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鼠疫結局

❶ 鼠疫講的是什麼

鼠疫（plague）是由鼠疫耶爾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傳染病，屬國際檢疫傳染病，也是中國法定傳染病中的甲類傳染病，在39種法定傳染病中位居第一位。它為自然疫源性傳染病，主要在嚙齒類動物間流行，鼠、旱獺等為鼠疫耶爾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為傳播媒介。其臨床表現為高熱、淋巴結腫大疼痛、咳嗽、咳痰、呼吸困難、出血，以及其他嚴重毒血症狀。本病傳染性強，病死率高，在世界歷史上曾有多次大流行，目前已大幅減少。

流行病學
（一）傳染源

傳染源為鼠類和其他嚙齒類動物，其中褐家鼠和黃胸鼠是主要傳染源。野狐、野狼、野貓、野兔、駱駝和羊也可能是傳染源。病人是肺型鼠疫的傳染源。

（二）傳播途徑

1.鼠蚤叮咬傳播

鼠蚤叮咬是主要的傳播途徑，由此可將動物身上的病原體（鼠疫耶爾森菌）傳播給人，形成「嚙齒動物→蚤→人」的傳播方式。

2.呼吸道感染

病人呼吸道分泌物帶有大量的鼠疫耶爾森菌，可經呼吸道飛沫形成人際間傳播，並可造成人間鼠疫的大流行。

3.經皮膚傳播

接觸傳播。健康人破損的皮膚黏膜與病人的膿血、痰液或與患病嚙齒動物的皮肉、血液接觸可發生感染。

（三）人群易感性

人群普遍易感，無年齡和性別上的差異。疫區的野外工作者、與旱獺密切接觸的獵人、牧民是高危人群。感染後可獲得持久免疫力，預防接種可獲得一定免疫力。

臨床表現
根據臨床表現和發病特點，可將鼠疫分為輕型鼠疫、腺鼠疫、肺鼠疫、膿毒血症型鼠疫和其他類型鼠疫。不同的分型，潛伏期有不同，腺鼠疫2～8天，肺鼠疫數小時至2～3天，曾預防接種者可延至9～12天。

（一）輕型鼠疫

不規則低熱，全身症狀輕微，局部淋巴結腫痛，偶可化膿，無出血現象，多見於流行初期或末期、以及曾預防接種者。

（二）腺鼠疫

最多見，常發生於流行初期。急起寒戰、高熱、頭痛、乏力、全身酸痛，惡心、嘔吐、煩躁不安、皮膚淤斑、出血。鼠蚤叮咬處引流區淋巴結腫痛，發展迅速，第2～4天達高峰。腹股溝淋巴結最常受累，其次為腋下、頸部及頜下淋巴結。由於淋巴結及周圍組織炎症劇烈，病人常呈強迫體位。如不及時治療，腫大的淋巴結迅速化膿、破潰、於3～5天內因繼發肺炎或膿毒血症死亡。治療及時或病情輕緩者，腫大的淋巴結逐漸消散、傷口癒合而康復。

（三）肺鼠疫

根據傳播途徑分原發性肺鼠疫和繼發性肺鼠疫。

1.原發性肺鼠疫為呼吸道直接感染所致。多見於流行高峰，發展迅猛，急起高熱，全身中毒症狀明顯，發病數小時後出現胸痛、咳嗽、咳痰，痰由少量迅速轉為大量鮮紅色血痰。呼吸困難與發紺迅速加重。肺部可以聞及濕性啰音，呼吸音減低，體征與症狀常不相稱。重症病人多於2～3天內死於心力衰竭、休克。

2.繼發性肺鼠疫是在腺鼠疫和膿毒血症型鼠疫的基礎上，繼發肺部感染，臨床表現與原發性肺鼠疫相同。

❷ 鼠疫的作品賞析

在對這部小說的解讀中，很多人願意從加繆寫作的真實背景解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身在法國南部的加繆無法與親人通信，從而陷入孤獨和對法西斯的憎恨中，於是，鼠疫成了法西斯的隱喻——然而，忽略背景，把「鼠疫」看做每個人都可能會遇到的困境，那麼《鼠疫》會因其對困境中人性的深入觀察以及塑造的絕望中人類抱團取暖的真情而更具價值。
從《局外人》到《鼠疫》，加繆表現了一些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獨，活著沒有意義。因此，加繆雖然再三否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西方文學史家仍然把他列為這一流派的作家。加繆自己曾這樣說：「《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已。《鼠疫》形象地反映他那個時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這部小說在藝術風格上也有獨到之處，而且全篇結構嚴謹；生活氣息濃郁；人物性格鮮明。加繆堅持個人主義的立場，認為個人應置於一切的首位。但在發現強調「個人絕對自由」的存在主義並不能解決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矛盾時，加繆終於回到傳統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中去尋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類的出路在何處」的問題。
《鼠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盡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這部後期代表作中，表現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變。《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醫生面對著同樣荒謬的世界時，態度就完全不同：莫爾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連對母親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著局外人的態度。里厄醫生在力搏那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時，雖然有時感到孤單絕望，但他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就是跟那吞噬千萬無辜者的毒菌作斗爭，而且在艱苦的搏鬥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幸福。里厄醫生不是孤軍作戰。
面對鼠疫這一極限境遇」，《鼠疫》中的不同人物——里厄醫生、志願者塔魯、帕納魯神甫、記者朗貝爾、小職員格朗以及罪犯柯塔爾等紛紛做出了自己的「選擇」。然而，在加繆心目中，里厄與塔魯才是小說中真正重要的兩個人物，這種重要性既表現在他們對鼠疫的反抗上，也表現在對小說的敘述上。
在反抗鼠疫的過程中，里厄與塔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里厄自始至終關注著疫情的發展，沒日沒夜地救治病人；塔魯則積極奔走，建立了衛生防疫志願組織。兩人都為反抗鼠疫付出了沉重代價，里厄不停地奔忙，以致在妻子臨死之前都無法與其見面，塔魯則因染上鼠疫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與鼠疫的殊死較量中，里厄與塔魯結成了深厚的兄弟情誼。除了重點描寫兩人共同抵抗鼠疫外，加繆還讓里厄與塔魯一起承擔著小說的敘述任務。在小說結尾，親歷了整個鼠疫事件的里厄醫生表示自己是《鼠疫》這部「記事性編年史」的作者，也就是說，他是小說的敘述者，但他並非惟一的敘述者，在里厄的敘述過程中，他不斷地引用塔魯的筆記來描述鼠疫事件——里厄與塔魯都是小說的敘述者。由此可見，不管是在對鼠疫的反抗上，還是在對小說的敘述上，里厄與塔魯都是小說中最重要的兩個人物。
塔魯在反抗鼠疫中的價值主張與現實行為之間的悖反現象值得注意與深思。塔魯與里厄的價值主張並不矛盾。里厄推崇低調的腳踏實地，塔魯反對高調的英雄主義——這兩者本身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塔魯憎惡「父親」原則，反對英雄主義，認為英雄主義的社會改造會造成「合法」的謀殺，在他看來，醫治社會的疾患，不應該是英雄主義，而應該是里厄這樣腳踏實地、抓住當下的「真正的醫生」。然而，在反抗鼠疫的實際過程中，塔魯卻背離了自己的價值主張，他與里厄的行為選擇並不相同。里厄聲稱自己「感興趣的是怎樣做人」，「對英雄主義和聖人之道都沒什麼興趣」。而塔魯卻關心的是英雄行為，是「怎樣才能成為一個聖人」，他四處奔走，積極發動志願者組成了防疫組織，冒著生命危險與鼠疫搏鬥，並最終因染上鼠疫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方面，加繆對塔魯的英雄主義，即便是與惡斗爭的英雄主義，也保持著謹慎與畏懼之心，認為與里厄、格朗「取決於人自身」的價值取向不同，塔魯追求「超越了人類」的東西，此時，他便站在反對塔魯的立場上。另一方面，加繆又試圖把塔魯的英雄主義世俗化、普泛化，或者說把它「里厄」化，這時，他就站在塔魯的立場，贊同塔魯的英雄主義。
至於里厄，當朗貝爾企圖讓醫生里厄給他開具未染上鼠疫的證明，以便能逃離鼠疫與情人相會時，里厄拒絕了這一要求。朗貝爾指責他「生活在抽象觀念里」，里厄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這位記者是對的」，但「有時抽象概念顯得比幸福更有效力，那時，也只是在那時，就必須重視抽象概念」。
當朗貝爾指責塔魯的英雄主義是一種「理念」時，里厄毫不猶豫地站在塔魯一邊，反駁說「人並不是一種理念」。顯然，在這里，里厄選擇了社會義務，選擇了英雄主義。而當朗貝爾表示自己「選擇愛情」是否錯了時，里厄卻「有力地」說「您沒有錯」。最後，朗貝爾思想轉變了，他為先前選擇個人幸福而感到羞愧，里厄則「用堅決的口氣說」，「這太愚蠢」，「選擇愛情，毫無羞愧可言」。在這里，里厄又選擇了當下的個人幸福。後來，當朗貝爾決心摒棄個人幸福而選擇社會義務時，塔魯提醒他如果想與大家有難同當，他就必須在個人幸福與反抗鼠疫中「作出選擇」。朗貝爾反問：「你們自己是否也作了選擇，是否也放棄了幸福？」接下來，「塔魯和里厄都沒有回答」，「靜默延續了很長時間」（因為很難回答，尤其對里厄更是如此，這是一種兩難的抉擇）最後，里厄「費力地挺直身體」，說：「原諒我，朗貝爾，這個問題我說不清楚，」他又說：「世上沒有任何東西值得人們為它而舍棄自己之所愛。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也拋棄了我之所愛」。里厄宣稱「世上沒有什麼東西值得人們為它而舍棄自己之所愛」，然而，客觀現實又讓他「拋棄了我之所愛」。加繆的思想悖論在此表露無遺，而「說不清楚」，「不知道為什麼」，又清楚地表現了加繆在這個問題上的迷茫與困惑。
最後，里厄得出了結論：「人不能夠又治病，同時又知道一切。那我們就盡快治癒別人吧。這是當務之急」。這里的潛台詞也是豐富的：既然對這個問題搞不清楚，就不去追究了，就只有抓住眼前的工作，治病救人。在這里，困惑的加繆最終迴避了這個艱難的抉擇。
《鼠疫》這部小說的意義在於，加繆給自己設置了一道難題、一場考驗——一場對其「反抗」哲學的考驗。在反抗鼠疫的極端情境中，幸福與反抗、「有益」與「有趣」、歷史與當下產生了復雜的沖突與糾葛。歷史需要反抗，若反抗，必然需要犧牲幸福，加繆卻又擔心放棄幸福會讓「反抗」走向幸福的反面，如此，則無法介入歷史，只能是「靜止的」反抗。
另一方面，加繆選擇鼠疫的形象不是偶然的。這個惡勢力的可怕化身在小說中幾乎是一個活的有強大生命力的實體。加繆需要用鼠疫這種自然災害來諷喻的原因。這種災害似乎是故意從社會范圍里抽出來的。既沒有使社會四分五裂的階級矛盾，又沒有惡的具體罪人，而是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孤立無援的，都面臨一個神秘難解的充滿敵意的自然力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最最高尚的人，甚至耗去不可想像的力量，也只能限制災難的范圍，而不能根治它。
即使鼠疫可以看作是一切是災難的象徵和縮影，而就當時而言就是法西斯專制與戰爭的象徵。在加繆看來，任由法西斯主義得逞於一時的世界，更是荒誕不經的世界。小說中有這樣的描寫：里厄醫生見科塔爾坐在桌前看小說，就問他身體可好。科塔爾說身體不壞。不過要是能保證沒有人來打擾他，身體就會更好。里厄沒理解他的話，就勸他擺脫孤獨，多與人們交往。科塔爾卻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說的是那些專門找你麻煩的人。』他指著桌上的小說:「我剛才正在看這本小說，裡面敘述一個倒霉的傢伙在一個早上突然被捕。人家一直留心他而他卻蒙在鼓裡。大家在辦公室里談論他，把他名字寫人檔案J您認為這是公正的嗎？您認為他們有權這樣做嗎？「對這段描寫，蘇聯評論家鮑列夫在《存在主義及其「人」的哲學》一文中作了精闢的分析；科塔爾所讀的小說就是卡夫卡的《審判》，「卡夫卡和加繆的被追捕的形象，藝術地揭示了這樣一種思想:現代人不能防止人們自己創造的、但又擺脫他們控制的官僚制度的迫害，人在這種盲目的暴力而前顯得軟弱無力、束手無策、甚至偶然發生的鼠疫比這種暴力還要好些。鼠疫成了被迫捕者的同盟。鼠疫是災禍，但與人為敵的抽象的資產階級制度的暴力，是更大的災禍。卡夫卡在《審判》中預報了即將發生的事，而加繆則通過科塔爾的形象回顧了不久的過去:在創作《審判》和《鼠疫》這兩部作品之間，歷史上有過法西斯災禍時代的黑影。它們要表達的意思就是，在出現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裡。現代人根本不能防止『制度』的與人為敵的、作為人的對立物的暴力。
強調世界與人生的荒誕性，即存在的荒誕性是存在主義哲學的基石。盡管加繆不承認自己是存在主義存在主義文學家在荒誕世界的自由選擇者，他和薩特也有過某些分歧與爭論，但評論家根據他作品的主調和基本觀念，一般都認為他的存在主義氣質有時甚至比薩特更濃。他的一些作品揭露了荒誕世界裡的荒誕人生，表達了人們起來同荒誕的生存條件作斗爭的理想；同時又流露出對荒誕存在表示無可奈何的惶惑心理和憤您情緒，作品中含有比薩特更多的悲觀消極成分。正因為加繆的存在主義哲學觀點比薩特更強調存在的荒誕性，所以又被稱為「荒誕哲學」。《鼠疫》中的瘟疫和里厄醫生的救護行動，與《西西弗的神話》比較類似。加繆的哲學有著深刻的矛盾。他也是一位現代的西西弗。他的哲學反映了兩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知識界感到人類命運難測、世界前途未卜的普遍惶恐、絕望、無所作為而又渴望行動與反抗的思想和心理狀態。一荒誕哲學「或」反抗哲學』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弊病，但卻無法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扭曲了的關系作出科學的解釋;盡管同情被損害被奴役的人，但卻脫離人的具休的社會環境對孤立的個人進行本體的研究，必然陷人主觀唯心主義的泥淖，當然也不能指出一條擺脫荒誕、實現人類徹底解放與自由的正確道路。 這部小說在藝術風格上也有獨到之處，而且全篇結構嚴謹，生活氣息濃郁，人物性格鮮明，對不同處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變化刻劃得深入細致；小說中貫穿著人與瘟神搏鬥的史詩般的篇章、生離死別的動人哀歌、友誼與愛情的美麗詩篇、地中海海濱色彩奇幻的畫面，使這部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
敘事
在文中是留有許多里厄醫生作為「敘述者」的痕跡：文章中在進行一件事件與另一件事件的轉換時，往往是以里厄醫生的行為來引起過渡。如以「四月十六日早晨，貝爾納·里厄醫生從他的診所里走出來時，在樓梯口中間踢著一隻死老鼠。」宣告故事的真正開始。在之後一旦涉及需要敘事主體出聲，都是以里厄醫生的視角來見證，如「里厄醫生正想到這里，有人告訴他約瑟夫·格朗來了。」即使某件事情的中心人物並非里厄，但依舊會將其控制在里厄醫生的所見所聞之中，如在議論帕納盧神甫的信仰矛盾之前，先聲明「里厄剛想開始想到神甫是走到了異端思想的邊緣」；而對於神甫最後的死亡，卻沒有描寫其臨終的表現，因為里厄醫生當時並未在他身邊。這種通過將敘事領域嚴格控制於某一人物的視野范圍中而不越位，正是採用「內聚焦」敘事視角的表現。
加繆主要採用內聚焦中第三人稱敘事視角，通過這一視角的運用，使得其視野范圍相較於第一人稱內聚焦敘事視角有一定自由度，如文中大段地對鼠疫肆虐下的奧蘭城壓抑恐怖的環境描寫，彷彿拍攝紀錄片似的「錄入」讀者腦海，這正是文中希望得到的「客觀記錄」效果。但相較於第三人稱的零度聚焦，這一聚焦方式又有很多限制。讀者無法知曉鼠疫究竟是因何發生的又是因何消散的，但「這種聚焦方式在贏得人們信任的同時也留下很多空白和懸念，這些空白和懸念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對讀者的一種解放。」加繆通過這一敘事視角在滿足讀者認知需求，給予讀者思考的緩沖餘地的同時，發揮這一視角影響讀者主題詮釋和倫理選擇的功能。
在《鼠疫》中，加繆思考人與世界出現了錯位關系，由此產生了被迫流放行為，里厄醫生與《局外人》中自我流放的默爾索一樣構成了「荒誕的人」存在於世界的基本姿態。但在加繆的哲學主張中強調多樣性和自由，他不願意將自己的倫理態度強加於讀者，因此他選擇採用第三人稱的內聚焦敘事視角來客觀記錄世界。「這里恰是眾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它們各自的世界，結合在某一統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間不發生融合」，巴赫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復調理論同樣適用於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響的加繆身上，通過《鼠疫》中不同人物迥異的價值觀與面對鼠疫這一共同災難時眾聲喧嘩的復雜表現，形成一種類似於「戲劇式的復調世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狂歡化」色彩。加繆雖然「指派」里厄醫生作為故事的敘事者，卻沒有賦予其獨一無二的話語權力。面對災難時，塔魯產生的原罪思考與英雄式反抗；朗貝爾的猶豫彷徨；科塔爾的內心陰暗……正是展現與審視現代人精神世界的舞台。加繆通過展示多樣化的倫理道德以及價值觀，來邀約讀者進行「自由選擇」。
雖然加繆通過第三人稱內聚焦視點的選擇強調一種「客觀」記錄，但卻暗含著他希望傳達給讀者的意義和價值預期。首先，相對於零聚焦的「上帝視角」的全知全能，這一視角避免了冗長的道德說教，取而代之的是懸念和空白，這不僅從客觀上印證了存在的合理性也影響著讀者的倫理取向。其次，聚焦於特定人物，通過他的眼光來審視這個世界，使得讀者更加能親近人物，理解他的內心世界，相較於第一人稱內聚焦的強行介入，這一敘事視角不容易被察覺。里厄醫生不相信上帝，也不贊成英雄主義，他只堅持治病救的本職工作。這顯然無法成為一個經得起歌頌的人道主義英雄，但他的確依靠自己的方式拯救了許多人。而在這樣一種潛移默化地影響下，讀者會更加認同里厄的做法和價值觀，無法認同政府當局的刻意隱瞞和舉棋不定；無法接受帕納盧神甫將鼠疫歸結為「罪有應得」；無法「代表」「從心底里贊成那種導致孩子和成人死亡的東西」的科塔爾講話。最後，利用第三人稱內聚焦視點，使得被聚焦人物也成為被審視的對象，而讀者也與敘述者一同體驗生活，一同內省。里厄不是聖人，「每當感情脆弱時，里厄就意識到自己的確是疲勞了。他控制不住，情感外露。」他為自己的面對他人死亡麻木不仁感到難以置信，「他也和這些不幸的人一樣感到空虛，他也同樣應該得到別人的憐憫，因為每當他離開這些不幸的人的時候，這種憐憫的心情就會在他的心裡油然而生。」
到了最後，隨著鼠疫霍亂的消退，奧蘭城再次顯現出非常幸福安寧的樣子，「他們不顧明顯的事實，不慌不忙地否認我們曾在這樣的荒謬世界中生活過」，人們贏得了勝利。但對於里厄，他又贏得什麼？「他懂得了鼠疫，懂得了友情，但是現在鼠疫和友情對他說來已成為回憶中的事了；他現在也懂得了柔情，但總有一天，柔情也將成為一種回憶。」贏得全部是「知識和記憶」。他依舊是冷靜和警惕的，對於在鼠疫過後接到的妻子病逝的消息時是冷靜，因為這雖痛苦但不突然。對於「勝利」，他保持著警惕，因為他明白這並不代表著終結和安定。隱含在第三人稱內聚焦視角下的作者依舊在發聲，依舊在向讀者傳達自己的倫理價值取向。加繆關注人類生存境遇和倫理道德，他明白生活仍再繼續，荒誕和苦難不會停止，他沒有加入歡呼的人群，他提醒著讀者記住「威脅著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也許有朝一日，瘟神會再度發動它的鼠群，驅使它們選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為他們的葬身之地。」
象徵
在《鼠疫》中加繆借「老鼠」影射法西斯和一切邪惡的勢力，鼠疫的災禍象徵「戰禍」，用「鼠疫恐怖」象徵「戰爭恐怖」，用人們在抗擊瘟疫中的表現和感受，反映人們在戰爭中的表現和感受。他在小說中寫道: 「世上有過鼠疫的次數和發生戰爭的次數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戰爭面前，人們總是同樣的不知所措」。「毫無疑問，戰爭確是太愚蠢了，但卻也不會因此而很快結束。」
加繆的小說所描寫的「鼠疫」不僅僅是戰爭，而且也是人類過去曾經經歷、現在正在面對、甚至將來仍舊無法倖免的各種災難的象徵和縮影。它警醒人類:威脅著人類幸福和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人們沒有理由盲目樂觀自負，更沒有理由肆意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和精神家園，人類與「瘟疫」的較量尚未結束，戰爭的硝煙仍未熄滅。由此可見，作者選擇「鼠疫」作為小說標題及故事題材的獨具匠心和深遠的象徵意義。
加繆不僅深刻地洞察到陽光背後的黑暗與陰影，而且深深地熱愛著光明。他用詩一樣的筆觸描寫陽光在黑暗的戰爭年代給絕望的人們帶來的一線希望。「暴雨過後，天空也好似洗過一樣，看不到一絲雲彩，晴空下，雨後的路面閃閃發光。每天早晨，一輪淡淡的太陽在寒冷的空氣中把明亮的陽光傾瀉在這個城市上空。」在人們度過黎明前的黑暗的艱難歲月中，陽光在渴望和平的人們心靈里留下一個執著的希望，它使人不至於自暴自棄，走向死亡，而是堅強生活下去。當人們取得戰勝鼠疫的勝利時候，「太陽驅散了從早晨開始一直在空中與它較量的寒氣，陽光連續不斷地照耀著這座城市。」人們跳舞狂歡，城裡鍾聲齊鳴，「鏗鏘之音在蔚藍的天空中、在金色的陽光下回盪。」加繆通過「陽光」的意象使作品中的人物從對現實的痛苦迷惘中汲取精神力量。陽光與陰影的交織反映了人們面對荒誕的樂觀與悲觀、積極與消極的人生態度，充分體現了加繆在苦難中尋找快樂、在絕望中蘊含希望、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在荒誕中追尋真理的人生哲學思想。

❸ 法國小說《鼠疫》主要內容和道理是什麼

法國作家加繆的長篇小說《鼠疫》是一部寓意性極強的作品。20世紀40年代阿爾及利亞的奧蘭市突然發生了鼠疫，許多人死去。小說的中心人物里厄醫生卻不顧個人安危，全身心投入對鼠疫的斗爭，搶救人們的生命。他眼看著親人、朋友以及周圍的所有人的生命被吞噬。清醒地認識到，災難並沒有永遠消失，鼠疫桿菌仍留在這座城市裡。小說中的「鼠疫」是惡的象徵，它對人的威脅是永遠存在的，但是在厄運面前，人們不應該消極、悲觀，而做出一個英雄的「自由選擇」，去實現人的尊嚴與價值，這就是作家要告訴讀者的。

❹ 你會如何評價《鼠疫》這本書，可否仔細說說

「長相愛，或共赴死，別無他法。」——《鼠疫》

這句話出自阿爾貝加繆的長篇小說《鼠疫》之中，初讀之後直到現在已有四年時間，書中情節早已忘卻大半，卻唯獨這句話，在我心中久久難能忘懷。

長相愛，或共赴死，別無他法。

關於生命我沒有別的奢望，如果你在的話；關於生命我沒有別的渴望，如果你不在的話。

❺ 法國作家加繆的小說《鼠疫》有什麼寓意

《鼠疫》是一部以象徵手法寫出的哲理小說。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佔領以後，加繆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劃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樣吞噬著千萬人生命的「恐怖時代」，在加繆看來，當時處於法西斯專制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一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長期過著與外界隔絕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著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值得注意的是，加繆在小說中用細致的筆觸寫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臨一場大屠殺時的恐懼、焦慮、痛苦、掙扎和斗爭之際，特別是刻劃了法國資產階級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浩劫的過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發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

❻ 概括鼠疫的主要內容

主要內容：

講述阿爾及利亞的奧蘭發生瘟疫，突如其來的瘟疫讓人不知所措。政客狂妄無知，掩飾諉過，甚至想利用災難來獲取利益；原來過著委靡不振生活的小人物，憑著黑市門路，為人民帶來各種禁品，突然成為了城中的風雲人物。

小百姓恐慌無助、自私貪婪，每天都只是過著頹廢生活。瘟疫城市被重重封鎖，無人能夠自由進出。被困在城中的人民，朝思暮想著住在城外的親朋好友。

一位到城公乾的記者被迫過著無親無友的生活，只有寄望參與自願隊消磨時間。主角里厄醫師這時挺身而出救助病人，與一些同道成了莫逆之交。不過，他的妻子卻遠在療養院，生死未卜。

最終鼠疫退卻了，然而盡管喧天的鑼鼓沖淡了人們對疾病的恐懼，可是奧蘭人永遠不會忘記鼠疫曾給他們帶來的夢魘。

(6)小說鼠疫結局擴展閱讀：

創作背景

《鼠疫》創作思想開始醞釀的時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佔領以後。加繆當時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畫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樣吞噬著千萬人生命的「恐怖時代」。

1942年加繆因肺病復發，從炎熱的奧蘭轉移到法國南部山區帕納里埃（後來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納盧作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療養，不久英美盟軍在阿爾及利亞登陸，德軍進佔法國南方。

加繆一時與家人音訊斷絕，焦慮不安，孤單寂寞。這種切身的體會使他在《鼠疫》中描寫新聞記者朗貝爾的處境時，特別逼真動人。

在加繆看來，當時處於法西斯專制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一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長期過著與外界隔絕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著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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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加繆和他的《鼠疫》
林友梅
長篇小說《鼠疫》的作者阿爾貝·加繆是法國現代著名存在主義文學家，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獲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他的父親生於阿爾薩斯，從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離寄養的孤兒院，長大後在阿爾及利亞當農業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不久，在對德作戰中受傷身亡，當時加繆還不滿一歲。加繆繼《鼠疫》之後，曾計劃在另一部長篇小說《第一人》中描寫他的父親的一生。他的母親是祖代移居阿爾及利亞的西班牙人後裔；在她的扶養下，加繆在貧困的阿拉伯居民中間長大，對他們的處境始終懷有深切的同情。加繆在阿爾及爾大學哲學系攻讀時，因患肺病而中途輟學。後來他和一些青年組織了一個"勞動劇團"，後因准備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礦工罷工遭到鎮壓為主題的戲劇，被殖民當局禁演，劇團也因而解散。那時加繆開始為當地報紙寫文章，後來在阿爾及利亞的奧蘭正式從事新聞工作。1934年他參加了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共產黨支部，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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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是加繆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通過描寫北非一個叫奧蘭的城市在突發鼠疫後以主人公里厄醫生為代表的一大批人面對瘟疫奮力抗爭的故事，淋漓盡致地表現出那些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擁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無畏精神的真正勇者不絕望不頹喪，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的偉大的自由人道主義精神。

❾ 幫忙找《鼠疫》一書的簡單介紹

作者簡介：

原籍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生於1913年，卒於1960年。他生於一個貧苦的家庭， 早年研究哲學，因患肺病而中止，後陸續發表過一些文章和文學隨筆。1934年至1937年，他曾一度是共產黨員，其間，他出版了第一個隨筆集《反面和正面》。1942年，他出版了小說《局外人》和隨筆《西緒福斯神話》，聲名大振。1951年，他的《叛逆的人》問世後，與 薩特發生了激烈的文學論戰。1947年出版小說《鼠疫》。1956年作品《墮落》問世，1957年 ，他由於用文學形式揭示了當代人類意識形態中的種種問題而獲諾貝爾文學獎。與薩特一樣 ，加繆對西方現當代的哲學和文學影響很大；人們在談到二次世界大戰後風靡一時的存在主 義文學時，必然要提到他；他及他的作品一直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文學研究者的重要對象。

相關書評：

《鼠疫》是一篇道德故事，是說教般的佈道。而且，它也應該被如此考慮。要想用適用於大多數小說的標准來評論這個故事，就要冒因其道德說教而指責它的風險，而這種說教確切說來正是它最強的一項優勢。

《鼠疫》成敗與否，由其中心思想決定。中心思想並不是創造性藝術的最高形式，但是，它卻有可能重要到這個地步：如果為了藝術批判的緣故而拋棄它則將會褻讀人類精神。我們所需要判斷的就是對我們而言加繆先生
道德觀念的急迫性。在我看來，它已緊迫到了我們再問明天人們會重視它到什麼程度這樣一個問題便已是錯了的地步，有某些東西需要現在就給說出來，不用考慮將來，而這些東西在《鼠疫》一書中被說了出來，即便略
顯幼稚天真。

小說的格式不允許加繆先生練習他的敘述及人物塑造的相當的文學天賦。阿爾及爾的奧蘭城在1949年遭受了鼠疫的襲擊。剛開始的時候，老鼠們紛紛鑽出污水溝而死在大街上。沒人能解釋這個現象。接著，幾星期之後，人們開始死於一種神秘的燒熱病，伴隨著其它可怕的症狀，所有這些症狀都現實而客觀公正地被描述了出來。

加繆非常擅長於笛福式的敘述文體，也很擅長寫非洲背景。在這個他輕松傳達意思的事件背景上，他設計了人類對這場瘟疫所持的各式各樣的態度，並通過密切觀察的手法而將它們加以拔高。他盡可能遠地將他的人
物與他們的私生活隔離開，並將他們推到各自的公眾位置上去。正是出於他的藝術意圖，他的兩個主要人物——新聞記者拉姆伯特與里俄克斯醫生——在整個敘述故事中才因瘟疫而與他們的女性親屬們分離。其他的主要人物有：潘納路克斯神父；塔盧，理想主義獨身者；以及較為隱密的人物柯塔達，人們對他的個人生活一無所知。

這場瘟疫因此便成為一種研究對待其態度的實驗室。在牧師看來，他起初認為這場瘟疫是上帝為消滅現代生活的邪惡而給予人類的天譴，隨後，他不再這么自負，而是將它當作一場對基督教徒接受可怕苦難能力的測試。而在新聞記者拉姆伯特看來，它意味著與他所愛女人離別。對塔盧而言，它成為實現他糾正一件他一直知曉的社會中心不公正事件熱情的場合。而在柯塔達看來，它提供了個機會以逃避正義懲罰並可實行他的陰暗市場行為。

在闡釋這些態度的過程中，加繆顯示出了他最罕見的品性，那就是仁慈，它的同情心使得這部小說不至於成為簡單的小冊子說教，並將它拔高到了藝術的高度 ——這種同情心還在他的人物間建立起了關系。

它的說教就講到這里。其佈道與道德觀又說了些什麼呢？在這點上我們見到的是它無法避免的幼稚大真，這種幼稚使得某些評論家頗為震驚。大災瘟疫總是帶著人禍——在我們這個時代，它採用的是現代戰爭及佔用的形式——在加繆的說教故事中不時地太容易辨認了。

但是，如果只把這本書讀作寓言說教故事而不是小說，那麼人們就必須得問這個道德故事是否得到了充分論證了。人們總在明顯的范圍內探求它的深度，我認為人們可在描述法官奧頓孩子死的那段既可飾又極感人的文字中找到這種深度。這個孩子的死是整本書中所有死亡的中心點。因為死的孩子是個純粹無辜清白的受害者，他的死便向宗教觀念提出了挑戰。此外，它還以最尖銳的形式提出了社會邪惡問題。

天主教牧師潘納路克斯所的兩次佈道，從某種意義上說來，都只是虛假的表面痕跡，真正的寓意來自於在瘟疫快結束的時候塔盧所做的懺悔。塔盧講述了他是如何成長，並因為意識到已定形的社會是建立在低毀破壞基礎之上，而將自己看作是該社會的敵人。他融人到了為推翻這個社會而奮斗的政治力量中去：「無容置疑，我們總有一天，也會得到死刑宣判。不過，有人告訴我，這些對於建立起一個不存在謀殺的新世界來說是不可避免的。直到那天，當我目睹了一個人死去的場景這段文字就其本身而言可能並不會給我們帶來比和平主義再遠一些的東西，但是在鼠疫這個說教性事件的整個上下文環境里我們卻被帶到了遠得多的地方。一方面，在這里受害者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政黨成員殺死另一個政黨成員的問題，它是關於孩子的問題，也就是說，是每個人身上存在的無辜生命被兩黨雙方一起破壞的問題。另一方面，這場瘟疫的受害者是潛在的人民大多數。他們還會仍然是人民的大多數，直到有給人治病者站出來與瘟疫作戰，直到有領袖人物站到無辜受害者的這一邊來。同樣，這里的和平並非和平主義，它是健康、清白與生命本身。最後一點，塔盧的懺悔將關於鼠疫——這只是自然力量——的說教故事轉化成了關於人類自相殘殺的罪惡的、遠要強有力得多的道德故事。

加繆採用的這種寓言說教方式是恰當有理的，因為僅僅簡單地用政治術語陳述出似乎不是政治實踐性的一種態度是幾乎不可能的。這種態度只能存在於喚起強盛到足以蓋過做為其一部分的政治的人類社會條件下。他所做的就是陳述這樣一些人頭腦中的痛苦：他們，由於是自由黨，便在過去的10年裡支持了反和平主義運動，而現在又發現自己身處強大但卻散漫無組織的西方與東方的極權國家之間。

他所提出的問題就是：難道人們必須做出選擇嗎？難道他們所處的位置現在還沒有停止著名的「自由黨困境」階段嗎？它們還沒有成為所有人類的最主要條件嗎？有時，提問比起提供原因來要更為有效。而且，如果這世界將被劃分為作戰的雙方——如果這看起來都很現實的雙方，全垮了——那麼現實的態度可能就該是去努力理解和平的含義。

❿ 請給出《鼠疫》的內容簡介、人物性格分析以及作品現實意義

長篇小說《鼠疫》的作者阿爾貝·加繆是法國現代著名存在主義文學家，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獲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他的父親生於阿爾薩斯，從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離寄養的孤兒院，長大後在阿爾及利亞當農業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不久，在對德作戰中受傷身亡，當時加繆還不滿一歲。加繆繼《鼠疫》之後，曾計劃在另一部長篇小說《第一人》中描寫他的父親的一生。他的母親是祖代移居阿爾及利亞的西班牙人後裔；在她的扶養下，加繆在貧困的阿拉伯居民中間長大，對他們的處境始終懷有深切的同情。加繆在阿爾及爾大學哲學系攻讀時，因患肺病而中途輟學。後來他和一些青年組織了一個「勞動劇團」，後因准備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礦工罷工遭到鎮壓為主題的戲劇，被殖民當局禁演，劇團也因而解散。那時加繆開始為當地報紙寫文章，後來在阿爾及利亞的奧蘭正式從事新聞工作。1934年他參加了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共產黨支部，翌年脫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雖然有一段時間肺病復發，但仍參加了法國抵抗運動，繼續為反對法西斯撰寫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以後，加繆擔任戴高樂派的《戰斗報》主編，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繆正式宣告脫離這份報紙。後來他除了從事生平嚮往的戲劇活動和寫作外，長期為巴黎大出版商米歇爾·伽里瑪挑選文藝作品。戰後初期，他與當時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學界影響極大的存在主義作家讓·保羅·薩特曾一度過從甚密，但加繆始終否認自己屬於這一派，認為他對一切問題有自己獨立的見解，不屬於任何派別體系。1946年他發表了論著《反抗者》以後，受到薩特的批評，兩人之間展開了一場論戰，曾轟動一時。1960年春，加繆乘坐伽里瑪駕駛的汽車出遊時，翻車身亡，時年四十七歲。
《鼠疫》這部以象徵手法寫出的哲理小說，與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局外人》（1942年發表）問是加繆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為現代世界文學名著。《鼠疫》創作思想開始醞釀的時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佔領以後。加繆當時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劃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樣吞噬著千萬人生命的「恐怖時代」，像十九世紀美國作家麥爾維爾的小說《白鯨》那樣，通過一條大鯨魚的凶惡，寫出時代的災難。1942年加繆因肺病復發，從炎熱的奧蘭轉移到法國南部山區帕納里埃（後來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納盧作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療養，不久英美盟軍在阿爾及利亞登陸，德軍進佔法國南方，加繆一時與家人音訊斷絕，焦慮不安，孤單寂寞，這種切身的體會使他在《鼠疫》中描寫新聞記者朗貝爾的處境時，特別逼真動人。在加繆看來，當時處於法西斯專制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一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長期過著與外界隔絕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著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繆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記中，曾把當時橫行無忌的德軍比為「像老鼠一樣」；在另一篇日記中，他這樣記下當時的情況：「全國人民在忍受著一種處於絕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繆在小說中用細致的筆觸寫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臨一場大屠殺時的恐懼、焦慮、痛苦、掙扎和斗爭之際，特別是刻劃了法國資產階級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浩劫的過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發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盡管加繆按照習慣，避免直接描寫法國社會，假借北非地中海濱海城市奧蘭作為發生鼠疫的地點，但我們從這座商業昌盛，物質文明發達，但市民精神空虛，以尋歡作樂來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難看出這是法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從《局外人》到《鼠疫》，加繆表現了一些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獨戰國時儒分為八，孟、荀兩派較重要。漢武帝獨尊儒術，遂，活著沒有意義。因此，加繆雖然再三否認自已是存在主義者，西方文學史家仍然把他列為這一流派的作家。加繆自己曾這樣說：「《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已；《鼠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盡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這部後期代表作中，表現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變。《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醫生面對著同樣荒謬的世界時，態度就完全不同：莫爾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連對母親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著局外人的態度；里厄醫生在力搏那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時，雖然有時感到孤單絕望，但他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就是跟那吞噬千萬無辜者的毒菌作斗爭，而且在艱苦的搏鬥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幸福。里厄醫生不是孤軍作戰，他最後認識到只有通過一些道德高尚、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無忌憚的瘟神，人類社會才有一線希望。
加繆堅持個人主義的立場，認為個人應置於一切的首位；但在發現強調「個人絕對自由」的存在主義並不能解決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矛盾時，加繆終於回到傳統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中去尋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類的出路在何處」的問題。
《鼠疫》的作者雖然具有明顯的局限性，但能形象地反映他那個時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這部小說在藝術風格上也有獨到之處，而且全篇結構嚴謹，生活氣息濃郁，人物性格鮮明，對不同處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變化刻劃得深入細致；小說中貫穿著人與瘟神搏鬥的史詩般的篇章、生離死別的動人哀歌、友誼與愛情的美麗詩篇、地中海海濱色彩奇幻的畫面，使這部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