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湘西小說結局

❶ 沈從文造兩個世界的文學態度

沈從文的小說是以「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而立題。
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壇上風格較為獨特，同時具有博大的人道主義情懷的優秀作家。他出生於湘西成名於都市，在其20餘年的創作生涯中始終探索著人性的奧秘。他一生的小說創作，大致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對人性美的贊頌和謳歌，這主要是他的「湘西小說」創作；二是對摧殘、破壞人性美的種種陰暗面或罪惡勢力的揭露和鞭撻，這主要體現在其都市小說上。因此，沈從文便有兩套筆墨：一套用來描繪湘西鄉土世界，展示鄉村生命形式；一套用來描繪都市世界，展示都市生命形式。而對於這兩個具有對立與對照性質的生命世界，沈從文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取向。對湘西鄉土世界及其所代表的生命形式，他滿懷熱忱，表現出一個在精神歸宿上始終向著「鄉下人」的知識分子對湘西鄉土的天然親近感與認同感；而對文明化的都市世界，沈從文則始終懷有一種無形擺脫的敵對情緒與潛在的恐慌感，代表一個有湘西「鄉下人」向城市「邊緣人」轉化的知識分子尋找精神歸屬的陌生感與荒誕感。無論是敘寫人性美還是人性扭曲，沈從文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痛惜人性的失落，呼喚人性的復歸，而在他構築的兩個鮮明對立的世界表現了自己對人性問題的獨特思考。這兩個世界的塑造都是獨特而成功的，其原因就在於沈從文沒有把眼光僅僅局限在湘西，單純地在世外桃源中描繪人性的善與美，而是從湘西走向現代都市，以都市世界的參照，以一個現代文人的眼光返顧湘西的文化體系和趨向，從而使他獲取了超越於自身鄉土文化鍛造的人格模式，同時又將批判的鋒芒指向都市文化的形態。
因此，沈從文這種將原始的鄉野文明與新近生成的都市文明互滲互參的描寫姿態，為其都市小說提供了比較獨特的都市文學視角和文化意蘊。在「都市批判」中，茅盾用社會科學家的理性精神剖析了中國都市生活中各個經濟階層的命運沉浮，以政治的視角對都市進行全景式的反映，試圖以「革命」為改造的方式，重建理想的都市人生和積極的都市生活；老舍從文化的的視角審視古都的風俗人情，對於向現代化都市轉變的北京表示出深深地憂慮，挖掘傳統文化因子在市民階層的沉澱。沈從文在都市文明的批判中沒有重復上述作家的思路，而是在生命的體認中獲得了一種獨特的哲學視角，用「自然人性理想」的尺度去丈量都市人性的缺失與扭曲。沈從文在他所構築的都市世界的審美觀照中，包含著一種犀利的文化批判眼光，從中傳達出獨特的生命理想，並通過這種生命理想表現出獨特的創作追求。因此，探討沈從文創作中的都市生命形式，對於理解沈從文的都市小說及其全部創作是很有必要的，由此可以發現其創作的獨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二
始終自認「鄉下人」的沈從文，當他把小說創作視點由自己曾經生活過的「湘西世界」轉移到現在生活其間的都市社會時，沈從文毫不掩飾地表達他對都市的情感厭惡和道德批判。那麼，沈從文拿什麼掀開都市的面紗？他以人性和道德完善理想發現了都市文明的生活和生命，或是暴露上流社會和紳士家庭的慾望游戲，或是描繪知識階層的虛偽做作，或再現了一部分生活在上流社會中不甘沉落，力圖超拔泥沼的人們，或展現了都市下層貧苦人民的道德光輝。從而展現其都市小說中的各種都市生命形式。

一、人性腐蝕的都市紳士階層
沈從文對都市世界的情感取向較之湘西世界時逆向而行的，當「鄉下人」的眼光轉向都市生活時，就從看湘西世界時的平和與寬厚頓時變得銳利與尖刻起來，不時露出諷刺的鋒芒。都市世界在他筆下顯露出來的生活樣態，往往成為諷刺與嘲弄的載體，對紳士階層生活的針砭與解剖已成為他的一個重要視點。這類作品有《紳士的太太》、《有學問的人》、《某夫婦》、《或人的家庭》、《若墨先生》、《王謝子弟》、《大小阮》等，最具代表性的是《紳士的太太》。正如他在《紳士的太太》中開宗明義地說：「我不是寫幾個可以用你們石頭打他的婦人，我是為你們高等人造一面鏡子。」[1]這樣突出了紳士階級人生形式的腐蝕傳染性，它像一個巨大的無形的黑色染缸，侵蝕著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人。小說主要描繪兩個紳士家庭的日常生活狀態，在諷刺調侃的調子里，展示了一幅紳士階層醉生夢死的生活圖景。這些紳士淑女，表面上禮數講究、穩重賢淑，背地裡乾的都盡是骯臟勾當。生活在豪華的大公館里，整日忙於串門、打牌、上館子、進賭場，放浪墮落，醉生夢死，用「虛假」保持其文明外表和體面秩序，暗藏心機，對握有旁人隱私懷有濃厚的興趣。如其中描寫紳士太太要試探月光下在大少爺書房窗邊聽到的女人笑聲是誰，於是當三姨太回到客廳時她便說：「三娘，你真是使人要笑你們，怎麼晚上也擦得一身這樣香？」再說：「外面月亮真好，我們打完這一牌，滿圈後，出去看月亮。」有這樣特有的語言方式暗示了三姨太偷情事情的敗露。這種紳士社會的紳士式的語言規則充分展示了一場虛情假意的人生游戲，而對兩性關系的摹寫，則展示了紳士們的「愛」在含情脈脈的紗網中受到閹割、扭曲，甚至「愛」成亂倫。紳士家人表面上個個講究風度修養，暗地裡卻是另一番不能見人的勾當。早已失去性機能的癱子紳士擁有三房姨太，年輕的三姨太不甘寂寞，與大少爺私通；另一個紳士的太太為報丈夫的不忠，也摻雜近來，構成一種畸形的三角關系。紳士的趣味在於尋花宿柳，太太的樂趣來自窺視捉姦，這裡面充斥這夫妻間的相互欺騙，兩性關系間的亂倫與糜爛，毫無意義的交際與處心積慮的陷阱，所有的人物都成為受物慾與情慾驅遣的可憐奴隸，淪為人性異化的「衣冠禽獸」。因此，都市紳士階層家庭看似守禮有節的面具下充斥著亂倫、通姦和欺瞞，道德觀念的偽善和行為方式的墮落形成巨大反差。再如《大小阮》中的叔叔大阮是一個人格庸鄙手段下劣的都市紳士形象，他認為侄子小阮參加革命活動是「中毒」太深，而且「不可救葯」，等於「跳火坑」，而標榜自己處事「穩健」，把媚悅女人出入社交場所作為生活的最高目標。他把小阮托他保管的活動經費據為己有，並以此為資本爬入上流社會，並且「憑地主，作家，小要人的乘龍快婿三種資格，受歡迎回到母校去作訓育主任」，成為所謂「社會中堅」。因此，通過對這些紳士階層的諷刺和嘲弄，沈從文向我們有力的呈現出具有普遍性的腐朽墮落的上層社會病相。

二、道德虛偽的都市知識階層
如果說沈從文對都市紳士階層持異常犀利的諷刺與嘲弄態度，那麼，他對自己處身其間的知識階層所持有的態度則混合著悲憫與戲嘲的異樣成分，著力於對知識分子進行靈魂與心理層面的解剖，這也代表了沈從文看取與理解都市生命形態的另一維度。這類作品有《八駿圖》、《有學問的人》、《知識》、《記一大學生》、《自殺》、《平凡故事》、《來客》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八駿圖》。在《八駿圖》中，作者從八個學者的心理揭穿「八駿」浮在思想表層的種種虛偽。他們八個都是「人人皆赫赫有名」且知識淵博的著名教授，或尊奉獨身主義，或自詡清心寡慾，或滿腹社會道德，而下意識中愛欲的本能卻都被壓抑著、堵塞著，只有藉助變態的行為流露出來，我們且看這些病態的表現。教授甲盡管表面庄嚴老成，一幅道學家的模樣和氣派，但其卧室里卻是：「枕旁卻有兩本香艷詩集」，「大白麻布蚊帳里掛一幅半裸體的香煙廣告美女畫」，「同時窗檯上海放著一個紅色保腎丸瓶子，一個魚肝油瓶子，一幅頭痛膏」；教授乙在海邊看到一隊穿新式游泳衣的青年女子，大感稀奇，就流連不去，禁不住意亂情迷，並「從女人一個腳印上拾起一枚閃發珍珠光澤的小蚌螺殼，用手指輕輕的很情慾的拂拭著殼上粘附的沙子」，贊笑著它的美麗；教授丙自認是「老人」，對戀愛不再感興趣，卻又死死盯住達士房中那希臘愛神鵰像上的大理胴體的凸凹處，仔細端詳，並想起一個頂美的內侄女；教授丁說「自己傾心女人，就不讓對方知道，盡她嫁一個不如自己的男子，等她衰老，再告訴她」，「我的愛一定還新鮮活潑」；教授戊是個結了婚又離婚的男人，主張對女人不宜停留在莎士比亞式的辭令追求上，要抓住機會，「就默默的吻，就抱，她到後就成了妻子」；教授辛「簡直是個瘋子」，自以為身心健康的周達士發現這六位教授都有「病」，他向遠方的未婚妻表示，要醫治他們的「病」，然而當黃衣女子把目標對准自己時，這位自命為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最終也承認自己「的確已害了一點很蹊蹺的病」，推遲了與熱戀中的女友相會的日期。沈從文通過細致而精彩的描繪，表現了這群教授的慾望被壓抑著、禁錮著，卻又極力裝飾著虛偽的外殼，他們的人性都已被他們的那種「文明」所扭曲，變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同時，也揭示了由現代文明造就的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心態，諷刺都市人程式化的愛情，被文明禁律扭曲的情慾，從而批判了知識分子這種扭曲的、不健康的、毫無生命優美和激越的非自然人生。

三、力圖掙脫庸俗人生的都市新女性
沈從文建構的都市世界也並非全無亮色，而是在都市的整體性污濁與灰濁中，也有一脈生機存在，盡管這種亮色也許在都市世界並不惹眼，但卻是民族生命精神在都市頑強生存的一種象徵。作為一位深諳藝術辯證法的作家，沈從文在都市世界與湘西世界的兩相對照中，既清醒地意識到「文明病」所造成的嚴重危害性，同時也清醒地意識到在都市主流性的病態生命形式後面，也潛伏著一脈躍動的生命之流，與湘西世界的生命精神相互映襯。這在他的後期作品中得到體現，如《如蕤》、《薄寒》、《都市一婦人》、《一個女劇員的生活》等，這些小說都具有系列性特徵，都表現都市女性愛情與婚姻，都是描繪都市女性追求真摯愛情的復雜心路歷程，表現她們因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所引起的內心痛苦與彷徨，以及對於現實的掙扎與反叛。這些女性不再是被毒害而不知甚至還樂在其中的紳士太太，而是身受都市生活的桎梏，卻不甘淪落的都市知識女性，她們力圖從都市的窒息中解脫，而在鄉村精神中尋找靈魂的歸宿。
《如蕤》中那個城市女子如蕤，對城市中虛偽的道德厭倦表現出對城市文明的極大反感：「都市中的人是完全為一種都市教育與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靈魂，皆從一個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靈魂，又皆從另一個模子印就」。個性與特徵全不復存在了，戀愛變成了商品形式，戀愛如同在商人手中轉著，千篇一律，毫不出奇。主人公如蕤厭倦了那些「成為公式的男子與成為公式的愛情」，甚至希望「在強暴中得到快感」。《薄寒》中那個年輕女教師渴求異性的慾望更強烈，為了逃出這個虛偽的衣冠社會，她甚至「願意被人欺騙，願意被棄，願意被蹂躪，只要這人是有膽氣的人。別人叩頭請求還不許可，若這人用力量來強迫她時，她甘心投降」。她嚮往「一種驚心動魄的波瀾，一種流淚流血的社會」，[2]但卻找不到，周圍的男子都「微溫、多禮貌、整潔，這些東西全是與熱情遠離的東西」，[3]她嫌惡這一切，最後屈服於一個魯莽無畏的軍官。《都市一婦人》中的那個將軍遺孀，因心地單純而誤入上層社會的圈套，嚮往愛情屢遭遺棄，在對男人實施的變態報復中卻又沒有完全泯滅人性，對年輕軍官滿腔熱情，卻又狠下毒招，這是一個在都市生活碾壓下人性未泯滅但人格變態的悲劇性人物。再如《一個女劇員的生活》中的蘿，盡管出身於都市上層社會，但卻與彌漫於上層社會的虛偽庸俗氣氛格格不入，在性格上表現出反叛性，結果蘿擺脫眾多追求者的糾纏，而與初次相識的宗澤閃電般訂婚，她厭惡向其獻殷勤的溫文爾雅、謙卑柔弱的知識男性，嚮往湘西世界的原始野力。[4]在這些作品中沈從文在對都市文化的審視中，向我們展示了都市新女性形象，這些都市社會的女性們想擺脫上流社會的羈絆，厭惡並反抗這庸俗的人生，渴求一種新的人生，她們嚮往「固執的熱情瘋狂的愛」，嚮往「光明如日頭的另一種生命」。同時，這些充滿理想色彩的女性將那些帶有鄉村氣質和精神的男子作為拯救自己肉身和靈魂的力量，這是作者對鄉村和都市兩種文化的評判，也是「以鄉村改造都市」命題的間接表現。

四、閃現道德光輝的都市下層貧民
在沈從文的都市世界中，主要通過上流社會紳士階級的庸俗人生，提出了對現代都市文明的批判。但在為數不多的幾篇小說里，他同時將目光轉向都市的「抹布階級」，涉及了都市貧民的生命形式，側重於展示這些都市貧民泥塗里的道德光輝，既與都市上層的生活樣態形成鮮明的對照，又構成對湘西生命形式在都市背景下的某種回應，從中似乎可以看到湘西鄉下人晃動在都市裡的背影。更確卻地說，從中可以看到湘西生命精神在都市貧民身上的顯現。[5]這類作品如《腐爛》、《生》、《泥塗》等，集中展示了30年代都市下層社會一角的現實圖案。
小說《生》擷取一個都市街頭極常見的場景，抒寫出玩木傀儡戲老人的人生辛酸。這老人在烈日的炙烤中，一次又一次不停頓地玩著王九打倒趙四的老一套，在他心裡，埋藏著一段不讓人知道的往事：王九是他死去的兒子，王九是死於同趙四的相拼。「王九死了十年，老頭子在北京城圈子裡外表演了王九打倒趙四也有了十年」。這當然只是一種原始的復仇情緒，然而，作品通過老人的執著，避去單純地表現人物生活上謀求溫飽的可憐努力，從靈魂深處聽到了下層人民對生的權利和人生尊嚴的急切呼喊。《泥塗》著重寫了幾個下層人物，如劉娘、祖貴、張師爺、劉娘的禿頭七叔等。盡管他們都身份卑微，生活上的需求簡直比動物還低，但卻都不忘做人的尊嚴，都有共同的人類同情心。在一場突發性的火災中，祖貴為救火則「失去了原來的人行」卻全不把受傷當做一回事，認為這不過是做人的義務；禿頭七叔在瘟疫中五個孩子死了兩個，在救火中「自己一切東西都燒掉了，還發癇似的極力幫助別人搶救物件，照料到那些逃難的女人小孩」；劉娘等下層婦女也都加入到救火行動中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張師爺在這里是一個有著復雜性格內涵的人物，一方面，他「仗義熱心」，「盡想幫助別人」，為下層社會利益奔走，最後在救火中位救人、救小孩、救貓、救雞中被磚頭砸死；另一方面，他又常常「陪巡長燒煙」，與當官的套近乎；一方面請願失敗，他說著「氣氛大話，要報仇，要燒房子」，另一方面，他又總是不忘上書請願並堅持要在稟帖上寫上「懇予俯賜大舜之仁」一類糊塗話；一方面，他窮的一無所有，「自己常常挨餓，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自己過去的「上士」身份，抱怨革命黨把他的地位革掉了「，並死抱著」這是民國，五族平等「的信念不放。小說寫出了這個人物性格的兩重性，及其內在的統一。它統一在人物過去的特定的經歷中，統一在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現實關系中。他是一個被資本主義經濟畸形發展所殃及的民國初年的「遺民」。[6]同時，在作品中也體現了張師爺所代表的下層社會傳統道德觀念與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矛盾。
沈從文從這些下層人物為維護社會公眾利益捨生忘死的生命行為中，挖掘出他們泥塗里的道德光輝。在他看來，與都市上層社會僅僅有「生活」而無「生命」截然相反，這些下層人物棲居在「生命」的高處，顯示出精神上的優越性，他們不僅具有健康理想的人性，而且並不因身份卑微而棄卻做人的尊嚴與責任，也不因身存極度困苦而放棄對人生遠景的凝眸，其生命形式煥發出神性的光輝，從中寄予著沈從文「向人生遠景凝眸」與「生命庄嚴」的生命理想。

三
沈從文曾無數次表白自己「實在是個鄉下人」[7]，他執著地以「鄉下人」自稱，以「鄉下人」的視角關照都市世界，正如他說：「請你試從我的作品裡找出兩個短篇《柏子》和《八駿圖》對照看看，就可明白對於道德的態度，城市與鄉村的好惡，知識階級與抹布階級的愛憎，一個鄉下人之所以為鄉下人，如何明顯具體地反映在作品裡」。[8]毫不誇張地說，對都市人性的指斥，對都市「文明」的懷疑與批判，沈從文這種寫作姿態在現代中國作家中，最為激切最為鮮明。那麼，沈從文為什麼成為都市最為刻薄激憤的文學者呢？我認為凌宇先生的解釋最為精確，那就是「城鄉對立互參模式」。[9]因此，沈從文所建構的湘西世界與都市世界，在這兩相對照中展示出截然不同的生命形式，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其全部創作的基本思想內涵及其藝術表現。
在生存體驗維度上看，沈從文所建構的湘西世界與都市世界，代表「兩個對立的經驗世界」[10]深深地打上沈從文個人的生命體驗色彩。在湘西世界，那裡，「神之存在，依然如故」，[11]地方上，「人生情感的樸素，觀念的單純，以及環境的牧歌性」[12]都一如既往，象徵一個「神的時代」，在這里，沈從文體驗到的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3]一種自然和諧的生命境界。而相反，在都市卻是一個「神已解體的時代」，置身其間，沈從文體驗到的是一種強烈的異己感和異化感，由於這種對都市社會情感上的拒斥感，沈從文眼中的都市就是一個「衣冠社會」，虛偽、自私、怯弱、靈魂的扭曲與生命失去活力等等病態現象，都觸目驚心地顯露出來。在這樣的一個社會里，人往往只剩下一具「空殼」，生命的醜陋處全都顯露出來。正是在這樣的兩極性生命體驗中，沈從文強烈地感受到湘西社會與都市社會代表的兩種不同的生命形式，因此在他的創作中，就構成了兩個對照與互見的藝術世界，體現出其獨特的藝術追求和創作個性。
從人性維度上看，湘西世界與都市世界代表了兩種對立的人性形態。在湘西世界中，自然人性與原始人性盡管常常表現為生命的「自在狀態」，但卻與美和愛合一，顯出自然率真的生命品格與雄強健康的生命氣魄。在都市社會里，人性受到壓抑，生命本質淪喪，結果形成「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14]形成都市人普遍的「陰性人格」。在這樣的兩種人性的對立的形態中，我們便可以看到沈從文關於「生命」與「生活」的思想，「生命」指陳健康理想的人性形態，表現為一種自然和諧的生命形式；「生活」指向病態扭曲的人性，表現一種庸常無聊的生活樣態，因此，在這兩種世界的對照與互見中，可以明顯看到其對立的人性形態，從而看出其思想指向。
從價值維度上看，湘西世界與都市世界代表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我們知道，「生命神性」與「生命庄嚴」是沈從文做追求的生命形式。在湘西世界中，一切都與真善美連結，顯示出生命的神性，是一種健康理想的生命形式。在都市世界中，一切則與假惡丑連為一體，是一種墮落與下降的生命形式。這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在沈從文的創作中明顯地表現出來，從中一可以看到其關於「生命」與「生活」的思想，這一思想主要是通過湘西世界與都市世界的對照與互見中鮮明地體現出來，並貫穿其全部的創作當中。
沈從文從其「鄉下人」的獨特視角出發，因其獨特文化品格的影響，以及對人性問題的獨特思考，為我們構築了一個獨特的都市世界，在倫理道德和鄉土文化的層面上審視都市的生存狀態，體現出對人性異化的憂慮和對人性復歸的探索，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西方近現代從異化角度對文明進行批判和反思的哲學思潮」，[15]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現為「一種現代觀念，一種現代人所具有的批判意識、懷疑精神和超前眼光」[16]。他所提供的審視都市的別一種立場和方法以及這種面對現代文明審視人性異化的文學行為本身，都使他區別於其他都市小說家，從而體現出其獨特的創作思想和藝術追求。

❷ <悲傷逆流成河>的齊銘為誰自殺

喜歡，開始喜歡，後來也喜歡，只是他自己一直沒察覺到，他一直認為自己要對易遙好，但他沒注意到，其實在他心裡，易遙的地位已經遠遠超出了妹妹，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其實他早已愛上了易遙，直到易遙自殺。
齊銘最後是死了，開煤氣自殺的。

少女易遙在17歲時愛上不良少年後懷孕，和她比鄰而居的齊銘則生活在完全不一樣的世界裡———他是老師的寵兒，父母的掌中寶。兩人之間有種介於愛情和友誼之間的微妙情感。直到顧森湘和顧森西姐弟倆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中，齊銘和顧森湘戀愛，大人們眼中的「壞孩子」顧森西對易遙產生了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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