走進「死亡」了。可見，這種重復、深入的筆法對人物性格的精心塑造與對其內心世界的深刻挖掘，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❻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都有什麼特點

一、《霍里和卡利內奇》篇
1、霍利(黃鼠狼)：農奴，聰慧能幹、有精明的頭腦、是個實用主義的人物、但為人很邋遢;
2、卡里內奇：農奴，為人忠誠、心裡非常的善良，人物有自由主義，也非常的浪漫，屬於妻管嚴;
3、卡里內奇：有精明的頭腦、為了一切達到目的，是一個很貪婪的人物(一直想提高霍利的租金)；
4、霍利的老婆：欺軟怕硬(懼怕丈夫，欺壓兒媳婦們，毆打家裡的狗)。
二、《獵人葉爾莫萊和磨坊主婦》篇
1、葉爾莫萊：獵人，自由、勇敢、熱情、邋遢、花心、兇狠(對妻子);
2、磨坊主婦：原地主夫人的貼身女僕，幼年時被賣給地主夫婦，因聰明機靈成為地主婆的貼身侍女，服務主人十年後提出想結婚，惹怒了主人，被趕到鄉下，後來被丈夫贖身
3、亞歷山大 · 弗拉季米羅維奇 ·科羅廖夫：地主，心口不一，說的比唱的好聽，表面聰明大度識時務，實則斤斤計較、寸步不讓
三、《莓泉》篇
1、 斯交布希卡 ：食不果腹、居無定所的流浪漢
2、原老管家：善良、感恩(對老主人感激多過埋怨並茄)
3、老管家的原主人(伯爵)：鋪張浪費、花心
四、《富農奧夫謝尼科夫》篇
1、 奧夫謝尼科夫 ：富農，正直、善良、友好、刻板
2、 塔季雅娜 ·伊利尼奇娜：奧夫謝尼科夫的妻子，沉默、溫和
3、祖父：大地主，兇狠殘暴、蠻不講理(強行搶走奧夫謝尼科夫的父親一塊田地，還打了他父親)
4、 斯捷潘·尼克托波利昂內奇：奧夫謝尼科夫的父親的鄰居，酒鬼，暴躁、鋪張浪費，最後從鴿子棚上失足摔死。
5、 阿列克塞 ·格里戈列維奇 ·奧洛夫 · 切斯明斯基伯爵：貴族，態蔽含大方、鋪張浪費、和善
五、《利戈夫村》篇
1、弗拉季米爾：已恢復自由身的農奴。熱情、健談、禮貌，無正式工作，愛好打獵但槍法不好，曾與友人外出打獵時被對方當做靶子，誤傷下巴和食指。
2、蘇喬克：農奴，膽小，愚笨，曾多次被易主，為主任們做過廚子、趕車、捕魚、演戲(實則是被捉弄，比如對方把豌豆放在他左右眼皮底下)、管獵狗(騎馬時摔帆笑傷，因此被打，後被派去打雜)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