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環文化短篇小說

A. 看看契訶夫短篇小說讀後感

《一個文官的死》是契科夫早期的一部作品.顧名思義,故事是從一個俄國文官生前的最後幾天開始展開,以時間軸為順序展開鋪墊,並在結尾處以該文官切爾維亞科夫的死,達到最高潮.整篇文章短小精悍,環環相扣.足以彰顯世界短篇小說之王的深厚功力.
在這里,我要不自量力地當一會「福爾摩斯」,從一切表象入手,一步步深入,最終找到殺害「蛆蟲」的真凶!
從案發現場來看,這似乎是一起自然猝死事件.並且從醫學上的解釋來看,似乎也支持這以觀點.可就在這一結論提出的同時,有人發現「蛆蟲」在死前曾和一個名叫布里茲扎洛布的交通部文職將軍聯系緊密,而且種種跡象表明,他們之間接下了「梁子」.所以,這個案子由猝死變成了謀殺,而且兇手就是布里茲扎洛布.事已至此,就該結案抓人了,可法律這個東西是講究證據的,布里茲扎洛布的**證據始終無法找到.這案子又陷入了僵局,除少數人仍死咬布里茲扎洛布外,其他人都已經失去了耐心與繼續下去的勇氣.
不過這個「懸案」在我眼裡,很簡單.首先,這是一起謀殺案,其次兇手絕不是布里茲扎洛布!甚至可以說,他和「蛆蟲」的死一點兒關系也沒有.原因很簡單：他們之間的矛盾根本微不足道,從作為一名文職將軍的布里茲扎洛布的言行來看,我斷定他對於「蛆蟲」在戲院的冒犯根本沒往心裡去.就連他對切爾維亞科夫（蛆蟲）所發的火,也並不是對切爾維亞科夫在戲院冒犯自己的記恨,更不像某些希望「快些」結案的人所說的那樣——他是一個強者,所以對於處於弱勢地位的「蛆蟲」倨傲專橫,最終導致了「蛆蟲」走向死亡.試想一下,倘若有人無意間冒犯了您,並一再向您道歉,以至於影響了您的正常生活,想必您也會發火吧……所以,布里茲扎洛布僅僅是碰巧被牽扯進來的,他是無辜的.那麼,**兇手又是誰呢?答案是沙皇、沙皇的專制統治、黑暗的社會環境……說得簡單些就是封建思想.被這玩意兒殺害的可不止一條生命,它也不止在一個國家作案.對於它,各國人民似乎都缺少行之有效的手段,只能任由它繼續「逍遙法外」.
這里肯定有人會替他辯護,因為在整個案件中,它並沒有露面.但是,無數的鐵證能說清它的所作所為；正是它讓「蛆蟲」患上了一種隱形病,從而病發猝死.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他看見冒犯的是文職將軍前後截然不同的神態.原因正是「兇手」讓他患上了封建等級觀的頑疾,從而在將軍發火之後心理崩潰,猝死.
現在,只剩下追捕兇手了,然而我三千餘年古國古德中華大地,卻是兇手勢力最大的地方,並且很多人生活在它的淫威之下.當然,也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庇護它.君不見有些人趨權附勢,有些人任人唯親,有些人大搞等級政治,以官階來定態度.究其願意,全是封建思想在人們心裡種下的頑疾.古時,帝王為了鞏固統治人民,提出了封建等級思想觀點,實行文化高壓,使人民樹立封建道德觀,加之自給自足的封建小農經濟,使得民眾變得麻木,安於現狀.
我佩服那個提出「王侯將相寧有中乎?」的人,但倘若不是那場把他們逼上絕路的大雨,我想他們很難會去想打破這種等級觀念,自古「官大一級壓死人」就更不必說皇帝了,而封建思想也順應著時代的需要而在不斷發展.從「君權神授」到「忠高於孝」封建思想對人們的控制逐步達到了頂峰.1911年,孫中山先生僅僅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統治；1919年,魯迅先生等人領導的「新文化」在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帶領下開始向封建思想進攻.可三千餘年的經營早已讓封建思想深深地植入中華民族的潛意識當中,去之又豈是一日之功!
如今的社會環境正在促進封建思想的瓦解,但我們也應看到,官僚作風等問題的存在.不過,只要我們齊心協力,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封建思想——殺害「蛆蟲」與其它很多人的兇手,終將被「正法」!
我想,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正真地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務.
《契科夫短篇小說精選》,一本給予人深思的書.
契科夫用他犀利的文筆描繪了十九世紀沙皇俄國底層人民的心酸生活.他的目光是銳利而獨到的.高爾基形容契科夫的作品：內容比文字多得多.正是如此,不像古典小說歌頌偉大的人物、浪漫的事跡,契科夫的短篇小說只是寫小人物的生活.個中心酸,待我一一揭曉.
《變色龍》是名篇之一,被選進了中學教材.內容不需我多說了.故事圍繞小狗是否是將軍家的展開,思維十分靈活、跳躍的警官在各種態度間變化莫測.讀者不難從中看出「打狗要看主人」這一古老的道理.若是「貴人」家裡的寵物,那定是比普通民眾精貴的多了.通過滑稽可笑的故事,作者揭示了這一深刻、現實的社會規律.發人深省的故事擁有強大的力量,特別是這種令人笑而不語的.此乃契科夫小說的魅力之一.
除了《變色龍》類的諷刺性極強的作品,書里也有讓人痛心、惋惜、同情的故事.《渴睡》便是其一.故事從13歲的小女孩哄娃娃睡覺開始,昏暗的燈光照在牆上成了綠色的斑點,陰影,吱呀做響的搖籃,隔壁房間老闆的打鼾聲等等,構築了小女孩眼中的混亂的世界.疲憊不堪的孩子唯一的願望就是推開一切、兩腳一蹬、倒地不醒.可是呢,矛盾在於偷睡被老闆發現要忍受皮肉之苦.迷糊中,小女孩看到了自己的過去：爸爸生病死去了,因為醫治的遲了.母親和她去城裡打工,和在鄉下一樣,遇到差勁的老闆.想著想著就被老闆罵了,開始了一天的做苦工,生爐子、燒茶炊、刷雨鞋、洗台階、買啤酒……好不容易忙完一天,又到了哄小娃娃睡覺的時候,眼前的畫面又混亂了、悲傷的回憶像默片一樣不斷上演.女孩覺得活不下去了,她被壓的喘不過起來,可是她找不到不讓她睡覺的罪魁禍首.她煩躁、苦悶、無奈.看著牆上綠色斑點,聽著娃娃哭聲,想到了,罪人是那個娃娃!她走近搖籃,彎下身,伸出手,掐死了他.掐死了她認為的罪孽的源頭.她終於可以不顧一切的睡去.沉沉睡去.
這個故事的悲劇性恰恰表現了俄國底層人民受盡剝削、暗無天日的生活.一代一代的延續下去.小女孩只是百姓中的犧牲品之一,失去快樂的童年,也得不到幸福的未來.小女孩最後也睡得像個死人一樣了,為了生存只能成為沒有心智的死人.那個年代有什麼比麵包重要呢?
這本書給人感覺很沉重.我慶幸自己生活在21世紀——民主、平等、自由、幸福的時代.至少對於我來說.美好的日子怎麼能不珍惜呢?和前人的痛苦相比,我所不滿的事情都不算什麼了.即使再大的苦也能承受吧.

B. 茅盾《蝕》三部曲的時代背景

茅盾」由來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武漢的汪精衛和南京的蔣介石實行了臭名昭著的寧漢合流，對革命人士大肆屠殺，國內形勢急轉直下，非常險惡。沈雁冰由於參加革命活動，不得不離開武漢，最後到了上海，住在景雲里。恰好，這時魯迅和葉聖陶也住在這里。沈雁冰不便出門，又沒有工作，生活上便出現了問題，於是就動手寫起小說來。可有許多的報社都不登他的文章，於是他寫文章的時候內心十分矛盾，所以他在手稿上署的筆名是「矛盾」。後來，他把寫好的小說手稿給葉聖陶看，葉聖陶看後非常高興，就決定在《小說月報》上發表。 可葉聖陶認為「矛盾」是個哲學名詞，不像一個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並且在當時那樣的環境下使用如此尖銳的筆名不太好，就自作主張在「矛」字上加了一個草字頭，改作「茅盾」。沈雁冰對這一改動也很滿意，以後就一直以此為筆名了。 茅盾當時寫的這部小說，就是著名的《蝕》三部曲：《幻滅》《動搖》和《追求》

茅盾的生平
1896年7月4日茅盾生於浙江桐鄉縣烏鎮。父親沈永錫，清末秀才，通曉中醫，是具有開明思想的維新派人物，頗重視新學，除聲、光、化、電和數學等自然科學外，也喜歡傳播進步思潮的社會科學著作。母親陳愛珠，是一位通文理、有遠見而性格堅強的婦女。茅盾10歲喪父，童年時代，就接受了母親所教的文學、地理和歷史知識。茅盾說，「我的第一個啟蒙老師是我母親」。

茅盾的啟蒙教育開始較早。小學前便讀過家塾、私塾。8歲入烏鎮立志小學讀書,後轉入植材高級小學，成為該校第一班學生。在這里，他不僅讀到了國文、修身和算術教科書，並且對繪畫發生了興趣。那時，在一般守舊人的眼光里，小說之類被稱為誨淫誨盜的「閑書」，是不準孩子們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達的父母的允許。《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聊齋志異》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這時愛讀的書。從茅盾小學時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見，當時便流露出憂國憂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緒。 茅盾的中學時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學度過的。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學堂插班二年級讀書，1911年秋季轉入嘉興中學堂。不久，辛亥革命爆發，茅盾熱情地迎接了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義務宣傳員來。在學校里，由茅盾和幾個同學發動，抨擊了一個不得眾望的學監，而被學校除名。於是，他便轉入杭州安定中學校學習，並在那裡畢業。在中學時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師長，給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積極的指導，但整個的學習空氣是陳舊的。「書不讀秦漢以下，駢文是文章之正宗，詩要學建安七子；……氣度要清華疏曠」（《我的中學時代及其後》）。這一切曾給茅盾以古典文學的修養，但在他的回憶里更多的卻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東西，他幾乎把課余時間都消磨在看小說上。古典小說啟迪了他的文思，同時也在他的作文格調上顯露出印跡。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預科畢業後,由於家庭經濟的窘迫，便開始工作謀生。1916年8月，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開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課卷,繼之和別人合作譯書。這樣,便有最初的翻譯《衣食住》（卡本脫著）問世。不久，又到國文部編寫《中國寓言》，一面也參與《學生雜志》的編輯工作。1920年初，「五四」文學革命深入開展中,茅盾開始主持大型文學刊物《小說月報》「小說新潮欄」的編務工作。這時連續撰寫了《小說新潮宣言》《新舊文學平議之平議》和《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等論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學見解。同年11月，茅盾接編並全部革新了《小說月報》；12月底，與鄭振鐸、王統照、葉紹鈞、周作人等聯系，並於1921年1月發起成立了「文學研究會」。當時，茅盾主要從事文學理論的探討、文學批評和外國文學的翻譯工作。據不完全統計，1921年度，茅盾發表的譯著約130餘篇。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於文學革命活動。兩年後，由於商務印書館守舊派對《小說月報》的革新不滿，茅盾辭去了該刊的主編職務，轉到國文部工作。 與此同時，茅盾積極參加社會革命活動。1921年初，茅盾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同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他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1922年後，曾以《小說月報》編務為掩護，從事黨中央聯絡員工作。這時期,也曾先後在黨所辦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學任教，為革命事業培養幹部。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茅盾直接投身於群眾革命運動。 6月，和鄭振鐸等創辦了《公理日報》，不久被迫停刊。8月，作為職工代表，參加了商務印書館的罷工斗爭。國民黨召開西山會議後，茅盾和惲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組織了國民黨左派的上海市黨部。1925年底，茅盾和惲代英等被選為左派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代表，赴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留廣州工作，在毛澤東任代理部長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作秘書。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後，茅盾返滬。 1926年10月，北伐軍佔領武漢，成立國民政府。茅盾赴武漢，先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漢口《民國日報》主編。從4月至7月間，為該刊撰寫社論、述評30餘篇。 7月，汪精衛組織「分共會議」，公開叛變革命，茅盾撤離武漢，准備參加南昌起義，抵九江後因路途阻塞，經牯嶺回上海。這時，又遭國民黨反動派通緝。從此，他以茅盾為筆名，開始創作和其他文學活動。 1927年9月,發表《幻滅》，至1928年6月，又先後完成《動搖》、《追求》——即三部曲《蝕》的創作。同年7月，離上海去日本,先住東京，後遷京都。客居日本期間寫有長篇小說《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說、散文詩作；以及《神話雜論》《西洋文學通論》和《北歐神話ABC》、《中國神話研究ABC》等著作；《從牯嶺到東京》《讀〈倪煥之〉》等論文。 1930年4月,茅盾從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並一度擔任「左聯」執行書記。從此，茅盾和魯迅在一起，從事革命文藝活動和社會斗爭。1931年，抗議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政策，魯迅和茅盾等發表了《為國民黨屠殺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發表《上海文藝界告世界書》和《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傳來，魯迅、茅盾等8名作家發起《為橫死之小林遺族募捐啟》；7月，致電南京政府營救被監禁的國際工聯的牛蘭夫婦。 1934年9月,茅盾協助魯迅創辦《譯文》雜志，為進步文學的翻譯事業開拓了新路。1936年2月，當獲悉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後，魯迅與茅盾發出致中共中央賀電：「在你們身上，寄託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同年10月，茅盾和許多文藝工作者發表了《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號召建立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27至1937年，是茅盾創作的成熟和豐收的階段。這期間，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長篇《子夜》。《子夜》是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狀貌的小說。它的出版,顯示了左翼文學的實績，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發展歷史途程上的里程碑。瞿秋白評價說，「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子夜〉與國貨年》）。與此同時，還完成優秀的短篇小說《林家鋪子》《春蠶》《秋收》《殘冬》等的創作；翻譯了丹欽科的《文憑》和吉洪諾夫的《戰爭》等書；此外還在《申報·自由談》《太白》《文學》等刊物上寫下了大量的雜文、文藝短評和作家研究專論。 1937年抗戰初期，他參加了《救亡日報》的工作，主編《吶喊》（後改名《烽火》）。上海淪陷後，茅盾輾轉長沙、武漢、香港、廣州等地。1938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茅盾被選為理事。4月，他主編的《文藝陣地》在廣州創刊，同時又為在香港復刊的《立報》編輯副刊《言林》。長篇小說《第一階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裡跑？》），便是這時完成的。12月，應杜重遠的邀請，經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 1939年3月抵新疆。在新疆學院任教。4月新疆文化協會成立，茅盾被推舉為委長。1940年，新疆的統治者盛世才反動面目日益顯露，茅盾被迫於 4月底離開新疆，經蘭州、西安於5月末抵達延安。在延安期間,曾在魯迅藝術文學院、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講學。在《中國文化》《大眾文藝》等報刊撰文多篇。10月，從延安到達重慶，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常委。這時，陸續完成了優秀散文《風景談》《白楊禮贊》的創作。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統治區政治逆流日趨嚴重,茅盾和大批進步文化人士離開重慶到香港。5月，鄒韜奮主持的《大眾生活》周刊創刊，茅盾為編委；並在該刊連載了長篇小說《腐蝕》，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9月，主編《筆談》半月刊，計7期。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日軍攻佔香港，茅盾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游擊隊的幫助下，離開香港輾轉達桂林。在桂林的9個月期間，寫下了長篇《霜葉紅似二月花》和《劫後拾遺》等作品。1942年底再赴重慶。1943年8月起，長篇《走上崗位》陸續發表（未完成）；1945年，完成了第一個劇本《清明前後》的創作，並於9月在重慶上演。這一年的6月，進步的文藝界為紀念茅盾創作活動二十五周年，舉行了慶祝會，並發起茅盾文藝獎金徵文。 抗戰勝利後，茅盾於1946年3月離開重慶，經廣州、香港,5月到達上海。主編《文聯》雜志；並參加呼籲和平、爭取民主的活動。在香港期間，曾連續發表《應走和平民主路線》《認清國情》等講演。6月,和上海進步文化界一起呼籲和平，發表《上書蔣主席馬歇爾及各黨派》；7月，李公朴、聞一多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後，茅盾等致電國際人權保障會，揭露國民黨罪行；10月，沈鈞儒、茅盾等發表《我們要求政府切實保障言論自由》等文章。同年,翻譯的蘇聯小說集《人民是不朽的》《團的兒子》《蘇聯愛國戰爭短篇小說譯叢》出版。同年末,茅盾夫婦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邀請,離上海赴蘇聯訪問。1947年1月起《游蘇日記》陸續發表。4月，從蘇聯歸國到達上海。這次訪問，著有《蘇聯見聞錄》《雜談蘇聯》兩部書。這時,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愈加殘酷地實行法西斯統治，茅盾被迫於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發表《致國內文化界同人書》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愛國人士聯名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吁請海內外同胞團結起來,促成新政治協商會議早日召開。7月，參與了《小說》月刊的編委工作，9月，主編在香港復刊的《文匯報·文藝周刊》。長篇小說《鍛煉》便是在該刊連載的，此外還寫作了一些短篇，並完成了《脫險雜記》。同年底，應中國共產黨的邀請，茅盾夫婦離香港，經大連、沈陽,於1949年2月到達和平解放後的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7月，茅盾出席了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並在會上作了《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國統區文藝》的報告。會上，當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茅盾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長職務，主編《人民文學》雜志，當選為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歷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和第四屆、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嚴重考驗中，茅盾始終與黨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全國文聯名譽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茅盾的著述計有《鼓吹集》《鼓吹續集》《夜讀偶記》《關於歷史和歷史劇》和《茅盾詩詞》（包括建國前的部分），晚年，經受著病衰的苦痛，仍致力於回憶錄的撰寫工作。 茅盾的著作，經人民文學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計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脫險雜記》《茅盾論創作》《茅盾文藝雜論集》《茅盾文藝評論集》《茅盾譯文選集》《世界文學名著雜談》《神話研究》、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以及長篇《鍛煉》等。人民文學出版社自1983年起陸續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錄了他的全部文學著作。 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吐露出心聲，他是李漢俊介紹入黨的，應當是共產黨最早的黨員，因戰爭原因與黨失去了聯系，盼望死後仍承認他是黨員之一。這年的8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他的黨籍的決定，明確指出：「1921年沈雁冰在上海先後參加了共產主義小組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的一批黨員。」這一正確結論，也是對李漢俊革命功勞的肯定。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於北京。臨終前，他懇切地向黨提出:「如蒙追認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員,這將是我一生最大榮耀。」中共中央根據茅盾的請求和他一生的表現，決定恢復他的中國共產黨黨籍，黨齡從1921年算起。他以自己的積蓄設立文學獎金（後定名為「茅盾文學獎金」），獎勵優秀的長篇小說創作。
文學史界近年來公認茅盾是中國社會剖析派小說的壇主。這一派來源於19世紀法國、俄國的現實主義小說，又同中國古典世態小說兩相結合。我們從《霜葉紅似二月花》的「續稿」里可以看得分明。這部寫於70年代並未經最後修飾的草稿，它的巴爾札克、托爾斯泰式的敘事，精細的環境與人物服飾描摹所流露的舊說部的筆趣，是再明顯不過了。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說，直至80年代現代派的先鋒小說興起，一種更偏於個人內心的新一代敘事風行於世。這並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紀絕大部分時間所充任的，也是這種「新興」作家的角色。繞開茅盾是不成的，試圖把一個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樣不成。另外，每一代的文學承傳是「積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對上一代「狂轟亂炸」，採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頭來你會發現手中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們永遠要為獲得現代知識的ABC 而繳納昂貴的「學費」。實際上，後現代派的作品與評論，並沒有把現代派的一切都掃盪干凈呀！現代派對寫實派也不像人們想的是掃地出門。我們今天讀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們「寓言」式的結構的同時，會覺得故事、環境、人物這些小說的基本因素仍然活生生地存在著，它們只會變形，而不會徹底消失。茅盾小說的意義正在這里。
《子夜》出版於1933年6月，震動了中國文壇，瞿秋白把這一年稱為「子夜年」，可見它的影響之大。這部長篇小說圍繞著民族資本家吳蓀甫與買辦趙伯韜之間的尖銳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繪了30年代初中國社會的廣闊畫面：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反動當局鎮壓和破壞人民的革命運動，帝國主義掮客的活動，中小民族工業被吞並，公債場上驚心動魄的鬥法，各色地主的行徑，資本家家庭內部的各種矛盾……通過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畫面，藝術地再現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風雲，反映了革命深入發展，星火燎原的中國社會風貌。茅盾以《子夜》這部長篇傑作的創作，為中國革命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子夜》初版印行之時1933年即引起強烈反響。瞿秋白曾撰文評論說：「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一九三三年在將來的文學史上，沒有疑問的要記錄《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國貨年》歷史的發展證實了瞿秋白的預言。半個多世紀以來，《子夜》不僅在中國擁有廣泛的讀者，且被譯成英、德、俄、日等十幾種文字，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日本著名文學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薦十部二十世紀世界文學巨著時，便選擇了《子夜》，認為這是一部可以與《追憶逝水年華》普魯斯特、《百年孤獨》加西亞·馬爾克斯媲美的傑作。
《子夜》在整體布局上具史詩般宏闊，但細節描寫的筆觸又極為委婉細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顫動的波紋。這一特點，早在三十年代，吳宓先生就曾指出過並大加贊賞，稱《子夜》「筆勢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噴薄，不可控搏。而其細微處復能婉委多姿，殊為難能可貴。」茅盾認為吳宓的評論真正體會到了「作者的匠心」。 《蝕》描繪了大革命前後某些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生活經歷和思想動態。《林家鋪子》以林老闆經營的小店鋪的興衰沉浮為中心，多方面地描寫了林老闆與整個社會的聯系，闡釋了林家小店鋪的破產是整個工商業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春蠶》通過農民老通寶一家人蠶花豐收，而生活卻更加困苦的事實，明明白白地告訴人們：農民真正的出路，需在豐收之外去尋找。如同《子夜》一樣、《林家鋪子》和《春蠶》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會剖析小說。它們長期地被選入中學語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學習的範文。《林家鋪子》和《子夜》還被拍成電影，在中國廣大城鄉引起強烈反響 。
《林家鋪子》是在1932年，日本帝國主義轟炸了上海，矛盾原來供職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及涵芬樓圖書樓，毀於炮火。矛盾陪母親回鄉居住的一段時間，所見所聞所感是一篇30年代悲劇畫面，深深感受到「一·二八」戰爭像一顆炸彈，把壓抑、沉默的人們驟然驚醒。回到上海，恰逢《申報月刊》向，茅盾約稿，茅盾立刻想到，寫一篇反映小鎮商人生活的小說。茅盾發現故鄉商人勤儉、怯弱、謹慎、奉公守法、缺少決斷、有會做生意的個性，是小商店老闆的共性。寫完之後，茅盾提上《倒閉》二字，交給主編後，主編連夜讀完，發現是一篇難得的好小說，作品展現的社會生活豐實、復雜，故事線索脈絡清楚而富有個性，林老闆形象極有地方特色，語言形象化個性化。但一看題目。覺有不妥，建議修改題目，和茅盾商量之後，起用「林家鋪子」這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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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小說的概念

小說是一種文學體裁，主要通過描寫人物故事來塑造多樣化的角色。對話的個性化及其獨特語言風格也是評價小說質量的重要指標。與其他文學形式相比，小說具有更大的容量，能夠深入描繪人物性格和命運，揭示復雜的社會矛盾和沖突。此外，小說還能詳細描寫人物所處的社會環境，為讀者提供更為豐富的情節和背景。

「小說」一詞最早出現在《莊子·外物》中，指的是瑣碎的言論和小道理，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小說。在文學領域，小說通常分為長篇、中篇和短篇，有時還包括詩歌形式的作品。不同的分類標准下，小說可以被進一步細分，比如按主題、情節、人物等進行分類。

小說作為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承載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時代背景，還能夠激發讀者的想像力和思考。通過細膩的人物刻畫和復雜的情節發展，小說能夠帶給讀者深層次的情感體驗和思想啟發。在現代社會，小說已經成為人們獲取知識、享受文化的重要途徑之一。

從小說的定義和分類來看，它可以是短小精悍的短篇，也可以是情節復雜、人物眾多的長篇。無論是哪種形式，小說都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著無數讀者。通過對人物性格和命運的深入描寫，小說不僅展示了作者的藝術才能，還反映了社會現實和人性的復雜性。

小說的多樣性不僅僅體現在題材和形式上，還體現在其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上。它能夠跨越時空，觸及不同群體的心靈深處，成為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橋梁。無論是歷史小說、科幻小說還是現實主義作品，每一種類型的小說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和魅力。

D. 求《獻給艾米麗的玫瑰》中文故事概要

《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是福克納1930年4月發表的被譽為最負盛名的短篇小說。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在美國南北戰爭後的南方小鎮——傑斐遜鎮。

格里爾森家族在南方戰敗後仍然保持著清高的門第觀念，它的族長——艾米麗的父親是個有嚴重父權傾向的人，他在女兒年輕的時候為了維護所謂的等級和尊嚴，趕走了所有向艾米麗求愛的男子，剝奪她幸福的權利。

父親去世後，一無所有的艾米麗不顧世俗的觀念，很快就愛上了來小鎮修建鐵路的工頭北方佬赫默，這多少給艾米麗單調而乏味的生活一點溫暖。但艾米麗始終無法擺脫家族尊嚴的束縛與父親對她的影響。

當她發現赫默無意與她成家時，用砒霜毒死了他，以為只有這樣既可以挽留愛情又可以保住了名聲。從此，艾米麗在破舊封閉的宅院里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並與死屍同床共枕40年，直到她也去世。小鎮居民在艾米麗的葬禮上才發現了這個驚人的秘密。

(4)力環文化短篇小說擴展閱讀

《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是福克納最經典的短篇小說代表，是關於南方哥特式的聳人聽聞的一個謀殺故事，作品有力地表現了不同價值觀念的沖突，衰亡的舊秩序同新秩序之間的尖銳矛盾，展現了「約克納帕塔法」神話王國的獨特人文景觀。

愛米麗這一悲劇形象的典型意義在於揭示了落後、非人性的民俗文化在文明的現代化面前崩潰的必然性，文明取代野蠻、進步戰勝落後的不可抗拒性，她的悲劇除了個人性格的悲劇外，更多的來自於社會、時代和民族的悲劇。

《獻給艾米麗的一朵玫瑰花》具有濃烈的歷史情結，在新歷史主義的透視下小說散發著「自我塑造」並不斷妥協主流意識的氣息。作為「南方文學」的代表者，福克納創作小說的目的是要追憶昨日南方貴族的歷史典範，同時也透露出這種歷史榮耀所面臨的困境和危機。

E. 王安憶寫過哪些作品每個作品帶一點介紹

王安憶
中國當代著名中年女作家，八十年代即已成名，其短篇小說《小鮑庄》被視為尋根派代表作。其母茹志娟亦是作家，可謂家學淵源，但我更喜歡後者的作品。王安憶的許多作品以上海為背景，如近期比較有影響的長篇小說《長恨歌》。她是一個講故事的能手，一段舊事娓娓道來，很有女性的細致感。但也嫌有些絮叨。對細節很執著，總是不厭其煩地從頭講起。她的作品中，我比較喜歡的是一個較短的長篇，叫《米尼》，大概是寫一個有偷竊癖的女孩子，很有意思。（宇慧 2000，1，21）

自然資料：當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茹志鵑遷居上海。1969年初中畢業。1970年赴安徽插隊。1972年考入江蘇徐州地區文工團。1978年回上海任《兒童時代》編輯，後任中國作協理事、作協上海分會專業作家。1975年冬開始發表作品，1980年發表成名作《雨，沙沙沙》。著有小說集《雨，沙沙沙》、《王安憶中短篇小說集》、《尾聲》、《流逝》、《小鮑庄》，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話》、《長恨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遊美利堅》（與茹志鵑合集），兒童文學作品集《黑黑白白》，論著《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以及《乘火車去旅行》、《王安憶自選集》等。其中《本次列車終點》獲1982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流逝》和《小鮑庄》分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長恨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王安憶是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事實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安憶便以《雨，沙沙沙》、《阿蹺傳略》等系列作品，取得公眾的注意。這些作品主要是以平實細膩和充滿傷感的文筆，描寫大陸自文革後生活的轉變。然而，當時的王安憶，與大陸許多已而或正要走紅的作家，如阿城、韓少功、莫言、蘇童等相較，總好像缺了點甚麽。

舉例來說，《小鮑庄》那樣的道德寓言，感人有餘，卻不如韓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來得令人驚心動魄；寫情慾荒原里男女間掙扎的「三戀」故事，則又缺少了蘇童《妻妾成群》、〈罌粟之家》一類作品旖旎多姿的魅力。而她的其他長篇，如《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千言萬語，卻被批評為「流水賬」。及至九十年代，王安憶終能以《叔叔的故事》大放異彩，隨後的《長恨歌》和《紀實與虛構》等，亦證明她駕馭長篇說部、想像家國歷史的能力。

既是文學評論家，亦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及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的王德威曾經描述王安憶創作的三個特徵，分別是對歷史與個人關系的檢討；對女性身體及意識的自覺；對「海派」市民風格的重新塑造。而《紀實與虛構》可說是集三者的大成。

在小說中，作者意圖為自己的家族尋根探源，但卻與蘇童、余華、葉兆言、李銳等不同，舍父系族裔命脈於不顧，反之轉而探勘早已佚失的母系家譜；至於其創作和探源的據點則在上海，一個由外來者匯聚而成的都會，一個不斷遷徒、變易和遺忘歷史的城市。

書中內容共分十章。單數章講述作者，即敘述者在上海成長的經過，從幼年遷入、求學、文革、流放、歸來到成婚；至於雙數章節，則追溯其母家族在中華民族史上的來龍去脈。最後在第十章，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線索與個人在國家史中的歷史記錄，合而為一，並歸結到作者對創作歷程的反思。

事實上，小說中最令人注目的是雙數章節的母系歷史，且更為有趣的是，作者的「考證」顯示母親的血源乃來自北魏時的蠕蠕族，並由此開始，王安憶刻劃出一篇家族興衰史。

到此，《紀實與虛構》已是一部能令人注目的「總結、概括、反省與檢討」家史小說。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當提到王安憶的長篇小說《長恨歌》，有時難免令讀者以為是唐代詩人白居易《長恨歌》的小說版。其實兩者並沒有一點兒關系的！

小說中最令人觸目的是主角王琦瑤的出場。作者花費篇幅來描寫上海的弄堂、流言、閨閣、鴿子，目的只有一個：襯托王琦瑤像是吸盡黃浦精華的結晶。

「……上海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膚之親似的。它有著觸手的涼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積著油垢的廚房後窗，是專供老媽子一里一外扯閑篇；窗邊的後門，是供大小姐提著書包上學堂讀書，和男先生幽會的……」細致和屬於女性的筆觸，具體描寫弄堂的一切。

事實上，在王安憶發表了《長恨歌》後，便有學者或文學評論將之歸類為張愛玲的「延續」，試想像著如葛薇龍、白流蘇、賽姆生太太等角色的舞台由中華民國的上海轉移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上海，一群曾經過著聲色的男女，如何在誇張禁慾的政權里，度過餘生。

當然，王安憶的《長恨歌》並非全沒有缺點，其缺點亦正如其優點，就是《長恨歌》只是將張愛玲沒有全面寫出的上海風情給予全面集中的描寫，意即是成功地借鑒了別人的創意，非常流暢的將別人零碎描寫的東西集中起來全面描寫；可是，這些描寫卻非作者的原創，換言之，她只是依循前人成功的道路。當然，客觀來說，王安憶的描寫上海的原貌是成功的，亦顯出其駕馭長篇巨著的能耐！

淺談王安憶在九十年代後半期的寫作
不像小說的小說

一九九六年，王安憶發表了頭年完成的《姊妹們》，接下來，一九九七年發表《蚌埠》、《文工團》，一九九八年發表《隱居的時代》，到一九九九年，在與《喜宴》、《開會》兩個短篇一塊兒發表的短文里，她明確地說：「我寫農村，並不是出於懷舊，也不是為祭奠插隊的日子，而是因為，農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裡日漸呈現出審美的性質，上升為形式。這取決於它是一種緩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邊緣比較模糊，伸著一些觸角，有著漫流的自由的形態。」(《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學》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這期間王安憶還在寫著另外不同類型的作品，像短篇《天仙配》、中篇《憂傷的年代》和斷斷續續進行著的長篇《屋頂上的童話》，等等。這些作品不僅與上述一組作品不大一樣，而且各自之間也差異明顯。這里我們暫不討論。且讓我們只看看那一組不少人覺得不像小說的小說。

為什麼會覺得不像小說呢?早在九十年代初，王安憶就清楚地表達了她小說寫作的理想：一、不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語言的風格化，四、不要獨特性。這「四不要」其實是有點驚世駭俗的，因為她不要的東西正是許多作家竭力追求的東西，是文學持續發展、花樣翻新的趨動力。我們設想著卻設想不出抱著這一理想的王安憶會走多遠。現在讀王安憶這些年的作品，發覺我們這一設想的方向錯了。小說這一形式，在漫長的歲月里，特別是在二十世紀，本身已經走得夠遠了，甚至遠得過度了，它腳下的路恐怕不單單是小路、奇徑，而且說不定已經是迷途和險境。所以王安憶不是要在已經走得夠遠的路上再走多遠，而是從狹窄的獨特性和個人化的、創新強迫症(「創新這條狗」在多少創作者心中吠叫)愈演愈烈的歧路上後退，返回小說藝術的大道。

於是在王安憶的這一系列小說中，我們讀到了內在的舒緩和從容。敘述者不是強迫敘述行為去經歷一次虛擬的冒險，或者硬要敘述行為無中生有地創造出某種新的可能性。不，不是這樣，敘述回歸到平常的狀態，它不需要刻意表現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當「寫什麼」和「怎麼寫」孰輕孰重成為問題的時候，「偏至」就難免要發生了。而在王安憶這里，敘述與敘述對象是合一的，因為在根本上，王安憶秉承一種樸素的小說觀念：「小說這東西，難就難在它是現實生活的藝術，所以必須在現實中找尋它的審美性質，也就是尋找生活的形式。現在，我就找到了我們的村莊。」(《生活的形式》)

好了，接下來我們要問，「我」從「我們的村莊」，還有「我們團」、「我們」暫時安頓身心的城市、「我們」經歷的那個時代，找到了什麼?

理性化的「鄉土文明志」

作為新文化運動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新文學，從它初生之時起就表明了它是追求現代文明的文學，它的發起者和承繼者是轉型過來的或新生的現代知識分子，文學促進國家和民族向現代社會形態轉化並表達個人的現代性意識和意願的方式。今天回過頭去看，在這樣一種主導特徵下，新文學作品的敘述者於諸多方面就顯示出了相當的一致性，就是這種一致性，構成了今天被稱之為「宏大敘事」的傳統。舉鄉土文學的例子來說，我們發現，諸多作家在描述鄉土中國的時候，自覺採取的都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標准和態度，他們的眼光都有些像醫生打量病人要找出病根的眼光，他們看到了蒙昧、愚陋、劣根性，他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們站在現代文明的立場上，看到這一片鄉土在文明之外。其實他們之中大多出身於這一片鄉土，可是由此走出，經受了文明的洗禮之後，再回頭看本鄉本土，他們的眼光就變得厲害了。不過，在這一敘事傳統之內的鄉土文學，與其說描述了本鄉本土的形態和情境，倒不如說揭示了現代文明這一鏡頭的取景和聚焦。這些作家本身可能非常熟悉鄉土生活，對本鄉本土懷抱著深厚的感情和眷念，可是，當他們以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眼光並且只是以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眼光審視這一片鄉土的時候，他就變得不能理解自己的鄉土了——如果不能從鄉土的立場上來理解鄉土，就不能理解鄉土。

所以並不奇怪，我們的鄉土文學常常給人以單調、沉悶、壓抑的印象。民間的豐富活力和鄉土文明的復雜形態被敘述者先入為主的觀念遮蔽了，被單純追求現代性的取景框舍棄了。不過仍然值得慶幸，所謂「宏大敘事」從來就不可能涵蓋全部的敘述，我們畢竟還可以看到沈從文的湘西，蕭紅的呼蘭河，乃至趙樹理的北方農村，這些作品畢竟呈現出主導特徵和傳統控制之外的多種有意味的情形。

說了這么多，本意只是為了以一種敘事傳統與王安憶的小說相對照，這一對照就顯出王安憶平平常常敘述的作品不那麼平常的意義來：從中我們能夠看到，她發現了或試圖去發現鄉土中國的文明；而若以上述敘事傳統的眼光看來，這樣的鄉土是在文明之外的。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我們顯然更容易理解後一種文明：西方式的，現代的，追求進步和發展的外來文明，而對於鄉土文明，卻真的說不上知悉和理解了。

正是在這種一般性的認知情形中，王安憶的小說成為一種不被視為文明的文明的知音和載體，成為一種探究和理解，一種述說和揭示，一種鄉土文明志。你知道《姊妹們》是怎樣開篇的嗎?「我們庄以富裕著稱。不少遙遠的村莊嚮往著來看上一眼，這『青磚到頂』的村莊。從文明史的角度來說，我們庄處處體現出一個成熟的農業社會的特徵。」——這就是了。

和九十年代初《九月寓言》這樣的作品相比較，張煒的膠東鄉村生活回憶錄把一種自然的、野性的民間生命力張揚得淋漓盡致，它的背後是一種抒情的態度，那野歌野調的唱者不僅投入而且要和歌詠的對象融合為一；王安憶的淮北鄉土文明志則是守分寸的、理性化的，它的背後是分析和理解的態度，因而也是隔開一點感情距離的。這樣一種經過漫長歲月淘洗和教化的鄉土文明，遠離都市，又遠非自然，有著一幅世故的表情，不那麼讓人喜歡的，可是必須細心去了解，才可了解世故、古板、守規矩等等之下的深刻的人性：「這人性為了合理的生存，不斷地進行著修正，付出了自由的代價，卻是真心向善的。它不是富有詩情的，可在它的沉悶之中包含著理性。」立基於這樣寬厚、通達、有情的認識，《姊妹們》才把那一群出嫁之前的鄉村少女寫得那麼美麗活現，又令人黯然神傷。

「兩種文明」的奇遇

王安憶甚至發現，在被普遍視為保守的、自足性極強的鄉土文明中，其實潛藏著許多可能性和強大的洇染力，譬如對並非出自這種文明的人與事的理解和融匯。《隱居的時代》寫到一群「六·二六」下放到農村的醫生。王安憶在文中說，「當我從青春荒涼的命運里走出來，放下了個人的恩怨，能夠冷靜地回想我所插隊的那個鄉村，以及那裡的農民們，我發現農民們其實天生有著藝術的氣質。他們有才能欣賞那種和他們不一樣的人，他們對他們所生活在其中的環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們也有才能從紛紜的現象中分辨出什麼是真正的獨特。」你看接下來描述的「兩種文明」的奇遇：「現在，又有了黃醫師，他給我們庄，增添了一種新穎的格調，這是由知識，學問，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純凈心底，還有人生的憂愁合成的。它其實暗合著我們庄的心意 。像我們庄這樣一個古老的鄉村，它是帶有些返樸歸真的意思，許多見識是壓在很低的底處，深藏不露。它和黃醫師，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卻達成了協調。這種協調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親熱，往來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適的，有些滑稽，就像黃醫師，走著那種城裡人的步子，手裡卻拿著那塊香噴噴的麥面餅。這情景真是天真極了，就是在這天真里，產生了協調。有些像音樂里的調性關系，最遠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時又是最遠的。」

《隱居的時代》還寫了插隊知青的文學生活，寫了一個縣城中學來歷特殊的老師們，這些都清楚不過地表明，在大一統的意志下和荒漠時期，精神需求，對美的敏感，知識和文化，潛藏和隱居到了地理的夾縫和歷史的角落裡，這樣的夾縫和角落不僅使得它們避免流失散盡，保留下相傳承繼的文明火種，而且，它們也多多少少改變了他們棲身的所在——一種新的、外來的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這些偏僻的歷史的牆縫里，慢慢地長了進去，成為它的一部分。」——就像下鄉的醫療隊和黃醫師，「它微妙地影響了一個村莊的質質。」

《文工團》也寫到了不同文明的相遇，只是其中所包含的掙扎求存的能量左沖右突，卻總是不得其所。「文工團」是革命新文藝的產物，可是「我們這個地區級文工團的前身，是一個柳子戲劇團。」新文明的團體脫胎於舊文明的戲班子，譬如說其中的老藝人，他們與生俱來的土根性，他們代代承傳的老做派，將怎樣委屈求全地適應新文藝的要求，而在歷經改造之後卻又脫胎不換骨?這個由老藝人、大學生、學員、自費跟團學習的等帶著各自特徵的人員雜糅組成的文工團，在時代的變幻莫測中風雨飄搖，顛沛流離，終於撐持到盡頭。

「我」隱退到「我們」

現在，讓我們回到與王安憶這些小說初逢時的印象。這些作品，起意就好像置小說的傳統規范和通常的構成要素、構成方式於不顧，作者就好像日常談話似的，把過往生活存留在記憶里的瑣屑、平淡、零散的人事細節，絮絮叨叨地講出來，起初你好像是有些不在意的，可是慢地，你越來越驚異，那麼多不起眼的東西逐漸「累積」(而不是傳統小說的「發展」過程)起來，最終就成了「我們庄」和自由、美麗地表達著「我們庄」人性的姊妹們，就成了一個萍水相逢的城市蚌埠和「我們」初涉艱難世事的少年歲月，就成了文工團和文工團執著而可憐的驚心動魄的故事。「發展」使小說的形態時間化，而「累積」使小說的形態空間化了，開始我們還只是認為敘述只是在不斷填充著這些空間：「我們庄」、文工團、隱居者的藏身之處，後來才驚異地看到這些空間本身在為敘述所建造的主體，那些人事細節就好像這個主體的鼻子、眼睛、心靈和一舉一動的歷史。能夠走到這一步，不能不說是大大得力於一個親切的名之曰「我們」的復數敘述者。「我們」是揚棄了「我」——它往往會演變成惡性膨脹的敘述主體，嚴鋒在《文工團》的簡評中說，在新時期的文學中到處可見一個矮揉造作的敘事者，或洋洋得意，或顧影自憐，或故作冷漠，怎一個「我」字了得——而得到的。

「我」並非消失了，而是隱退到「我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