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短篇小說
A. 《班主任》主要講了什麼
劉心武，生於1942年，四川成都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班主任》、《大眼貓》、《我愛每一片綠葉》，長篇小說《鍾鼓樓》等。
短篇小說《班主任》是劉心武的代表作品，最初發表於《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收入短篇小說集《班主任》中。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這是最早反映「四人幫」毒害青年學生的作品。
作品描寫光明中學初三·三班班主任張俊石想接收宋寶琦——曾被拘留過的小流氓來班上學習，引起老師的不解與學生的反對，團支書謝惠敏甚至視此為一場階級斗爭。家訪時得知宋寶琦偷過當時的「禁書」賣錢，但宋寶琦因為無知，不識書名、不知內容，只會給書里插圖上的女子畫鬍子取樂。宋寶琦和謝惠敏都認為這些書——如《牛虻》、《戰爭與和平》、《辛稼軒詞選》等是「大毒草」、「黃書」。謝惠敏認為，凡書店不出售、報刊不推薦的都是壞書。她還認為女生穿短袖襯衫和花裙子是「沾染資產階級思想」。張俊石痛心地感到宋寶琦的墮落和「好學生」謝惠敏的「進步」所受「四人幫」毒害之深。
作者在文尾借張俊石之口發出了「救救被『四人幫』坑害的孩子」的呼聲。小說深刻而痛切地揭露了「四人幫」推行的愚民政策和文化專制對青年學生身心造成的危害與創傷。
《班主任》標志著當代文學現實主義傳統在新時期的復歸與深入發展。作者善於在塑造人物的過程中融入對現實生活的評價。無論是對謝惠敏這一典型人物的刻畫，還是對極左思潮的嚴肅真誠的反思，都對當代小說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它被視為「傷痕文學」的代表作。先後被譯介到日本、德國、蘇聯、瑞士等國。
B. 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原文
劉心武小說《班主任》
一
你願意結識一個小流氓，並且每天同他相處嗎？我想，你肯定不願意，甚至會嗔怪我何以提出這么一個荒唐的問題。
但是，在光明中學黨支部辦公室里，當黑瘦而結實的支部書記老曹，用信任的眼光望著初三（3）班班主任張俊石老師，換一種方式向他提出這個問題時，張老師並不以為古怪荒唐。他只是極其嚴肅地考慮了一分鍾左右，便斷然回答說:"好吧，我願意認識認識他 "
事情是這樣的:前些日子，公安局從拘留所把小流氓宋寶琦放了出來。他是因為卷進了一次集體犯罪活動被拘留的。在審訊過程中，面對著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與政策感召，他渾身冒汗，嘴唇哆嗦，作了較為徹底的坦白交代，並且揭發檢舉了首犯的關鍵罪行。因此.公安局根據他的具體情況--情節較輕而坦白揭發較好，加上還不足十六歲--將他教育釋放了。他的父母感到再也難在老鄰居們面前拋頭露面，便通過換房的辦法搬了家，恰好搬到光明中學附近。根據這幾年實行的"就近入學"辦法，他父母來申請將宋寶琦轉入光明中學上學。他該上初三，而初三（3）班又恰好有空位子，再加上張老師有十幾年的班主任工作經驗，又是這個年級班主任里唯一的黨員。因此，經過黨支部研究，接受了宋寶琦的轉學要求，並且由老曾直接找到張老師，直截了當地擺出情況，問他說:"怎麼樣？你把宋寶琦收下吧？"
正象你所知道的那樣，張老師思忖的目光剛同老曹那飽含期待、鼓勵的目光相遇，他便答應下來了。
二
張老師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趁他頂著春天的風沙，騎車去公安局了解宋寶琦情況的當日，我們可以仔細觀察他一番。
張老師實在太平凡了。他今年三十六歲，中等身材，稍微有點發胖。他的衣褲都明顯地舊了，但非常整潔。每一個紐扣都扣得規規矩矩，連制服外套的風紀扣，也一絲不苟地扣著。他臉龐長圓，額上有三條挺深的抬頭紋，眼睛不算大，但能閃閃放光地看人，撒謊的學生最怕他這目光；不過，更讓學生們敬畏的是張老師的那張嘴，人們都說薄嘴唇的人能說會道，張老師卻是一對厚嘴唇，冬春常被風吹得爆出干皮兒；從這對厚嘴唇里迸出的話語，總是那麼熱情、生動、流利，象一架永不生銹的播種機，不斷在學生們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識的種子，又象一把大條帚，不停息地把學生心田上的灰塵無情地掃去
一路上，張老師的表情似乎挺平淡。等到聽完公安局同志的情況介紹、翻完卷宗以後，他的臉上才顯露出強烈的表情來--很難形容，既不全是憤慨，也不排除厭惡與蔑視，似乎漸漸又由決心佔了上風，但憂慮與沉重也明顯可見。
張老師從公安局回到學校時，已經是下午三點鍾。他掏出疊得很整齊的手絹，一邊擦著腦門上的汗，一邊走進年級組辦公室。顯然同組的老師們都已知道宋寶琦將於明天到他班上課的事了。教數學的尹達磊老師頭一個迎上他，形成了關於宋寶琦的第一個波瀾。
三
尹老師和張老師同歲，同是一個師范學院畢業，同時分配到光明中學任教，又經常同教一個年級。他們一貫推心置腹，就是吵嘴，也從不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總是把想法傾巢倒出，一點"底兒"也不留。
尹老師身材細長，五官長得緊湊，這就使他永遠擺脫不了"娃娃相"，多虧鼻樑上架著副深度近視鏡，才使他在學生們面前不至有失長者的尊嚴。
在這1977年的春天，尹老師感到心裡一片燦爛的陽光。他對教育戰線，對自己的學校、所教的課程和班級，都充滿了閃動著光暈的憧憬。他覺得一切不合理的事物都應該而且能夠迅速得到改進。他認為"四人幫"既已揪出，掃盪"四人幫"在教育戰線的流毒，形成理想的境界應當不需要太多的時間。不過，最近這些天他有點沉不住氣。他願意一切都如春江放舟般順利，不曾想卻仍要面臨一些復雜的問題。
關於宋寶琦即將"駕到"的消息一入他的耳中，他就忍不住熱血沸騰。張老師剛一邁進辦公室，他便把滿腔的"不理解"朝老戰友發泄出來。他劈面責問張老師:" 你為什麼答應下來？眼下，全年級面臨的形勢是要狠抓教學質量，你弄個小流氓來，陷到作他個別工作的泥坑裡去，哪還有精力抓教學質量？鬧不好，還弄個'一粒耗子屎壞掉一鍋粥'，你呀你，也不冷靜地想想，就答應下來，真讓人沒法理解 "
辦公室的其他老師，有的贊同尹老師的觀點，卻不贊同他那生硬的態度；有的不贊成他的觀點，卻又覺得他的確是出於一片好心；有的一時還拿不準道理上該怎麼看，只是為張老師憑空添了這么副重擔子，滋生了同情與擔憂 因此，雖然都或坐或站地望著張老師，卻一時都沒有說話。就連擱放在存物架上的生理衛生課教具 --耳朵模型，彷彿也特意把自己拉成了一尺半長，在專注地等待著張老師作答。
張老師覺得尹老師的意見未免偏激。但並不認為尹老師的話毫無道理。他靜靜地考慮了一分鍾，便答辯似地說:"現在，既沒有道理把宋寶琦退回給公安局，也沒有必要讓他回原學校上學。我既然是個班主任老師，那麼，他來了，我就開展工作吧 "
這真是幾句淡而無味的話。倘若張老師咄咄逼人地反駁尹老師，也許會引起一場火爆的爭論，而他竟出乎意料地這樣作答，尹老師彷彿反被懾服了。別的老師也挺感動，有的還不禁低首自問:"要是把宋寶琦分到我的班上，我會怎麼想呢？"
張老師的確必須立即開展工作，因為.就在這時，他班上的團支部書記謝惠敏找他來了。
四
謝惠敏的個頭比一般男生還高，她腰板總挺得直直的，顯得很健壯。有一回，她打業余體校柵欄牆外走過，一眼被裡頭的籃球教練看中。教練熱情地把她請了進去，滿心以為發現了個難得的培養對象。誰知讓這位長圓臉、大眼睛的姑娘試著跑了幾次藍後，竟格外地失望--原來，她彈跳力很差，手臂手腕的關節也顯得過分僵硬，一問，她根本對任何球類活動都沒有興趣。
的確，謝惠敏除了隨著大夥看看電影、唱唱每個階段的推薦歌曲，幾乎沒有什麼業余愛好。她功課中平，作業有時完不成，主要是由於社會工作佔去的精力和時間大多了--因此倒也能獲得老師和同學們的諒解。
頭年夏天，張老師接任這個班的班主任時，謝惠敏已經是團支部書記了。張老師到任不久便輪到這個班下鄉學農，返校的那天，隊伍離村二里多了，謝惠敏突然發現有個男生手裡轉動著個麥穗，她不禁又驚又氣地跑過去批評說:"你怎麼能帶走貧下中農的麥子？給我，得送回去，"那個男生不服氣地辯解說:"我要拿回家給家長看，讓他們知道這兒的麥子長得有多麼棒，"結果引起一場爭論，多數同學並不站在謝惠敏一邊，有的說她"死心眼"，有的說她"太過分"。最後自然輪到張老師表態，謝惠敏手裡緊緊握著那根豐滿的麥穗，微張著嘴唇，期待地望著張老師。出乎許多同學的意料，張老師同意了謝惠敏送回麥穗的請求。耳邊響著一片揚聲爭論與喁喁低議交織成的音波，望著在雨後泥濘的大車道上奔回村莊的謝惠敏那獨特的背影，張老師曾經感動地想:問題不在於小小的麥穗是否一定要這樣來處理:看哪，這個僅僅只有三個月團齡的支部書記，正用全部純潔而高尚的感情，在維護"絕不能讓貧下中農損失一粒麥子"的信念--她的身上，有著多麼可貴的閃光素質啊，
但是，這以後，直到"四人幫"揪出來之前，濃郁的陰雲籠罩著我們祖國的大地，陰雲的暗影自然也投射到了小小的初三（3）班。被"四人幫"那個大黑干將控制的團市委，已經向光明中學派駐了聯絡員，據說是來培養某種"典型"，是否在初三（3）班設點，已在他們考慮之中，謝惠敏自然常被他們找去談話。謝惠敏對他們的"教誨"並不能心領神會，因為她沒有絲毫的政治投機心理，她單純而真誠。但是，打從這時候起，張老師同謝惠敏之間開始顯露出某種似乎解釋不清的矛盾。比如說，謝惠敏來告狀，說團支部過組織生活時，五個團員竟有兩個打瞌睡。張老師沒有去責難那兩個不象樣子的團員，卻向謝惠敏建議說；"為什麼過組織生活總是念報紙呢？下回搞一次爬山比賽不成嗎？保險他們不會打瞌睡，"謝惠敏瞪圓了雙眼，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隔了好一陣，才抗議地說:"爬山，那叫什麼組織生活？我們讀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 "再比如，那一天熱得象被扣在了蒸籠里，下了課，女孩子們都跑攏窗口去透氣，張老師把謝惠敏叫到一邊，上下打量著她說:"你為什麼還穿長袖襯衫呢？你該帶頭換上短袖才是，而且，你們女孩子該穿裙子才對啊，"謝惠敏雖然熱得直喘氣，卻驚訝得滿臉漲紅，她簡直不能理解張老師在提倡什麼作風，班上只有宣傳委員石紅才穿帶小碎花的短袖襯衫，還有那種帶褶子的短裙，這在謝惠敏看來，乃是"沾染了資產階級作風"的表現，
"四人幫"揪出來之後，張老師同謝惠敏之間的矛盾自然可以解釋清楚了，但並沒有完全消除。
現在，謝惠敏找到張老師。向他匯報說:"班上同學都知道宋寶琦要來了，有的男生說他原來是什麼'菜市口老四'，特別厲害；有些女生害怕了，說是明天宋寶琦真來，她們就不上學了，"
張老師一愣。他還沒有來得及預料到這些情況。現在既然出現了這些情況，他感到格外需要團支部配合工作，便問謝惠敏:
"你怕嗎？你說該怎麼辦？"
謝惠敏晃晃小短辮說:"我怕什麼？這是階級斗爭，他敢犯狂，我們就跟他斗，"
張老師心裡一熱。一霎時，那在泥濘的大車道上奔走的背影活跳在記憶的屏幕上。他親熱地對謝惠敏說:"你趕緊把團支部和班委會的人找齊，咱們到教室開個幹部會，"
五
四點二十左右，幹部會結束了。其他幹部們都走了，教室里只剩下張老師、謝惠敏和石紅三個人。
石紅恰好面對窗戶坐著，午後的春陽射到她的圓臉龐上，使她的兩頰更加紅潤；她拿筆的手托著腮，張大的眼眶裡，晶亮的眸子緩慢地游動著，豐滿的下巴微微上翹 --這是每當她要想出一個更巧妙的方法來解決一道教學題時，為數學老師所熟悉、所喜愛的神態。可是此刻她並不是在解數學題，而是在琢磨怎麼寫出明天一早同大家--也包括宋寶琦--見面的"號角詩"。
張老師同謝惠敏在一旁談著話。圍繞著接收宋寶琦需要展開的工作，已經全部落實。男生幹部們分頭找男生們做工作去了，跟他們講宋寶琦並不是什麼威震菜市口的 "英雄"，而是個犯了錯誤的需要幫助的人。對他既別好奇乃至於敬畏，也不能歧視打擊，大家要齊心合力地幫助他。女生幹部將分頭到那幾個或者是因為膽小，或者是出於賭氣，宣布明天不來上學的女生家去，對她們和她們的家長講清楚，學校一定會保證女孩子們不受宋寶琦欺侮；對宋寶琦這樣的小流氓，消極躲避只能助長他的惡習，只有團結起來同他斗爭，進行教有，才能化有害為無害，並且逐步化無害為有益。張老師則要對宋寶琦進行家訪，對他以及他的家長進行初步了解，並進行第一次思想工作，石紅的"口角詩"明天一早將向大家強調:"讓我們的教室響徹向'四化'進軍的腳步聲，"
當石紅的"號角詩"快要寫完的時候，張老師同謝惠敏的談話結束了。張老師把攤在桌上、剛給幹部們看過的幾件東西往一塊斂。那是張老師從派出所帶回來的、宋寶琦犯案後被搜出的物品:一把用來斗毆的自行車彈簧鎖，一副殘破油膩的撲克牌，一個式樣新穎附有打火機的鍍鎳煙盒，還有一本撕掉了封皮的小說。小幹部們面對這些東西都厭惡得皺鼻子、撇嘴角。謝惠敏提議說:"團支部明天課後開個現場會，積極分子們也參加，擺出這些東西，狠狠批判一頓，"大夥都同意，張老師也點頭說:
"對，要利用這個機會，進一步抓好反腐蝕教育。"
沒曾想，臨到張老師收斂這幾件物品時，突然出現了矛盾，還鬧得挺僵。
別的東西都收進書包了，只剩下那本小說。張老師原來顧不得細翻，這時拿起來一檢查，不由得"啊，"了一聲。原來那是本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牛虻》。
謝惠敏感到張老師神情有點異常，忙把那本書要過來翻看。她以前沒聽說過、更沒看見過這本書，她見里頭有外國男女講戀愛的插圖，不禁驚叫起來:"唉呀，真黃，明天得狠批這本黃書，"
張老師皺起眉頭，思索著。他回憶起自己中學時代的情況。那時候，團支部曾向班上同學們推薦過這本小說 圍坐在篝火旁，大夥用青春的熱情輪流朗讀過它；倚扶著萬里長城的城堞，大夥熱烈地討論過"牛虻"這個人物的優缺點 這本英國小說家伏尼契寫成的作品，曾激動過當年的張老師和他的同輩人，他們曾從小說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過向上的力量 也許，當年對這本小說的缺點批判不夠？也許，當年對小說的精華部分理解得也不夠准確、不夠深刻？ 但，不管怎麼說- -張老師想到這兒，忍不住對謝惠敏開口分辨道:
"這本《牛虻》可不能說成是黃書 "
謝惠敏的兩撇眉毛險些飛出腦門，她瞪圓了雙眼望著張老師，激烈地質問說:"怎麼？不是黃書？，這號書不是黃書什麼是黃書，"在謝惠敏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一種鐵的邏輯，那就是凡不是書店出售的、圖書館外借的書，全是黑書、黃書。這實在也不能怪她。她開始接觸圖書的這些年，恰好是"四人幫"搞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最凶的幾年。可愛而又可憐的謝惠敏啊，她單純地崇信一切用鉛字新排印出來的東西，而在"四人幫"控制輿論工具的那幾年裡，她用虔誠的態度拜讀的報紙刊物上，充塞著多少他們的"幫文"，噴濺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啊，倘若在謝惠敏最親近的人當中，有人及時向她點明:張春橋、姚文元那兩篇號稱"闡述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重要文章"大可懷疑，而"梁效"、"唐曉文"之類的大塊文章也絕非馬列主義的"權威論著" 那該有多好啊，但是，由於種種主觀和客觀上的原因，沒有人向她點明這一點。她的父母經常囑咐謝惠敏及其弟妹，要聽毛主席的話，變認真聽廣播、看報紙；要求他們遵守紀律、尊重老師；要求他們好好學功課 謝惠敏從這樣的家庭教育中受益不淺，具備了強烈的無產階級感情、勞動者後代的氣質；但是，在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白骨精化為美女現形的斗爭環境里，光有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就容易陷於輕信和盲從，而"白骨精"們正是拚命利用一些人的輕信與盲從以售其奸，就這樣，謝惠敏正當風華正茂之年，滿心滿意想成為一個好的革命者，想為共產主義這個大目標而奮斗，卻被"四人幫"害得眼界狹窄、是非模糊。豈止《牛虻》這本書她會認為是毒草，我們這段故事發生的時候，《青春之歌》已經進行再版了，但謝惠敏還保持著"四人幫"揪出前形成的習慣--把那些熱衷於傳播"文藝消息"，什麼又會有某個新電影上演啦，電台又播了個什麼新歌呀這樣的同學們，看成是"沾染了資產階級思想"。就在前幾天，她發現石紅在自習課上看一本厚厚的小說，下課她便給沒收了。那是1959年出版的《青春之歌》，她隨便翻檢了幾頁，把自己弄得心跳神亂--斷定是本"黃書"，正想拿來上交給張老師，石紅笑嘻嘻地一把搶了回去，還拍著封面說；"可帶勁啦，你也看看吧，"結果兩人爭吵了一場；後來她忙著去團委開會，倒忘記向張老師反映了，沒想到今天張老師竟比石紅還要石紅--親口否認這本外國"黃書"不黃，在謝惠敏心中，外國的"黃書"當然一律又要比中國的"黃書"更黃了。面對著這樣一位張老師，她又聯想起以前的許多細瑣沖突來。於是，往常畢竟占據支配地位的尊敬之感，頓然減少了許多。她微微噘起嘴，飛走的眉毛落回來擰成了個死疙瘩。
這時候，石紅寫完"號角詩"，正准備給張老師和謝惠敏朗
誦，突然聽到張老師說:"這本《牛虻》可不能說成是黃書 "她這才知道那本被書原來就是《牛虻》，趕忙湊攏謝惠敏身邊去看，謝惠敏大聲質問張老師的話剛一出口，她便熱情地晃動著謝惠敏胳膊說:"別這么說，我聽爸爸媽媽講過，《牛虻》這本書值得一讀，這兩天我正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頭的保爾·柯察金是個無產階級英雄，可他就特別佩服'牛虻' "石紅早就想找本《牛虻》來看，一直沒有借到，所以她從謝惠敏手中拿過書來翻動時，心裡翻騰著強烈的求知慾:這本書寫的是什麼時代的事兒？故事發生在什麼地方？"牛虻"究竟是個啥樣的人？真的有值得佩服的地方嗎？ 當她把破書還到張老師手上時，不禁問道: "讀這本書，該注意些啥？學習些啥？"謝惠敏咬住嘴唇，眯起眼睛，不滿地望著石紅，心裡怦怦直跳。張老師翻動著那本飽經滄桑的《牛虻》，他本想耐心地對謝惠敏解釋為什麼不能把它算作"黃書"，但是這本書是從宋寶琦那兒抄出來的，並且，瞧，插圖上，凡有女主角瓊瑪出現，一律野蠻地給她添上了八字鬍須。又焉知宋寶琦他們不是把它當成"黃書"來看的呢？生活現象是復雜的。這本《牛虻》的遭遇也夠光怪陸離了。對謝惠敏這樣實際上還很幼稚的孩子。分析過於復雜的生活現象和精華糟粕並存的文藝作品，需要充裕的時間和適宜的場合。
想到這些，我們的張老師便把破舊的《牛虻》放入書包，和藹地對謝惠敏說:"關於這本書的事兒，咱們改天再談吧。看，快五點了，咱們趕緊聽聽石紅寫的'號角詩'吧，聽完分頭按計劃行動。"
石紅念的詩，謝惠敏一句也沒裝進腦子里去。她痛苦而惶惑地望著映在課桌上的那些斑駁的樹影。她非常、非常願意尊敬張老師，可張老師對這樣一本書的古怪態度，又讓她不能不在心裡嘀咕:"還是老師呢，怎麼會這樣啊？， "
六
五點剛過，張老師騎車抵達宋家的新居。小院的兩間東屋裡東西還來不及仔細整理，顯得很凌亂。比如說，一盆開始掛花的
"令箭"，就很不恰當地擺放在歪蓋著塑料布的縫紉機上。
宋寶琦的母親是個售貨員，這天正為搬家倒休，忙不迭地拾綴著屋子。見張老師來了，她有點寬慰，又有點羞愧，忙把宋寶琦從堂屋喊出來，讓他給老師敬禮，又讓他去倒茶。我們且不忙隨張老師的眼光去打量宋寶琦，先隨張老師坐下來同宋寶琦母親談談，了解一下這個家庭的大概。
宋寶琦的父親在園林局苗圃場工作，一直上"正常班"，就是說，下午六點以後就能往家奔了。但他每天常常要八、九點鍾才回家。為什麼？宋寶琦母親說起來連連嘆氣，原來這些年他養成了個壞習慣:下班的路上經過月壇，總要把自行車一撂，到小樹林里同一些人席地而坐，打撲克消遣，有時打到天黑也不散，挪到路燈底下接茬打，非得其中有個人站起來趕著去工廠上夜班，他們才散。
顯然，這樣一位父親，既然缺乏豐富而有意義的精神生活，那麼，對宋寶琦的缺乏教育管束也就可想而知了。至於當母親的，從她含怨的敘述中，不難看出她是怎樣自食了溺愛與放任獨生子的苦果。
絕不要以為這個家庭很差勁。張老師注意到，盡管他們還有大量的清理與安置工作，才能使房間達到窗明幾凈的程度，但是一張鑲鏡框的毛主席像，卻已端正地掛到了北牆，並且，一張稍小的周總理像，裝在一個自製的環繞著銀白梅花圖案的鏡框中，被鄭重地擺放在了小衣櫃的正中。這說明這對年近半百的平凡夫婦，內心裡也涌盪著和億萬人民相同的感情波瀾。那麼，除了他們自身的弱點以外，誰應當對他們精神生活的貧乏負責呢？
差一刻六點的時侯，張老師請當母親的盡管去忙她的家務事，他把宋寶琦帶進裡屋，開始了對小流氓的第一次談話。
現在我們可以仔細看看宋寶琦是個什麼模樣了。他上身只穿著尼龍彈力背心，一疙瘩一疙瘩的橫肉，和那白里透紅的膚色，充分說明他有幸生活在我們這個不愁吃不愁穿的社會里，營養是多麼充分，軀體里蘊藏著多麼充沛的精力。唉，他那張臉啊，即便是以經常直視受教育者為習慣的張老師，乍一看也不免渾身起栗。並非五官不端正，令人寒心的是從面部肌肉里，從毆斗中打裂過又縫上的上唇中，從鼻翅的神經質扇動中，特別是從那雙一目瞭然地充斥著空虛與愚蠢的眼神中，你立即會感覺到，彷彿一個被污水潑得變了形的靈魂，赤裸裸地立在了聚光燈下。
經過三十來個回合的問答，張老師已在心裡對宋寶琦有了如下的估計:缺乏起碼的政治覺悟，知識水平大約只相當初中一年級程度，別看有著一身犟肉，實際上對任何一種正規的體育活動都不在行。張老師想到，一些滿足於貼貼標簽的人批判起宋寶琦這樣的小流氓來，一定會說他是"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但是，隨著進一步地詢問，張老師便愈來愈深切地感到，籠統地說宋寶琦這樣的小流氓具有資產階級思想，那就近乎無的放矢，對引導他走上正路也無濟於事。
宋寶琦的確有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但究竟是哪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呢？
資產階級標榜"自由、平等、博愛"，講究"個人奮斗"、"成名成家"，用虛偽的"人性論"掩蓋他們追求剝削、壓迫的罪行。而宋寶琦呢？他自從陷入了那個流氓集團以後，便無時無刻不處於森嚴的約束之中，並且多次被大流氓"扇耳茄子"與用煙頭燙後腦勺。他憤怒嗎？反抗嗎？不，他既無追求"個性解放"、呼號"自由、平等"的思想行動，也從未想到過"博愛"；他一方面迷信"哥兒們義氣"，心甘情願地替大流氓當"炊撥兒"，另一方面又把扇比他更小的流氓耳光當作最大的樂趣。什麼"成名成家"，他連想也沒有想過，因為從他懂事的時候起，一切專門家--科學家、工程師、作家、教授 幾乎都被林賊、"四人帶"打成了"臭老九"，論排行，似乎還在他們流氓之下，對他來說，何羨慕之有？有何奮斗而求之的必要？資產階級的典型思想之一是"知識即力量"，對不起，我們的宋寶琦也絕無此種觀念。知識有什麼用？無休無止地"造反"最好。張鐵生考試據說得了個"大鴨蛋"，不是反而當上大官了嗎？ 所以，不能籠統地給宋寶琦貼上個"滿腦袋資產階級思想"的標簽便罷休，要對症下葯，資分階級在上升階段的那些個思想觀點，他頭腦里並不多甚至沒有，他有的反倒是封建時代的"哥兒們義氣"以及資產階級在沒落階段的享樂主義一類的反動思想影響 請不要在張老師對宋寶琦的這種剖析面前閉上你的眼睛，塞上你的耳朵，這是事實，而且，很遺憾，如果你熱愛我們的祖國，為我們可愛的祖國的未來操心的話，那麼，你還要承認，宋寶琦身上所反映出的這種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還並不是極個別的，
請抱著解決實際問題、治療我們祖國健壯軀體上的局部癰疽的態度，同我們的張老師一起，來考慮考慮如何教育、轉變宋寶琦這類青少年。
C. 小小說班主任 那本書
劉心武寫過篇短篇小說《班主任》，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
D. 【歷史】劉心武的《班主任》哪年發表
劉心武，1977年發表短篇小說《班主任》，開傷痕文學先聲，被認為是新時期文學的發軔作，獲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首獎,並由此取得在文壇上的地位。
E. 急需劉心武《班主任》的權威解讀
劉心武，以短篇小說《班主任》成名，該作被視為傷痕文學的代表作。其作品以關注現實為特徵，其長篇小說《鍾鼓樓》曾獲得茅盾文學獎，是當代主流作家之一。90年代之後，成為《紅樓夢》的積極研究者，曾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欄目就秦可卿等專題進行系列講座，對民間紅學的蓬勃起到推動作用。（宇慧撰寫）
簡歷：（1942～） 當代作家。筆名劉瀏、趙壯漢等。四川成都人。1950 年隨父遷居北京。中學時期愛好文學。1961年畢業於北京師范專科學校中文系，後任中學教員15年。1976年後任北京出版社編輯，參與創刊《十月》並任編輯。1979年起任中國作協理事、《人民文學》主編等職，加入國際筆會中國中心。1987年赴美國訪問並在13所大學講學。
創作上，1977年發表短篇小說《班主任》，開傷痕文學先聲，被認為是新時期文學的發軔作，獲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首獎,並由此取得在文壇上的地位。後又發表《愛情的位置》、《醒來吧，弟弟》、《我愛每一片綠葉》（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等小說，曾激起強烈反響。出版有短篇小說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劉心武短篇小說選》，中篇小說《秦可卿之死》，中短篇小說集《綠葉與黃金》、《大眼貓》、《都會詠嘆調》、《立體交叉橋》、《519長鏡頭》，中篇小說集《如意》、《王府井萬花筒》、《木變石戒指》、《一窗燈火》、《藍夜叉》，紀實小說《公共汽車詠嘆調》，長篇小說《鍾鼓樓》（獲全國第二屆茅盾文學獎）、《風過耳》、《四牌樓》等，還出版有散文集、理論集、兒童文學等作品以及8卷本《劉心武文集》，劉心武對生活感受敏銳，善於作理性的宏觀把握，寫出了不少具有社會思考特點的小說，作風嚴謹，意蘊深厚
F. 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原文是什麼
你願意結識一個小流氓，並且每天同他相處嗎？我想，你肯定不願意，甚至會嗔怪我何以提出這么一個荒唐的問題。
但是，在光明中學黨支部辦公室里，當黑瘦而結實的支部書記老曹，用信任的眼光望著初三（3）班班主任張俊石老師，換一種方式向他提出這個問題時，張老師並不以為古怪荒唐。他只是極其嚴肅地考慮了一分鍾左右，便斷然回答說："好吧！我願意認識認識他……"
事情是這樣的：前些日子，公安局從拘留所把小流氓宋寶琦放了出來。他是因為卷進了一次集體犯罪活動被拘留的。在審訊過程中，面對著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與政策感召，他渾身冒汗，嘴唇哆嗦，作了較為徹底的坦白交代，並且揭發檢舉了首犯的關鍵罪行。因此．公安局根據他的具體情況--情節較輕而坦白揭發較好，加上還不足十六歲--將他教育釋放了。他的父母感到再也難在老鄰居們面前拋頭露面，便通過換房的辦法搬了家，恰好搬到光明中學附近。根據這幾年實行的"就近入學"辦法，他父母來申請將宋寶琦轉入光明中學上學。他該上初三，而初三（3）班又恰好有空位子，再加上張老師有十幾年的班主任工作經驗，又是這個年級班主任里唯一的黨員。因此，經過黨支部研究，接受了宋寶琦的轉學要求，並且由老曾直接找到張老師，直截了當地擺出情況，問他說："怎麼樣？你把宋寶琦收下吧？"
正象你所知道的那樣，張老師思忖的目光剛同老曹那飽含期待、鼓勵的目光相遇，他便答應下來了。
二
張老師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趁他頂著春天的風沙，騎車去公安局了解宋寶琦情況的當日，我們可以仔細觀察他一番。
張老師實在太平凡了。他今年三十六歲，中等身材，稍微有點發胖。他的衣褲都明顯地舊了，但非常整潔。每一個紐扣都扣得規規矩矩，連制服外套的風紀扣，也一絲不苟地扣著。他臉龐長圓，額上有三條挺深的抬頭紋，眼睛不算大，但能閃閃放光地看人，撒謊的學生最怕他這目光；不過，更讓學生們敬畏的是張老師的那張嘴，人們都說薄嘴唇的人能說會道，張老師卻是一對厚嘴唇，冬春常被風吹得爆出干皮兒；從這對厚嘴唇里迸出的話語，總是那麼熱情、生動、流利，象一架永不生銹的播種機，不斷在學生們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識的種子，又象一把大條帚，不停息地把學生心田上的灰塵無情地掃去……
一路上，張老師的表情似乎挺平淡。等到聽完公安局同志的情況介紹、翻完卷宗以後，他的臉上才顯露出強烈的表情來--很難形容，既不全是憤慨，也不排除厭惡與蔑視，似乎漸漸又由決心佔了上風，但憂慮與沉重也明顯可見。
張老師從公安局回到學校時，已經是下午三點鍾。他掏出疊得很整齊的手絹，一邊擦著腦門上的汗，一邊走進年級組辦公室。顯然同組的老師們都已知道宋寶琦將於明天到他班上課的事了。教數學的尹達磊老師頭一個迎上他，形成了關於宋寶琦的第一個波瀾。
三
尹老師和張老師同歲，同是一個師范學院畢業，同時分配到光明中學任教，又經常同教一個年級。他們一貫推心置腹，就是吵嘴，也從不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總是把想法傾巢倒出，一點"底兒"也不留。
尹老師身材細長，五官長得緊湊，這就使他永遠擺脫不了"娃娃相"，多虧鼻樑上架著副深度近視鏡，才使他在學生們面前不至有失長者的尊嚴。
在這1977年的春天，尹老師感到心裡一片燦爛的陽光。他對教育戰線，對自己的學校、所教的課程和班級，都充滿了閃動著光暈的憧憬。他覺得一切不合理的事物都應該而且能夠迅速得到改進。他認為"四人幫"既已揪出，掃盪"四人幫"在教育戰線的流毒，形成理想的境界應當不需要太多的時間。不過，最近這些天他有點沉不住氣。他願意一切都如春江放舟般順利，不曾想卻仍要面臨一些復雜的問題。
關於宋寶琦即將"駕到"的消息一入他的耳中，他就忍不住熱血沸騰。張老師剛一邁進辦公室，他便把滿腔的"不理解"朝老戰友發泄出來。他劈面責問張老師：" 你為什麼答應下來？眼下，全年級面臨的形勢是要狠抓教學質量，你弄個小流氓來，陷到作他個別工作的泥坑裡去，哪還有精力抓教學質量？鬧不好，還弄個'一粒耗子屎壞掉一鍋粥'！你呀你，也不冷靜地想想，就答應下來，真讓人沒法理解……"
辦公室的其他老師，有的贊同尹老師的觀點，卻不贊同他那生硬的態度；有的不贊成他的觀點，卻又覺得他的確是出於一片好心；有的一時還拿不準道理上該怎麼看，只是為張老師憑空添了這么副重擔子，滋生了同情與擔憂……因此，雖然都或坐或站地望著張老師，卻一時都沒有說話。就連擱放在存物架上的生理衛生課教具 --耳朵模型，彷彿也特意把自己拉成了一尺半長，在專注地等待著張老師作答。
張老師覺得尹老師的意見未免偏激。但並不認為尹老師的話毫無道理。他靜靜地考慮了一分鍾，便答辯似地說："現在，既沒有道理把宋寶琦退回給公安局，也沒有必要讓他回原學校上學。我既然是個班主任老師，那麼，他來了，我就開展工作吧……"
這真是幾句淡而無味的話。倘若張老師咄咄逼人地反駁尹老師，也許會引起一場火爆的爭論，而他竟出乎意料地這樣作答，尹老師彷彿反被懾服了。別的老師也挺感動，有的還不禁低首自問："要是把宋寶琦分到我的班上，我會怎麼想呢？"
張老師的確必須立即開展工作，因為．就在這時，他班上的團支部書記謝惠敏找他來了。
四
謝惠敏的個頭比一般男生還高，她腰板總挺得直直的，顯得很健壯。有一回，她打業余體校柵欄牆外走過，一眼被裡頭的籃球教練看中。教練熱情地把她請了進去，滿心以為發現了個難得的培養對象。誰知讓這位長圓臉、大眼睛的姑娘試著跑了幾次藍後，竟格外地失望--原來，她彈跳力很差，手臂手腕的關節也顯得過分僵硬，一問，她根本對任何球類活動都沒有興趣。
的確，謝惠敏除了隨著大夥看看電影、唱唱每個階段的推薦歌曲，幾乎沒有什麼業余愛好。她功課中平，作業有時完不成，主要是由於社會工作佔去的精力和時間大多了--因此倒也能獲得老師和同學們的諒解。
頭年夏天，張老師接任這個班的班主任時，謝惠敏已經是團支部書記了。張老師到任不久便輪到這個班下鄉學農，返校的那天，隊伍離村二里多了，謝惠敏突然發現有個男生手裡轉動著個麥穗，她不禁又驚又氣地跑過去批評說："你怎麼能帶走貧下中農的麥子？給我！得送回去！"那個男生不服氣地辯解說："我要拿回家給家長看，讓他們知道這兒的麥子長得有多麼棒！"結果引起一場爭論，多數同學並不站在謝惠敏一邊，有的說她"死心眼"，有的說她"太過分"。最後自然輪到張老師表態，謝惠敏手裡緊緊握著那根豐滿的麥穗，微張著嘴唇，期待地望著張老師。出乎許多同學的意料，張老師同意了謝惠敏送回麥穗的請求。耳邊響著一片揚聲爭論與喁喁低議交織成的音波，望著在雨後泥濘的大車道上奔回村莊的謝惠敏那獨特的背影，張老師曾經感動地想：問題不在於小小的麥穗是否一定要這樣來處理：看哪，這個僅僅只有三個月團齡的支部書記，正用全部純潔而高尚的感情，在維護"絕不能讓貧下中農損失一粒麥子"的信念--她的身上，有著多麼可貴的閃光素質啊！
但是，這以後，直到"四人幫"揪出來之前，濃郁的陰雲籠罩著我們祖國的大地，陰雲的暗影自然也投射到了小小的初三（3）班。被"四人幫"那個大黑干將控制的團市委，已經向光明中學派駐了聯絡員，據說是來培養某種"典型"，是否在初三（3）班設點，已在他們考慮之中，謝惠敏自然常被他們找去談話。謝惠敏對他們的"教誨"並不能心領神會，因為她沒有絲毫的政治投機心理，她單純而真誠。但是，打從這時候起，張老師同謝惠敏之間開始顯露出某種似乎解釋不清的矛盾。比如說，謝惠敏來告狀，說團支部過組織生活時，五個團員竟有兩個打瞌睡。張老師沒有去責難那兩個不象樣子的團員，卻向謝惠敏建議說；"為什麼過組織生活總是念報紙呢？下回搞一次爬山比賽不成嗎？保險他們不會打瞌睡！"謝惠敏瞪圓了雙眼，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隔了好一陣，才抗議地說："爬山，那叫什麼組織生活？我們讀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再比如，那一天熱得象被扣在了蒸籠里，下了課，女孩子們都跑攏窗口去透氣，張老師把謝惠敏叫到一邊，上下打量著她說："你為什麼還穿長袖襯衫呢？你該帶頭換上短袖才是，而且，你們女孩子該穿裙子才對啊！"謝惠敏雖然熱得直喘氣，卻驚訝得滿臉漲紅，她簡直不能理解張老師在提倡什麼作風！班上只有宣傳委員石紅才穿帶小碎花的短袖襯衫，還有那種帶褶子的短裙，這在謝惠敏看來，乃是"沾染了資產階級作風"的表現！
"四人幫"揪出來之後，張老師同謝惠敏之間的矛盾自然可以解釋清楚了，但並沒有完全消除。
現在，謝惠敏找到張老師。向他匯報說："班上同學都知道宋寶琦要來了，有的男生說他原來是什麼'菜市口老四'，特別厲害；有些女生害怕了，說是明天宋寶琦真來，她們就不上學了！"
張老師一愣。他還沒有來得及預料到這些情況。現在既然出現了這些情況，他感到格外需要團支部配合工作，便問謝惠敏：
"你怕嗎？你說該怎麼辦？"
謝惠敏晃晃小短辮說："我怕什麼？這是階級斗爭！他敢犯狂，我們就跟他斗！"
張老師心裡一熱。一霎時，那在泥濘的大車道上奔走的背影活跳在記憶的屏幕上。他親熱地對謝惠敏說："你趕緊把團支部和班委會的人找齊，咱們到教室開個幹部會！"
五
四點二十左右，幹部會結束了。其他幹部們都走了，教室里只剩下張老師、謝惠敏和石紅三個人。
石紅恰好面對窗戶坐著，午後的春陽射到她的圓臉龐上，使她的兩頰更加紅潤；她拿筆的手托著腮，張大的眼眶裡，晶亮的眸子緩慢地游動著，豐滿的下巴微微上翹 --這是每當她要想出一個更巧妙的方法來解決一道教學題時，為數學老師所熟悉、所喜愛的神態。可是此刻她並不是在解數學題，而是在琢磨怎麼寫出明天一早同大家--也包括宋寶琦--見面的"號角詩"。
張老師同謝惠敏在一旁談著話。圍繞著接收宋寶琦需要展開的工作，已經全部落實。男生幹部們分頭找男生們做工作去了，跟他們講宋寶琦並不是什麼威震菜市口的 "英雄"，而是個犯了錯誤的需要幫助的人。對他既別好奇乃至於敬畏，也不能歧視打擊，大家要齊心合力地幫助他。女生幹部將分頭到那幾個或者是因為膽小，或者是出於賭氣，宣布明天不來上學的女生家去，對她們和她們的家長講清楚，學校一定會保證女孩子們不受宋寶琦欺侮；對宋寶琦這樣的小流氓，消極躲避只能助長他的惡習，只有團結起來同他斗爭，進行教有，才能化有害為無害，並且逐步化無害為有益。張老師則要對宋寶琦進行家訪，對他以及他的家長進行初步了解，並進行第一次思想工作，石紅的"口角詩"明天一早將向大家強調："讓我們的教室響徹向'四化'進軍的腳步聲！"
當石紅的"號角詩"快要寫完的時候，張老師同謝惠敏的談話結束了。張老師把攤在桌上、剛給幹部們看過的幾件東西往一塊斂。那是張老師從派出所帶回來的、宋寶琦犯案後被搜出的物品：一把用來斗毆的自行車彈簧鎖，一副殘破油膩的撲克牌，一個式樣新穎附有打火機的鍍鎳煙盒，還有一本撕掉了封皮的小說。小幹部們面對這些東西都厭惡得皺鼻子、撇嘴角。謝惠敏提議說："團支部明天課後開個現場會，積極分子們也參加，擺出這些東西，狠狠批判一頓！"大夥都同意，張老師也點頭說：
"對，要利用這個機會，進一步抓好反腐蝕教育。"
沒曾想，臨到張老師收斂這幾件物品時，突然出現了矛盾，還鬧得挺僵。
別的東西都收進書包了，只剩下那本小說。張老師原來顧不得細翻，這時拿起來一檢查，不由得"啊！"了一聲。原來那是本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牛虻》。
謝惠敏感到張老師神情有點異常，忙把那本書要過來翻看。她以前沒聽說過、更沒看見過這本書，她見里頭有外國男女講戀愛的插圖，不禁驚叫起來："唉呀！真黃！明天得狠批這本黃書！"
張老師皺起眉頭，思索著。他回憶起自己中學時代的情況。那時候，團支部曾向班上同學們推薦過這本小說……圍坐在篝火旁，大夥用青春的熱情輪流朗讀過它；倚扶著萬里長城的城堞，大夥熱烈地討論過"牛虻"這個人物的優缺點……這本英國小說家伏尼契寫成的作品，曾激動過當年的張老師和他的同輩人，他們曾從小說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過向上的力量……也許，當年對這本小說的缺點批判不夠？也許，當年對小說的精華部分理解得也不夠准確、不夠深刻？……但，不管怎麼說- -張老師想到這兒，忍不住對謝惠敏開口分辨道：
"這本《牛虻》可不能說成是黃書……"
謝惠敏的兩撇眉毛險些飛出腦門，她瞪圓了雙眼望著張老師，激烈地質問說："怎麼？不是黃書？！這號書不是黃書什麼是黃書！"在謝惠敏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一種鐵的邏輯，那就是凡不是書店出售的、圖書館外借的書，全是黑書、黃書。這實在也不能怪她。她開始接觸圖書的這些年，恰好是"四人幫"搞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最凶的幾年。可愛而又可憐的謝惠敏啊，她單純地崇信一切用鉛字新排印出來的東西，而在"四人幫"控制輿論工具的那幾年裡，她用虔誠的態度拜讀的報紙刊物上，充塞著多少他們的"幫文"，噴濺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啊！倘若在謝惠敏最親近的人當中，有人及時向她點明：張春橋、姚文元那兩篇號稱"闡述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重要文章"大可懷疑，而"梁效"、"唐曉文"之類的大塊文章也絕非馬列主義的"權威論著"……那該有多好啊！但是，由於種種主觀和客觀上的原因，沒有人向她點明這一點。她的父母經常囑咐謝惠敏及其弟妹，要聽毛主席的話，變認真聽廣播、看報紙；要求他們遵守紀律、尊重老師；要求他們好好學功課……謝惠敏從這樣的家庭教育中受益不淺，具備了強烈的無產階級感情、勞動者後代的氣質；但是，在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白骨精化為美女現形的斗爭環境里，光有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就容易陷於輕信和盲從，而"白骨精"們正是拚命利用一些人的輕信與盲從以售其奸！就這樣，謝惠敏正當風華正茂之年，滿心滿意想成為一個好的革命者，想為共產主義這個大目標而奮斗，卻被"四人幫"害得眼界狹窄、是非模糊。豈止《牛虻》這本書她會認為是毒草，我們這段故事發生的時候，《青春之歌》已經進行再版了，但謝惠敏還保持著"四人幫"揪出前形成的習慣--把那些熱衷於傳播"文藝消息"，什麼又會有某個新電影上演啦，電台又播了個什麼新歌呀這樣的同學們，看成是"沾染了資產階級思想"。就在前幾天，她發現石紅在自習課上看一本厚厚的小說，下課她便給沒收了。那是1959年出版的《青春之歌》，她隨便翻檢了幾頁，把自己弄得心跳神亂--斷定是本"黃書"，正想拿來上交給張老師，石紅笑嘻嘻地一把搶了回去，還拍著封面說；"可帶勁啦！你也看看吧！"結果兩人爭吵了一場；後來她忙著去團委開會，倒忘記向張老師反映了，沒想到今天張老師竟比石紅還要石紅--親口否認這本外國"黃書"不黃！在謝惠敏心中，外國的"黃書"當然一律又要比中國的"黃書"更黃了。面對著這樣一位張老師，她又聯想起以前的許多細瑣沖突來。於是，往常畢竟占據支配地位的尊敬之感，頓然減少了許多。她微微噘起嘴，飛走的眉毛落回來擰成了個死疙瘩。
這時候，石紅寫完"號角詩"，正准備給張老師和謝惠敏朗
誦，突然聽到張老師說："這本《牛虻》可不能說成是黃書……"她這才知道那本被書原來就是《牛虻》，趕忙湊攏謝惠敏身邊去看，謝惠敏大聲質問張老師的話剛一出口，她便熱情地晃動著謝惠敏胳膊說："別這么說！我聽爸爸媽媽講過，《牛虻》這本書值得一讀！這兩天我正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頭的保爾·柯察金是個無產階級英雄，可他就特別佩服'牛虻'……"石紅早就想找本《牛虻》來看，一直沒有借到，所以她從謝惠敏手中拿過書來翻動時，心裡翻騰著強烈的求知慾：這本書寫的是什麼時代的事兒？故事發生在什麼地方？"牛虻"究竟是個啥樣的人？真的有值得佩服的地方嗎？……當她把破書還到張老師手上時，不禁問道： "讀這本書，該注意些啥？學習些啥？"謝惠敏咬住嘴唇，眯起眼睛，不滿地望著石紅，心裡怦怦直跳。張老師翻動著那本飽經滄桑的《牛虻》，他本想耐心地對謝惠敏解釋為什麼不能把它算作"黃書"，但是這本書是從宋寶琦那兒抄出來的，並且，瞧，插圖上，凡有女主角瓊瑪出現，一律野蠻地給她添上了八字鬍須。又焉知宋寶琦他們不是把它當成"黃書"來看的呢？生活現象是復雜的。這本《牛虻》的遭遇也夠光怪陸離了。對謝惠敏這樣實際上還很幼稚的孩子。分析過於復雜的生活現象和精華糟粕並存的文藝作品，需要充裕的時間和適宜的場合。
想到這些，我們的張老師便把破舊的《牛虻》放入書包，和藹地對謝惠敏說："關於這本書的事兒，咱們改天再談吧。看，快五點了，咱們趕緊聽聽石紅寫的'號角詩'吧，聽完分頭按計劃行動。"
石紅念的詩，謝惠敏一句也沒裝進腦子里去。她痛苦而惶惑地望著映在課桌上的那些斑駁的樹影。她非常、非常願意尊敬張老師，可張老師對這樣一本書的古怪態度，又讓她不能不在心裡嘀咕："還是老師呢，怎麼會這樣啊？！……"
六
五點剛過，張老師騎車抵達宋家的新居。小院的兩間東屋裡東西還來不及仔細整理，顯得很凌亂。比如說，一盆開始掛花的
"令箭"，就很不恰當地擺放在歪蓋著塑料布的縫紉機上。
宋寶琦的母親是個售貨員，這天正為搬家倒休，忙不迭地拾綴著屋子。見張老師來了，她有點寬慰，又有點羞愧，忙把宋寶琦從堂屋喊出來，讓他給老師敬禮，又讓他去倒茶。我們且不忙隨張老師的眼光去打量宋寶琦，先隨張老師坐下來同宋寶琦母親談談，了解一下這個家庭的大概。
宋寶琦的父親在園林局苗圃場工作，一直上"正常班"，就是說，下午六點以後就能往家奔了。但他每天常常要八、九點鍾才回家。為什麼？宋寶琦母親說起來連連嘆氣，原來這些年他養成了個壞習慣：下班的路上經過月壇，總要把自行車一撂，到小樹林里同一些人席地而坐，打撲克消遣，有時打到天黑也不散，挪到路燈底下接茬打，非得其中有個人站起來趕著去工廠上夜班，他們才散。
顯然，這樣一位父親，既然缺乏豐富而有意義的精神生活，那麼，對宋寶琦的缺乏教育管束也就可想而知了。至於當母親的，從她含怨的敘述中，不難看出她是怎樣自食了溺愛與放任獨生子的苦果。
絕不要以為這個家庭很差勁。張老師注意到，盡管他們還有大量的清理與安置工作，才能使房間達到窗明幾凈的程度，但是一張鑲鏡框的毛主席像，卻已端正地掛到了北牆，並且，一張稍小的周總理像，裝在一個自製的環繞著銀白梅花圖案的鏡框中，被鄭重地擺放在了小衣櫃的正中。這說明這對年近半百的平凡夫婦，內心裡也涌盪著和億萬人民相同的感情波瀾。那麼，除了他們自身的弱點以外，誰應當對他們精神生活的貧乏負責呢？……
差一刻六點的時侯，張老師請當母親的盡管去忙她的家務事，他把宋寶琦帶進裡屋，開始了對小流氓的第一次談話。
現在我們可以仔細看看宋寶琦是個什麼模樣了。他上身只穿著尼龍彈力背心，一疙瘩一疙瘩的橫肉，和那白里透紅的膚色，充分說明他有幸生活在我們這個不愁吃不愁穿的社會里，營養是多麼充分，軀體里蘊藏著多麼充沛的精力。唉，他那張臉啊，即便是以經常直視受教育者為習慣的張老師，乍一看也不免渾身起栗。並非五官不端正，令人寒心的是從面部肌肉里，從毆斗中打裂過又縫上的上唇中，從鼻翅的神經質扇動中，特別是從那雙一目瞭然地充斥著空虛與愚蠢的眼神中，你立即會感覺到，彷彿一個被污水潑得變了形的靈魂，赤裸裸地立在了聚光燈下。
經過三十來個回合的問答，張老師已在心裡對宋寶琦有了如下的估計：缺乏起碼的政治覺悟，知識水平大約只相當初中一年級程度，別看有著一身犟肉，實際上對任何一種正規的體育活動都不在行。張老師想到，一些滿足於貼貼標簽的人批判起宋寶琦這樣的小流氓來，一定會說他是"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但是，隨著進一步地詢問，張老師便愈來愈深切地感到，籠統地說宋寶琦這樣的小流氓具有資產階級思想，那就近乎無的放矢，對引導他走上正路也無濟於事。
宋寶琦的確有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但究竟是哪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呢？
資產階級標榜"自由、平等、博愛"，講究"個人奮斗"、"成名成家"，用虛偽的"人性論"掩蓋他們追求剝削、壓迫的罪行。而宋寶琦呢？他自從陷入了那個流氓集團以後，便無時無刻不處於森嚴的約束之中，並且多次被大流氓"扇耳茄子"與用煙頭燙後腦勺。他憤怒嗎？反抗嗎？不，他既無追求"個性解放"、呼號"自由、平等"的思想行動，也從未想到過"博愛"；他一方面迷信"哥兒們義氣"，心甘情願地替大流氓當"炊撥兒"，另一方面又把扇比他更小的流氓耳光當作最大的樂趣。什麼"成名成家"，他連想也沒有想過，因為從他懂事的時候起，一切專門家--科學家、工程師、作家、教授……幾乎都被林賊、"四人帶"打成了"臭老九"，論排行，似乎還在他們流氓之下，對他來說，何羨慕之有？有何奮斗而求之的必要？資產階級的典型思想之一是"知識即力量"，對不起，我們的宋寶琦也絕無此種觀念。知識有什麼用？無休無止地"造反"最好。張鐵生考試據說得了個"大鴨蛋"，不是反而當上大官了嗎？……所以，不能籠統地給宋寶琦貼上個"滿腦袋資產階級思想"的標簽便罷休，要對症下葯！資分階級在上升階段的那些個思想觀點，他頭腦里並不多甚至沒有，他有的反倒是封建時代的"哥兒們義氣"以及資產階級在沒落階段的享樂主義一類的反動思想影響……請不要在張老師對宋寶琦的這種剖析面前閉上你的眼睛，塞上你的耳朵，這是事實！而且，很遺憾，如果你熱愛我們的祖國，為我們可愛的祖國的未來操心的話，那麼，你還要承認，宋寶琦身上所反映出的這種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還並不是極個別的！
請抱著解決實際問題、治療我們祖國健壯軀體上的局部癰疽的態度，同我們的張老師一起，來考慮考慮如何教育、轉變宋寶琦這類青少年吧！
G. 劉心武 班主任 賞析
劉心武，以短篇小說《班主任》成名，該作被視為傷痕文學的代表作。其作品以關注現實為特徵，其長篇小說《鍾鼓樓》曾獲得茅盾文學獎，是當代主流作家之一。90年代之後，成為《紅樓夢》的積極研究者，曾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欄目就秦可卿等專題進行系列講座，對民間紅學的蓬勃起到推動作用。（宇慧撰寫）
簡歷：（1942～） 當代作家。筆名劉瀏、趙壯漢等。四川成都人。1950 年隨父遷居北京。中學時期愛好文學。1961年畢業於北京師范專科學校中文系，後任中學教員15年。1976年後任北京出版社編輯，參與創刊《十月》並任編輯。1979年起任中國作協理事、《人民文學》主編等職，加入國際筆會中國中心。1987年赴美國訪問並在13所大學講學。
創作上，1977年發表短篇小說《班主任》，開傷痕文學先聲，被認為是新時期文學的發軔作，獲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首獎,並由此取得在文壇上的地位。後又發表《愛情的位置》、《醒來吧，弟弟》、《我愛每一片綠葉》（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等小說，曾激起強烈反響。出版有短篇小說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劉心武短篇小說選》，中篇小說《秦可卿之死》，中短篇小說集《綠葉與黃金》、《大眼貓》、《都會詠嘆調》、《立體交叉橋》、《519長鏡頭》，中篇小說集《如意》、《王府井萬花筒》、《木變石戒指》、《一窗燈火》、《藍夜叉》，紀實小說《公共汽車詠嘆調》，長篇小說《鍾鼓樓》（獲全國第二屆茅盾文學獎）、《風過耳》、《四牌樓》等，還出版有散文集、理論集、兒童文學等作品以及8卷本《劉心武文集》，劉心武對生活感受敏銳，善於作理性的宏觀把握，寫出了不少具有社會思考特點的小說，作風嚴謹，意蘊深厚
劉心武短篇小說《班主任》作品所講述的悲情故事，觸及了被長時間的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所摧殘的人間親情，喚醒已經厭倦了緊張斗爭的中國人內心感情中久遭壓抑的一面，成為此時關於思想解放和藝術民主的第一次文學嘗試。劃開了文革文學與新時期文學的界限,在當代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H. 以《班主任》為例談談傷痕小說的特點
從藝術內容來說，早期的「傷痕小說」大多把上山下鄉看作是一場不堪回首的惡夢，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歲月中苦難、悲慘的人生轉折，丑惡、相互欺騙、傾軋、相互利用的對於人類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調基本是一種憤懣不平心曲的宣洩，這一切都表現出對以往極左路線和政策強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識，在涉及個人經驗、情感時，則有著比較濃重的傷感情緒，對當下和未來的迷惘，失落，苦悶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這種感傷情緒在後來的「反思文學」中得以深化，轉為帶著對個人對社會對人生對未來深刻思索的有意識追求和奮進，將一場神聖與荒謬雜糅的運動不只簡單歸咎於社會，政治，同時也開始探討個人悲劇或命運與整個大社會大背景的聯系。 從藝術審美來看，早期的「傷痕文學」藝術成就並不高。剛剛從夢魘中醒來的人們迫不及待地想要訴說，情緒激動，感情過於濃烈，敘述過於急切，揭露曝光丑惡的功利性過強，說教味濃重，藝術上的幼稚、矯揉造作，斧鑿的痕跡較明顯。
從「傷痕文學」的出現至今，對其評說爭論從未停止過，它甚至引發了當代文學史上幾次著名的文藝爭論。「傷痕文學」最初是帶有貶斥含義的稱謂，被一些批評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學」「寫陰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圍繞《傷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發生了熱烈的爭論。文藝與意識形態、文藝的社會功用等命題得到的重新辯論與爭鳴。1979年1月陳恭敏在《戲劇藝術》上發表《工具論還是反映論——關於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同年4月《上海文學》評論員文章《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斗爭工具」說》，兩文都有力駁斥了文藝純粹為功用政治附庸的說法，對「傷痕文學」暴露性描寫給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當人們今天重審這批「傷痕文學」作品，人們會發現，無論當初的爭論如何在肯定與否定中輾轉，在審美意識形態一元化的社會文化體制之中，「它雖然力圖掙脫，但在實際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帶有著舊的歷史印跡。過去的時代無論是在作家主體，還是在文本的主題話語，敘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辭等方面，均都體現出頑固不化的歷史影響」。而從政治審美形態來說。「傷痕文學」無疑也秉承了那個時代的政治意志。
關於現實主義的爭論，也圍繞現實主義「真實性」諸方面展開了討論，並在相關作品的具體分析中逐步深入。現實主義復歸的事實是當時審美「言說」的方式，這一言說對「歷史」（文革）的審視，對自我的探求（反思），對未來的追求和前進（改革文學）都與當時政治言說是高度一致的。顯而易見的是，我們否認了文學作為政治傳聲筒的附屬地位，卻也明白，文藝在與現實相接的時刻不可能完全擺脫政治、權勢話語的囿限。即便作為思潮存在的「傷痕文學」離開政治因素，不僅無從表述，也毫無意義。「傷痕文學」的文化取值，政治選擇與民眾期望高度一致，文學言說與政治言說一致，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同時，「傷痕文學」後來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葉辛《蹉跎歲月》、《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及馮驥才的作品普遍表現出對於人性的關懷，對於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討論，引發了1980年代前期規模最大的對人性，人情，人道主義問題的文藝思想討論和對於人的尊嚴、價值、權利的呼喚。
作為一個時代的「證言」，「傷痕文學」無疑真實記錄了那一時代的血淚。隨著時代的反思，也許文學將進一步升華。「文革」題材在很大程度上給了作家挖掘人性、內心的空間。一個時代的代價不可能是單維度的，它在一個方面使我們失去了許多，也許會在另外的地方給我們補償。
缺失人性
人性是人的喜怒哀樂愛惡欲等情感，也是對理想的追求、道德的衡量、價值的判斷等精神取向。正面描寫人性，反映人性，歌頌優美健康的人性，批判醜陋的人性、呼喚美好的親情、愛情等，是文學關懷人的體現，也是文學的本質內容，是現實主義創作的一個主要問題，也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應成為文學作品中一個永恆的主題。
在「文革」這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對人性的扭曲理解變本加厲。在階級斗爭綱領君臨一切的思想意識里，在公開的話語環境里，人性成了作家們最忌諱的話題，失落於優美的文學家園。人性淡出了政治話語環境，成為文學創作中的「雷區」，受到教條主義化的待遇，當時幾乎所有的「文革文學」作品都不再正面描寫人性。直接表現「文革」中的人性的作品，存在嚴重「缺席」狀況。如一度風靡全國、獨領風騷近十年的革命樣板戲，幾乎都沒有涉及真實人性的內容。人們談「人性」色變，視人性為洪水猛獸，唯恐避之不及，惹火燒身，而沒有認識到人性也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題中應有之意。人性完全處於被踐踏遭毀滅的境地，成為禁語，陷入「文革」的空前災難中。
既然人性等被扭曲成為可怕的妖魔鬼怪，不能得到健康發展，那麼，也就只剩下「階級性」的生存發展空間了。漠視人性，壓抑人性，唯政治是從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特別是「四人幫」制定的「三突出原則」創作模式成為當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重要原則後，人性更是被完全從文學題材中排斥出去，被湮沒於階級話語情境中，遭遇坎坷。一切禁忌似乎要把人人變成不食人間煙火、六親不認、沒有七情六慾的聖人仙人，抑或同時睜著孫悟空似的火眼金睛，把一切隱藏的人性揪出批鬥，類同萬惡不赦的特務、「封資修」等階級敵人。即使是親生爹媽，也要大義滅親，而要服從於「階級爹媽」。從這個角度說，《傷痕》的主人公王曉華的情感取向、價值判斷標准也似乎合情合理。盡管此前王曉華和媽媽的感情很好，母女情深。但當媽媽成為「叛徒」、「特務」的最困難時刻，她卻和媽媽斷絕關系，泯滅了人性。
缺乏自我認識
「文革」是罪惡的，給黨和國家、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個人生活、給社會發展等各方面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失，但是，把一切問題一切苦難都歸咎於「文革」是不全面的，是推卸責任，掩蓋個體生命的自我人性缺陷，有一刀切、大而化之之嫌，應客觀地歷史地來看。如果人們有自己獨立的思想認識，認識到人的尊嚴，有著優美健康健全獨立的人性，或許，「文革」不會持續那麼久，災難不會那麼嚴重。 《傷痕》的主人公王曉華媽媽被定為「叛徒」後，她就拋棄了對媽媽的崇敬和深厚的母女之情，「沒有畢業就報名上山下鄉」，並拒收寄自媽媽的任何物品包括信件，希望藉此可與媽媽徹底決裂；而1978年媽媽恢復了名譽和工作，她卻急切地想要與媽媽團聚。當她最終找到媽媽時，媽媽已死在醫院的病床上……因此，給她留下了難以抹平的心靈創傷。實際上，真正受到情感傷害、留有內心傷痕的是「革命多年的媽媽」：不但受到天大的冤屈，連親生的女兒都翻臉不認人，不給她以任何的安慰，在她的心靈傷口上撒鹽。而王曉華，如果說她也是一個受害者的話，那麼，她只是一個自身愚昧的受害者，並非全部受害於「文革」。
作為「文革」大時代背景下弱小的生命個體，普通個人固然無法扭轉和決定時代發展方向。但畢竟人是有主觀能動性的，可以在其中作出自己的選擇，不應該隨波逐流如浮萍。王曉華雖不能改變媽媽被判為「叛徒」這個時代錯誤，無法扭轉媽媽的命運，但她可以選擇信任媽媽、支持媽媽，和媽媽共度難關這條路，可她卻選擇了反面，使媽媽的命運雪上加霜，也給自己留下了終生隱痛。——「文革」是一個政治災難，然而，殘缺不健全的人性又使得人們有意無意地參與了這場政治災難，給這場災難推波助瀾。與其說是「文革」給她留下「心上的傷痕」，還不如說是良心的譴責在折磨她。
因此，《傷痕》其實是暴露了「文革」中個體人性的自私勢利和丑惡偏狹、殘缺不全的一面：只因王曉華是「叛徒」的女兒，不論她如何努力，都得不到人們的同情和理解，入不了團，成為勢利冷漠的時代丑惡人性的受害者；而王曉華本人也由於人性意識的缺失，「階級性」的扼殺，失去了判斷是非真假的能力，成為人性勢利的一員，反過來又傷害他人，成為他人的扼殺者：為了所謂的前途，媽媽被打成「叛徒」了，她便信以為真想當然地冷酷地和媽媽決裂，將最起碼的親情拋置九霄雲外，給媽媽精神致命的一擊；而一旦媽媽恢復了名譽和工作，她又急切地想要與媽媽團聚——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但這正反映了「文革」中人性真實的一面：愚昧、任性、自私、冷酷、惡劣、勢利、盲從、缺乏自我認識和判斷。
還以《傷痕》為例，分析王曉華對媽媽的絕情。盡管是通過夢境反映的，但夢是現實的影子。當夢見回到家後，看到媽媽「寫著幾個大字：『關於我的叛徒問題的補充交代。』她兩眼盯住她，忿忿地罵了聲：『可恥！』轉身便往外走。」當媽媽想攔住她時，她卻言語惡劣，冷若冰霜：「你管不著!」而且，就是在得到媽媽被平冤昭雪的信時，她還「有些猶豫不決」，擔心昭雪不是真的，不能給她帶來好運，連累她，不知道是否該回去見母親。為了政治，為了個人所謂的發展前途，連有著血濃於水的母女親情都退居一邊，可見「文革」中的人性是何等自私、冷酷、惡劣、勢利，血緣親情的分量是多麼微不足道！
相當一部分「傷痕小說」，特別是以知青為主題的「傷痕小說」都反映了「文革」中的這類人性。他們或是控訴，或是反省自身在狂熱理念的煽動下，看不到他人生命價值，踐踏他人的生命和尊嚴。竹林《生活的路》，更注意到了女主人公譚娟娟個人纖弱雖性格的人性因素，深刻地揭示了譚娟娟從單純到復雜以致最後不能自拔的整個演變過程。
另外，老鬼的《《血色黃昏》也深入到人性深處。至於蘇童在其「香椿樹街系列」小說中所塑造的「香椿樹街少年」系列，更是邪惡人性的展現，幾乎看不到人性的一點亮色。
迷茫黯淡人性
「文革」中這類人性的表現，主要是反映在王曉華的媽媽身上。這是「文革」中最典型的例子。由於時代局限性，也由於認識不到個體生命的價值，雖然「革命多年」，當冤屈來臨時，也不敢捍衛自己做人的權利，不敢與人溝通，因此有冤無處伸，也不敢伸，只得小心翼翼做人。甚至在自己辛辛苦苦撫養起來的女兒面前，也像個犯了錯誤的小學生。僅僅因為女兒發現了自己的問題交代，而「臉上忽然一陣驚慌，忙去掩桌上的紙頭」，還掩飾「沒，沒寫什麼。」這是令人辛酸的人性悲劇。這類悲劇的罪魁禍首才是不折不扣的「文革」。由於「文革」期間的高壓政治環境，存在於個人身上的黯淡人性發不出民主、獨立的光輝，戰戰兢兢做人，失去了蓬勃強健獨立自主的人性意識，是當時的一種普遍狀態，如馮驥才《啊！》中謹小慎微的科研人員吳仲義等。
優美溫馨人性
「文革」只是一個時代背景，是外因，是一個冶煉人性真金的時代大熔爐。由於缺少價值的自我判斷，缺乏獨立的思想和認識，對個體生命價值的漠視等人性缺陷，因此通過「文革」而變本加厲。缺少懺悔精神的人性缺陷和醜陋，因「文革」而找到了契機。就是「文革」不曾在歷史上存在的話，只要人性存在缺陷，也會以其他形式表現出來，只是不同時代表現不同罷了。即使在「文革」那個惡劣的政治氣候大環境下，也仍然有優美健康、催人感動的人性存在，正所謂「時窮節乃見，危難見英雄」。這方面的例子舉不勝舉，如，從湖南土家族作家孫健忠的《甜甜的草莓》中，我們看到了堅強黨性和美好人性和諧的統一：畢蘭大嬸。她不僅是作為黨支部書記的形象出現的，也是慈善的母親，她的母愛不僅施於女兒，而且溫暖著全寨人的心。
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中的四姑娘許秀雲，盡管歷盡艱辛坎坷，卻始終保持美好的人性，淳樸善良，堅韌頑強，深沉地愛著姐夫（姐姐已死）金東水和姐姐的兩個孩子；雖迫不得已嫁給流氓惡棍鄭百如，但始終未從心底屈服，而是反抗。」
因此，當人們冷靜下來後，不應該僅僅從政治和社會角度反省文化專制對人性的摧殘，控訴非人道的滅絕人性；也應該從「傷痕小說」中尋找人們自身的人性因素，反省人性的不完善，堵塞人性上的「黑洞」。惟其如此，才能在批判和控訴中建設美好的人性，找回人的尊嚴，實現人的價值。 作為剛剛擺脫的文革僵死的創作模式的文學先聲，傷痕文學的局限又是十分明顯的。
首先，從社會意義上來說，傷痕文學對文革的否定不夠深刻。它只是從政治、社會、人際關系的角度考察浩劫產生的原因，而缺少對傳統文化心理、封建意識的分析。作品對罪行的譴責往往歸之於壞人做壞事，表現出一種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與不平，是一種在肯定個人崇拜前提下的，對野心家的譴責。
其次，在藝術表現上，傷痕文學顯得十分幼稚。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小說中的語言明顯帶有文革左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這樣形容張俊石老師：像一架永不生銹的播種機，不斷在學生們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識的種子。另外，由於傷痕文學作者們關注現實的強烈的責任感，他們常常會壓抑不住激盪的情感而跳出來對某個情節直接高談闊論，表述自己療救時弊的觀點，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趨於膚淺。第三，傷痕文學作品中雖然重新出現了悲劇意識，但其悲劇精神卻具有表層性的弱點。魯迅曾經說過，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可見，悲劇的深化應該有兩個層次：其一，是表現災難；其二，是在災難中展現崇高。而傷痕文學只是停留在悲劇的第一個層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慘故事的敘述而忽視了對人格的刻劃。這樣，主人公就只是單純的受難者而非美的體現者，其悲劇只是災難的展現而不是美的毀滅，只能引起人們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給人以永恆的的震撼和心靈的升華。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說《在小河那邊》（1979，2）中，作者力圖展現在文革血統論的錯誤導向下所造成的悲劇：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嚴涼與穆蘭受盡了折磨，他們在小河邊相識並相愛結合了，幸福似乎降臨在他們頭上，然而他們卻發現兩人竟然是姐弟關系－－歷史把他們分開，歷史又這樣無情地捉弄了他們！小說的悲劇色彩在這時達到了高潮，但在讀者為這種亂倫慘劇嘆息的同時卻不能不感到其中過分的偶然性因素，這種刻意添加的悲慘無疑使作品顯得虛假，同時也無法產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傷痕文學模式化的喜劇結尾。由於當時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環境尚未明朗，文藝界仍然存在著寫暴露、寫悲劇的禁忌；同時大多數作者仍然難以擺脫以往左的創作觀念的慣性影響，因而往往在結尾加入一個前途光明的機械性預言或大團圓式的喜劇性結局，以至淡化了悲劇效果，影響了作品的深刻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剛剛提到的《在小河那邊》，在作品描寫了一場亂倫慘劇後，筆鋒一轉，寫到了四人幫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親被平反的消息，母親工作的銀行也表示要將二人從農村調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驚的是，從母親留下的一封遺書中他們得知，原來穆蘭是母親在戰爭中抱養的女兒，與嚴涼並無血緣關系！－－一切的陰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說最後兩節的題目一樣：飛向光明、鵲橋相會。這種完滿的大團圓結局無疑充滿了人為的痕跡。又如，《從森林裡來的孩子》林中少年孫長寧帶著老師的遺願與笛聲，在無法報名的情況下闖進了音樂學院的考場，並恰巧碰到老師的知己主考。後者聽著少年的笛聲，彷彿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繼續。這個情節無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卻不免因其過份巧合與順利而顯得不夠真實。再如，在《傷痕》中，當王曉華讀罷母親的遺書後，作者進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為力量的描寫：她的苦痛的面龐忽然變得那樣激憤。她默默無言地緊攥著小蘇的手，瞪大了燃燒著火樣的眸子，然後在心中低低地、緩緩地、一字一句地說道：'媽媽，親愛的媽媽，你放心吧，女兒永遠也不會忘記您和我心上的傷痛是誰戳下的。我一定不忘黨的恩情，緊跟黨中央，為黨的事業貢獻自己畢生的力量！'夜，是靜靜的。黃浦江的水在向東滾滾奔流。忽然，遠處傳來巨輪上汽笛的大聲怒吼。曉華便覺得渾身的熱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於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蘇的胳膊，下了石階，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這兩個段落無疑是在講述了一個悲慘故事之後，預示了前途的無限光明，然而這種預言又因毫無根據而顯得十分空洞。總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審視，傷痕文學具有明顯的局限，在新時期的文學發展中，它的最大價值所在，是它連接文革假、大、空文學與新的體現人的真實性的文學之間的過渡作用。這種過渡性在馮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現十分明顯，後者雖然被譽為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但卻已經顯示出反思文學的深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