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的細節有聲小說免費下載

Ⅰ 《北京的春節》資料是什麼

按照北京的老規矩，過農歷的新年（春節），差不多在臘月的初旬就開頭了。「臘七臘八，凍死寒鴉，」這是一年裡最冷的時候。可是，到了嚴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們並不因為寒冷而減少過年與迎春的熱情。在臘八那天，人家裡，寺觀里，都熬臘八粥。這種特製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細一想，它倒是農業社會的一種自傲的表現——這種粥是用所有的各種的米，各種的豆，與各種的乾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蓮子、花生米、葡萄乾、菱角米……）熬成的。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農業展覽會。
臘八這天還要泡臘八蒜。把蒜瓣在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來，為過年吃餃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雙美，使人要多吃幾個餃子。在北京，過年時，家家吃餃子。
從臘八起，鋪戶中就加緊的上年貨，街上加多了貨攤子——賣春聯的、賣年畫的、賣蜜供的、賣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這一季節才會出現的。這些趕年的攤子都教兒童們的心跳得特別快一些。在胡同里，吆喝的聲音也比平時更多更復雜起來，其中也有僅在臘月才出現的，象賣憲書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
在有皇帝的時候，學童們到臘月十九日就不上學了，放年假一月。兒童們准備過年，差不多第一件事是買雜拌兒。這是用各種乾果（花生、膠棗、榛子、栗子等）與蜜餞攙合成的，普通的帶皮，高級的沒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帶皮的榛子，高級的用榛瓤兒。兒童們喜吃這些零七八碎兒，即使沒有餃子吃，也必須買雜拌兒。他們的第二件大事是買爆竹，特別是男孩子們。恐怕第三件事才是買玩藝兒——風箏、空竹、口琴等——和年畫兒。
兒童們忙亂，大人們也緊張。他們須預備過年吃的使的喝的一切。他們也必須給兒童趕快做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時顯出萬象更新的氣象。
二十三日過小年，差不多就是過新年的「綵排」。在舊社會里，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從一擦黑兒鞭炮就響起來，隨著炮聲把灶王的紙象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幾天，街上就有多少多少賣麥芽糖與江米糖的，糖形或為長方塊或為大小瓜形。按舊日的說法：用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會向玉皇報告家庭中的壞事了。現在，還有賣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並不再粘灶王的嘴了。
過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來，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須把春聯貼好，必須大掃除一次，名曰掃房。必須把肉、雞、魚、青菜、年糕什麼的都預備充足，至少足夠吃用一個星期的——按老習慣，鋪戶多數關五天門，到正月初六才開張。假若不預備下幾天的吃食，臨時不容易補充。還有，舊社會里的老媽媽論，講究在除夕把一切該切出來的東西都切出來，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動刀，動刀剪是不吉利的。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過它也表現了我們確是愛和平的人，在一歲之首連切菜刀都不願動一動。
除夕真熱鬧。家家趕作年菜，到處是酒肉的香味。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門外貼好紅紅的對聯，屋裡貼好各色的年畫，哪一家都燈火通宵，不許間斷，炮聲日夜不絕。在外邊作事的人，除非萬不得已，必定趕回家來，吃團圓飯，祭祖。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沒有什麼人睡覺，而都要守歲。
元旦的光景與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擠滿了人；元旦，鋪戶都上著板子，門前堆著昨夜燃放的爆竹紙皮，全城都在休息。
男人們在午前就出動，到親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們在家中接待客人。同時，城內城外有許多寺院開放，任人游覽，小販們在廟外擺攤、賣茶、食品、和各種玩具。北城外的大鍾寺、西城外的白雲觀，南城的火神廟（廠甸）是最有名的。可是，開廟最初的兩三天，並不十分熱鬧，因為人們還正忙著彼此賀年，無暇及此。到了初五六，廟會開始風光起來，小孩們特別熱心去逛，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騎毛驢，還能買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雲觀外的廣場上有賽驕車賽馬的；在老年間，據說還有賽駱駝的。這些比賽並不爭取誰第一誰第二，而是在觀眾面前表演騾馬與騎者的美好姿態與技能。
多數的鋪戶在初六開張，又放鞭炮，從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聲不絕。雖然開了張，可是除了賣吃食與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鋪子，大家並不很忙，鋪中的伙計們還可以輪流著去逛廟、逛天橋、和聽戲。
元宵（湯圓）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元宵節（從正月十三到十七）。除夕是熱鬧的，可是沒有月光；元宵節呢，恰好是明月當空。元旦是體面的，家家門前貼著鮮紅的春聯，人們穿著新衣裳，可是它還不夠美。元宵節，處處懸燈結綵，整條的大街象是辦喜事，火熾而美麗。有名的老鋪都要掛出幾百盞燈來，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紗燈；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繪全部《紅樓夢》或《水滸傳》故事。這，在當年，也就是一種廣告；燈一懸起，任何人都可以進到鋪中參觀；晚間燈中都點上燭，觀者就更多。這廣告可不庸俗。乾果店在燈節還要作一批雜拌兒生意，所以每每獨出心裁的，製成各樣的冰燈，或用麥苗作成一兩條碧綠的長龍，把顧客招來。
除了懸燈，廣場上還放花合。在城隍廟里並且燃起火判，火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伸吐出來。公園里放起天燈，象巨星似的飛到天空。
男男女女都出來踏月、看燈、看焰火；街上的人擁擠不動。在舊社會里，女人們輕易不出門，她們可以在燈節里得到些自由。
小孩子們買各種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氣，在家中照樣能有聲有光的玩耍。家中也有燈：走馬燈——原始的電影——宮燈、各形各色的紙燈，還有紗燈，裡面有小鈴，到時候就叮叮的響。大家還必須吃湯圓呀。這的確是美好快樂的日子。
一眨眼，到了殘燈末廟，學生該去上學，大人又去照常作事，新年在正月十九結束了。臘月和正月，在農村社會里正是大家最閑在的時候，而豬牛羊等也正長成，所以大家要殺豬宰羊，酬勞一年的辛苦。過了燈節，天氣轉暖，大家就又去忙著幹活了。北京雖是城市，可是它也跟著農村社會一齊過年，而且過得分外熱鬧。
在舊社會里，過年是與迷信分不開的。臘八粥，關東糖，除夕的餃子，都須先去供佛，而後人們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財神，吃元寶湯（餛飩），而且有的人要到財神廟去借紙元寶，搶燒頭股香。正月初八要給老人們順星、祈壽。因此那時候最大的一筆浪費是買香蠟紙馬的錢。現在，大家都不迷信了，也就省下這筆開銷，用到有用的地方去。特別值得提到的是現在的兒童只快活的過年，而不受那迷信的熏染，他們只有快樂，而沒有恐懼——怕神怕鬼。也許，現在過年沒有以前那麼熱鬧了，可是多麼清醒健康呢。以前，人們過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現在是大家勞動終歲，大家也應當快樂的過年。

Ⅱ 老舍的資料 阿斯頓

老舍的簡介：
老舍(1899～1966)， 現代小說家、劇作家。原名舒慶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另有□青、鴻來、□予、舍、非我等筆名。滿族，正紅旗人。
生平經歷和創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於北京一個貧民家庭。父親是名守衛皇城的護軍，1900年在抗擊八國聯軍入侵的巷戰中陣亡。從此，全家依靠母親給人縫洗衣服和充當雜役的微薄收入為生。老舍在大雜院里度過艱難的幼年和少年時代。大雜院的日常生活，使他從小就熟悉車夫、手工業工人、小商販、下等藝人、娼妓等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城市貧民，深知他們的喜怒哀樂。大雜院的藝術熏陶，使他從小就喜愛流傳於市井巷裡的傳統藝術（如曲藝、戲劇），為它們的魅力所吸引。他從這樣的環境中，接受了與現代中國大多數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藝術啟蒙。這些，都對他有極大的影響並在他的創作中留下鮮明的印記。
1906年，在別人的資助下，老舍進私塾讀書；三年後，轉入新式學堂。1912年，小學畢業後，他在普通中學讀了半年；翌年，考入學雜膳宿費用都由國家供給的北京師范學校。1918年，老舍以優異成績畢業後，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學校兼國民學校校長。1920年 9月，提升為郊外北區勸學員，還陸續兼任私立小學教師、國語補習會經理等職。
老舍就任小學校長的第二年,爆發了五四運動。他自稱只是"看見了五四運動,而沒在這個運動裡面,……對於這個大運動是個旁觀者"(《我怎樣寫〈趙子曰〉》)。這確實使他在一段時期里,對於青年學生及其活動,有些隔膜和誤解。但"五四"時期興起的新的時代潮流，包括文學革命在內，仍然沖擊著他的心靈。本來，軍閥政府基層機構的腐敗，混跡其間的衛道者們的虛偽，在這個剛剛來自社會底層的年輕人的眼中，無處不是破綻和丑態，難以與他們安然相處。當"五四"民主科學、個性解放的呼聲，把他從"兢兢業業地辦小學，恭恭順順地侍奉老母，規規矩矩地結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條中驚醒（《"五四"給了我什麼》），他作出了新的抉擇。1922年9月,老舍辭去所有職務，到以開明新派著稱的天津南開學校中學部任國文教員，在那裡寫下了第一篇新文學習作《小鈴兒》。在這以前，還堅決退掉母親包辦的婚約。次年回到北京，任顧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會的文書，同時在第一中學兼課，業余時間到燕京大學旁聽英文。一度還信仰過基督教。雖然道路不無曲折，但"五四"推動他進一步掙脫了封建的、世俗的羈絆，去尋求一種比他已經得到的更有意義的生活。
1924年，老捨去英國，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漢語講師。為了提高英文水平，閱讀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書本都向他打開一個比原先見到的更為寬廣多彩的世界。閱讀作品進一步激發了他的文學興趣。客居異國的寂寞和日益濃烈的鄉思，又需要寄託和發泄。幾種因素交織在一起，促使他把見到過的人和事用文藝的形式寫下來。1926年寫成的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取材於當年在教育界任職時的見聞。接著又寫下了長篇《趙子曰》(1926)和《二馬》(1929)。三部作品陸續在文學研究會的刊物《小說月報》上連載，立刻以文筆輕松酣暢，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於刻畫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讀者的注意。他的創作從一開始就顯現出現實主義的特點，並且從語言、筆調到內容、主題，都具有鮮明的藝術個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學研究會。他終於在文學事業中找到了值得為之獻身的工作和充實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國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國回國。途中因為籌措旅費，在新加坡的一所華僑中學任教半年。在英國時，他為國內的北伐戰爭的進軍感到興奮。到了新加坡，從青年學生的革命熱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他因此中斷了一部描寫男女青年愛情的小說的寫作，另寫了反映被壓迫民族覺醒的中篇童話《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國。同年 7月，到濟南齊魯大學任教。翌年夏，與後來成為國畫家的胡□青結婚。1934年，改任青島山東大學教授。他在這兩所大學，先後開設過《文學概論》、《歐洲文藝思潮》、《外國文學史》以及寫作方面的課程。課余繼續長篇小說的創作。《貓城記》(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舊中國的腐敗，針砭保守愚昧的民族習性和畏懼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時流露出對於國事的悲觀和對於革命的誤解，是一部瑕瑜互見、頗多爭議的作品。《離婚》(1933)描寫一群公務員的庸碌生活，對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現出他作為北京市民社會的表現者和批判者、作為幽默作家的特點，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風格的作品。《牛天賜傳》(1934)和中篇《月牙兒》(1935)、《我這一輩子》(1937)，都從街頭巷尾攝下市井細民的生活場景。前者是對於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諷，充滿笑料；後兩者是對於人間不平的抨擊，飽含著憤懣和哀悼，作品的筆調也隨之變得沉重。
回國不久，老舍開始寫作短篇小說，作品大多收入《趕集》（1934）、《櫻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幾篇，留有"隨便寫笑話"（《我怎樣寫短篇小說》）的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嚴肅、富有社會意義的篇章。他為林語堂主編的《論語》撰寫幽默詩文，是該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雜文。這些詩文，以輕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對於日本侵略陰謀下祖國命運的關切和焦慮，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詩文集》(1934)。從1935年起，還著文回顧總結自己的創作經歷，後來將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車》(1937)一書。30年代中期，老舍寫了大量多種體裁的作品，風格也日趨成熟。這些作品發表在不同傾向的報刊上，他成為文壇上一位活躍的作家。
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風》上連載的長篇小說《駱駝祥子》。小說敘述了一名年輕好強、充滿生命活力的人力車夫，希望以個人的奮斗改變自己卑賤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幾經掙扎,得到的卻是失敗和打擊。隨著幻想的破滅，他對於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喪失殆盡。作家以嚴峻的現實主義方法，寫出了他從自重自信到自甘墮落，也就是他為生活所毀滅的過程——祥子個人的不幸命運，是個意義深廣的社會悲劇。小說突出地表現了作家對於城市貧民的真摯同情和深刻理解，成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駱駝祥子》是30年代中國最優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現代中國一部傑出的長篇小說；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譯成英文以後，也贏得了外國讀者的喜愛。
抗日戰爭把老舍卷進了時代的漩渦。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齊魯大學任教的老舍，在濟南行將淪陷的前夕，隻身奔赴武漢。1938年 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他被選為理事兼總務部主任,主管協會的日常事務,成為這個團體實際上的主要負責人。1939年6月，他參加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問團，慰問抗戰軍民。近半年之中，行程兩萬余里，歷經川、鄂、豫、陝、寧、青、甘、綏八省，包括延安和陝甘寧抗日民主根據地。這些，都開闊了他的視野，豐富了他的生活。過去由於與革命力量革命運動有些隔膜，產生過誤解，這時通過接觸和共同工作，增進了了解，他的政治態度明顯地激進起來。1944年，茅盾曾經指出："如果沒有老舍先生的任勞任怨,這一件大事——抗戰的文藝家的大團結,恐怕不能那樣順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艱難困苦地支撐到今天了。"(《光輝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為了在文藝界貫徹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排除國民黨頑固派的破壞干擾，為了保障作家的正當權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戰後期，他又投身日漸高漲的民主運動之中。1944年 4月，重慶等地的各界人士舉行老舍創作生活20周年的紀念活動，從不同的方面對他作出了高度評價。老舍不再是一個單純埋頭寫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藝界的組織者和社會活動家，成了抗日和爭取民主的戰士。抗戰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動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以上變化也鮮明地反映在他的創作中。戰爭一爆發，他立刻放棄已經寫了幾萬字的兩部長篇小說，而成為通俗文藝最熱心的鼓吹者和實踐者。他先後在濟南、武漢、重慶等地，與演唱曲藝的藝人討論編寫抗戰鼓詞的問題，自己也利用各種舊形式寫了不少宣傳抗戰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劇、鼓詞、相聲、數來寶、墜子等，供藝人演出。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藝界關於"民族形式"的討論中，他寫作了"新舊相融"（《我怎樣寫〈劍北篇〉》）的長詩《劍北篇》（1940～1942，未完）。隨後，又開始創作話劇，或者個人編寫或者與別人合作，連續寫了《殘霧》(1939)、《國家至上》(1940)等十幾個劇本：有的號召民族團結，有的歌頌愛國將領，有的揭露"大後方"的霉爛墮落，抗戰救國是這些作品的共同主題。他後來總結說："我不明白舞台的訣竅，所以總耍不來那些戲劇的花樣"，"我老是以小說的方法去述說"（《閑話我的七個話劇》），這些劇本在話劇藝術上確實存在明顯的弱點。但通過這些努力，為他50年代的劇作作了很好的准備。1944年初，老舍開始創作長篇小說《四世同堂》。全書分《惶惑》、《偷生》、《飢荒》三部，共百萬言，描寫北平淪陷後各階層人民的苦難和抗爭。老舍熟悉故都卻缺少這段生活的體驗。剛從北平來到重慶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敵偽統治下故鄉人民的苦難和抗爭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種缺陷。雖然書中抗日斗爭的線索仍然顯得有些單薄和比較模糊，但以濃烈的油彩塗抹出在民族存亡關頭這座古老城市的眾生相，細致刻畫了深受傳統觀念束縛的中下層居民的內心沖突和由此萌發的覺醒，蘊含著對於他們的鞭撻和期待，在他關於北京市民的眾多描繪中增添了不少豐富多彩並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畫幅。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 3月，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老舍赴美講學。一年期滿後，繼續旅居美國，寫完《四世同堂》，創作了另一部長篇《鼓書藝人》，還協助別人將這兩部小說譯成英文。《鼓書藝人》敘述的是抗戰風暴中舊式藝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現了革命者的真實形象，呼喚新中國的到來。1949年10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3日，老舍即啟程回國，途經日本、菲律賓等地，於12月 9日抵達天津。"離開華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與河岸上的黃土地，我的淚就不能不在眼中轉了"（《從三藩市到天津》）。這個出生於北京、一向以描繪北京著稱的作家，從1924年離家以後，一直到這時，才在自己熱愛的故鄉重新定居下來。
新中國欣欣向榮的氣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創作熱情。1950年 1月，回國不到一個月，就發表了第一篇歌頌新中國的作品——大鼓書《過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熱誠，從事傳統藝術的改革，包括改造舊式藝人的工作。話劇《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後的藝人經歷為題材，前半部分內容與《鼓書藝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後，話劇《龍須溝》上演，引起文藝界和社會的強烈反響。劇本取材於解放初期,百廢待興,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貧民窟生活條件的真實事跡。老舍把對於北京和城市貧民的熟悉和熱愛，同對於他們獲得新生的興奮和喜悅結合在一起，寫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備嘗艱辛的城市貧民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這是獻給新北京新中國的一曲頌歌。一個來自舊中國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時間里，寫出這樣一部歌頌新中國的優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贊嘆，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的稱號。
從50年代初起，老舍陸續擔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委員、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及書記處書記、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理事長（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和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北京市文聯主席等職務，兼管少數民族文學工作，注意青年文學工作者的培養輔導；多次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等；先後訪問過朝鮮、蘇聯、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國。他以較之抗戰時期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政治、社會、文化和對外友好交流等活動;他也更加勤奮地寫作,不斷有新作問世。正如他說的,"我注視著社會,時刻想叫我的筆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筆墨》)，他努力了解、體驗新的生活，並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並不是每個嘗試都取得成功。象描寫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斗業績的小說《無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頌建築工人勞動競賽的話劇《青年突擊隊》(1955)等，由於生活實感不足而缺少藝術力量。寫得好的，是表現北京市民生活悲歡離合的作品，如話劇《女店員》(1958)、《全家福》(1959)等。它們都可以看作是《龍須溝》的續編：描繪了古老的北京和經受過苦難的、守舊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這些人物及其變化,他含著淚與笑,通過解放前後的對比，寫出了歷史的躍進，使人在歡笑之中悟出一點生活的真諦。話劇《西望長安》(1956)，根據震動全國的李萬銘案件寫成。李萬銘能夠到處招搖撞騙，暴露出某些幹部嚴重的官僚主義和不正之風，劇作對此作了揭露和嘲諷。如何寫好新社會的諷刺作品，是個議論不少、實踐不多的課題。以幽默諷刺著稱的老舍的這個嘗試，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後期創作中，最為成功的是話劇《茶館》(1957)和小說《正紅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館作為舞台，利用"一個大茶館就是一個小社會"的特點，展開了清末戊戌維新失敗以後、民國初年北洋軍閥盤據時期和國民黨政府崩潰前夕三個不同時代的生活場景和歷史動向，前後半個世紀。上場人物60多個，全劇沒有中心的故事線索，各幕之間缺少前後呼應的情節聯系，卻能結構嚴密，一氣呵成，再現了尖銳的矛盾沖突和豐富的社會生活，並且通過舊中國的日趨衰微，窮途末路，揭示出必須尋找別的出路的真理。後者帶有自傳的性質，卻寫出了大清帝國行將滅亡時五光十色的社會風貌，特別是作為清朝統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會在大動盪中的分化和沒落。兩部作品都充分發揮了老舍作為北京風俗世態畫家的特長。《正紅旗下》涉筆成趣，再次顯示出幽默的風格，嬉笑怒罵，都能耐人咀嚼，說明他的幽默變得深沉和含蓄了。它們描寫的雖然都是舊中國，《茶館》還有濃厚的悲劇意味，卻都跳躍著時代的脈搏,顯示出人民的力量和歷史前進的趨勢,具有一種內在的歷史樂觀主義精神。這標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又有了重要發展。《茶館》是當代中國話劇舞台上最優秀的劇目之一，在西歐一些國家演出時，被譽為"東方舞台上的奇跡"。（見彩圖老舍劇作《茶館》劇照（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創作的第一個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個高峰，作品眾多，思想上藝術上也都有新的進展。20、30年代開始寫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藝術創造力，並且不斷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個。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學業績 老舍先以長篇小說著稱。當他開始創作時，新文學作家中還很少有人撰寫長篇，他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最早的作者之一，為開拓這種體裁作出了貢獻。後來，他又以劇作聞名,作品數量眾多,而且成為50、60年代最重要的劇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說為數不多，卻也不乏綽約多姿、意味深長的優秀之作，如《斷魂槍》、《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寫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藝術構思的精緻和題材的寬廣方面，往往勝過長篇作品。他寫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機智的散文小品，還有一些新舊體詩歌。老舍的小說，包括長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說,還有童話、寓言體作品。在戲劇創作中,除了話劇，另有兒童劇、童話劇、歌劇、話劇歌舞混合劇等。和"五四"以後的絕大部分作家不同，他還利用多種傳統形式，寫下了大量體裁各異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傳統劇種之間移植改編的戲曲。老舍是現代中國作家中作品形式體裁最為豐富多樣的一個，而且在不少領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績。
這除了作家的勤奮和善於同時從中國傳統的和外國的文學汲取營養以外，還有思想上藝術上更為深刻的原因。抗戰爆發時，老舍已經是著名的小說家了，鑒於迫切需要以人民群眾理解和喜愛的文藝形式進行抗戰鼓動，他中斷小說創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藝的利用改造,並且身體力行地"大膽去試驗(通俗)文藝的多種體裁"（《三年寫作自述》）。隨後，又出於"抗戰需要戲劇，戲劇必須抗戰"的考慮（《抗戰戲劇的發展與困難》），轉向戲劇創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自己又剛剛回國，寫作《龍須溝》時，他深知從舊中國的批判者到新中國的歌頌者，意味著多麼艱巨的變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寫作經驗中,寫《龍須溝》是個最大的冒險";"我的感激政府的熱誠使我敢去冒險"（《〈龍須溝〉寫作經過》）。他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回答了時代提出的嶄新課題。在他取得話劇創作的成功以後，仍然繼續進行"新的嘗試，沒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復有關〈茶館〉的幾個問題》），向強調時間、地點、人物線索和情節都需要高度集中的傳統的戲劇規律挑戰，寫出了別具一格、被人稱為"畫卷戲"的《茶館》。在老捨身上,"不但表現了一個藝術家最可寶貴的政治熱情，而且也表現了同樣可寶貴的藝術家的真正的勇氣"（周揚《從〈龍須溝〉學習什麼？》），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藝術創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獵文學創作的各個領域，也使他永不滿足已經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創作生涯中能夠不斷取得重要的進展和突破。
老舍開始創作時，抱有"不管是誰與什麼吧，反正要寫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樣寫〈趙子曰〉》）的態度。他的作品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幽默諷刺的筆調。他是現代文學史上為數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還有"幽默大師"、"笑匠"之稱。他的早期作品中夾雜一些純粹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義的穿插。他那"我要笑罵，而又不趕盡殺絕"（《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的性格，使他的諷刺，缺乏魯迅的冷峻和鋒利，更多一些溫情和輕松，由此形成他的獨特的幽默風格。從30年代中期起隨著對於國家的災難和生活的嚴酷有了更多的體驗,老舍的筆調變得激憤嚴肅起來,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調，為人稱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絕大多數作品中，仍然經常出現機智俏皮的語言，將嬉笑怒罵融合在一起的筆墨，使人發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時還會催人淚下,或者發人深思。後期作品中，作家讓不少人物笑著向昨天告別。所有這些，都具有一種內在的妙趣——升華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於市民生活。他善於描繪城市貧民的生活和命運，尤其擅長刻畫浸透了封建宗法觀念的保守落後的中下層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階級搏鬥中,在新的歷史潮流沖擊下,惶惑、猶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進退維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徑。他喜歡通過日常平凡的場景反映普遍的社會沖突，筆觸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運的思考，讓人從輕快詼諧之中品味出生活的嚴峻和沉重。關於自然風光的色彩鮮艷的渲染和關於習俗人情的細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氣息和情趣。在現代文學史上，老舍的名字總是與市民題材、北京題材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他是現代中國文壇上傑出的風俗、世態(尤其是北京的風土人情)畫家。作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可能不夠遼闊，但在他所描繪的范圍之內，卻把歷史和現實，從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時代的社會氣氛、風俗習慣，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種人等的喜怒哀樂、微妙心態都結合濃縮在一起,有聲有色、生動活潑,自成一個完整豐滿、"京味"十足的世界。這是老舍在現代文學史上作出的特殊貢獻。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個特點，是表現出鮮明的反帝愛國的題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來整個新文學的基本主題。但除了特定時期（比如五卅運動期間,"九•一八"事變以後、抗日戰爭時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創作中，反帝的主題和內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則常有明顯表現。他的第一篇習作《小鈴兒》，通過小學生帶有稚氣的行動，表達了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民族意識。茅盾從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對於祖國的摯愛和熱望"（《光輝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這以後，老舍寫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罪行的作品，還有從不同側面描寫它們的經濟、文化、宗教滲透和種族歧視所給予中國人民種種傷害的作品。他表現民族覺醒、表彰民族氣節，同時抨擊在這些侵略和滲透面前卑躬屈節、為虎作倀的洋奴漢□。寫於60年代初的話劇《神拳》（又名《義和團》），再現北京居民抗擊八國聯軍的壯烈情景。後期作品強烈地表現了中國人民當家作主、自立自強於世界的喜悅和自豪。對於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使他的愛國主義增添了新的內容和光彩，達到新的思想高度。強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熾熱的愛國主義，是老舍的高貴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寶貴的精神遺產。
"五四"以後的新文學作家，廢棄了封建士大夫筆下的文言，也沒有採用話本小說、戲曲說白中的近代白話，而是從現代口語中創造便於反映現代生活、表達現代人心理活動的現代白話，作為新的文學語言——老舍對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績。他是北京人，能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更重要的是努力從人民群眾的口頭語言中汲取和提煉文學語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湊和過於歐化的學生腔的毛病；講究提煉，能夠脫離粗糙的自然形態，克服照搬濫用方言土語的弱點。他所使用的是一種真正藝術化了的活的語言。老舍的小說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話劇的對白，更是活潑傳神；作品中許多人物的語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點。他很好地解決了語文脫節的問題。在語言的准確生動，富有表現力和藝術性方面，在創造新的文學語言方面,他在現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認為作家的風格首先體現在語言上，他的語言的確成為表現藝術風格的重要手段。連他的理論文章的語言都是很有個性特徵的。他在這方面的貢獻，還超出了文學創作的范圍。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張以他的作品作為"宣傳純正國語的教本"（《老舍致趙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現代漢語教科書中經常引用的範例。
老舍的創作，帶有英國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響，與中國傳統的、主要是流行於民間的文藝更有深切的聯系。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眾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濃厚等特點，從形式到內容都能夠雅俗共賞。因此較早地突破了新文學只在學生和知識青年中間流傳的狹小圈子，為廣泛的讀者所喜愛。後來又以真實生動地描繪了現代中國的社會風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再加上規范的現代漢語，而受到國外的重視。這些，都擴大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他取材於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嫻熟地運用"京味"十足的文學語言等特點，受到一些後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產作家，一生寫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數達700萬至800萬。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還有長篇小說《文博士》(又名《選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說集《火車集》（1939）、《貧血集》(1944)等；戲劇《張自忠》(1941)、《面子問題》(1941)、《大地龍蛇》(1942)、 《歸去來兮》(1942)、 《誰先到了重慶》(1942)、《柳樹井》(曲劇，1952)、《春華秋實》（1953）、《十五貫》（根據十五貫傳奇改編的京劇，1956）、《紅大院》(1958)等；雜文和文藝短論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從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選的和別人編選的選集多種，主要收錄短篇、中篇小說和劇作。他翻譯的蕭伯納的劇作《蘋果車》，收入《蕭伯納戲劇集》(1956)。
老捨生前沒有隨時將作品結集出版。散佚的篇章為數較多。30、40年代，出現過不少未經作家本人同意的盜版書，內中錯誤頗多，間或夾雜別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對有些作品(如《駱駝祥子》、《離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從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陸續出版了《老舍詩選》(1980)、《老舍小說集外集》(1982)、《老舍論創作》(1980)、《老舍論劇》(1981)、《老舍曲藝文選》(1982)以及《老舍文藝評論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見於報刊的篇什。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80年開始編輯出版的《老舍文集》，收錄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學著述，按文學體裁分類和寫作年代編次，並且根據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簡單的注釋，是迄今為止老舍著作比較完整准確的匯編。
關於老舍及其作品的評論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開始出現，30年代中期起逐漸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問世，都立即引起評論界的廣泛討論。李長之、朱自清、王淑明、趙少侯、葉聖陶、巴人、常風、許傑、以群、田仲濟、吳組緗、周揚、焦菊隱、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張庚、鳳子等人，都先後寫過評論。從70年代末期開始,報刊發表許多回憶老舍的文章,系統全面的研究也日益開展,除了繼續分析評價老舍的代表作品,對於他的創作道路、藝術風格、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別作了綜合的探討。
國外關於老舍作品的翻譯出版和研究，都較活躍。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國的保爾•巴迪、波蘭的日比格涅夫•斯烏普斯基、美國的蘭比爾•沃勒等，都寫有老舍研究的論文或著作。

Ⅲ 葉聖陶小說《隔膜》的簡介

《隔膜》作為葉聖陶的早期作品迥異於其後期的創作。眾所周知，作為「文學研究會」的締造者之一，葉聖陶的小說帶有濃厚的「為人生」色彩，試看他的幾部名篇《倪煥之》、《潘先生在難中》、《多收了三五斗》、《飯》等，均體現了對社會的強烈關注。和文研會的其他成員如魯迅、沈雁冰、王統照等人一樣，葉聖陶是將文學作為一種實實在在的工作來，極切地關注著社會問題，當仁不讓地匯入早期「社會問題小說」的創作隊伍中，並成為「其中成熟最快且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隔膜》之於葉聖陶正如《野草》之於魯迅，它們都是「獨語體」的，越過社會，越過眾人，也越過自己顯而易見的風格，退回到隱秘的內心深處，不求反響，不求共鳴，不求為人所知。他們只是要單純地記錄那些困擾自己糾纏不清的思緒，讓它從筆端滴落留駐紙上，作為曾經有過的記憶。
閱讀《隔膜》，除卻那稍稍帶有時代特徵的「蓄音片」、「令郎」、「作揖」等語詞外，我們看不出它所敘述的情境離我們的遙遠。相反，撥開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歷史煙雲，我們似乎能夠輕易走入作家的心底，輕車熟路地洞悉其心境以及他所要表達的情感，我們與他之間的同感並未因為創作時代的久遠而消彌。因為那種相似的感同身受的苦惱與迷茫同樣曾糾纏過我們每一個人。《隔膜》的感覺與我們是相通的，這便是它歷經八十多年仍能打動讀者的深層原因。文章不長，幾乎完全是敘述者一人的講敘，只在大體的環境概括中，簡單勾勒了三個場面，以承托起短篇小說的框架。至於具體的情節波瀾則並未展開，沒有起承轉合，沒有旁枝末節，作者
一開場的自述已奠定了整個文章的基調和主題。所以，這是一篇不太象小說的小說，若歸入散文亦無不可。因為如果大致抽空或置換文中的三個場面，抽空所涉及到的人物和對話，文章的主題和基調絲毫不會受到影響，依然成立，只是那樣它將成為名符其實的散文，與小說這一體裁的相隔也就太遠了。這樣古怪的小說，不僅在二十年代，即便整個現代文學的長河中也是為數不多的。
作者截取的三個場景分別是「相逢」——親戚的書齋、「飲宴」——朋友的餐室、「閑聚」——眾人喧鬧的茶館，這便從紛繁復雜的社會網系中提取出了三種最基本的社會關系：一是自己無法左右與選擇的血緣關系，二是生活中接觸較多可以互相照應的熟識關系，三是毫無瓜葛的陌路關系。三種關系一是天意給予的，二是自我選擇的，三是難以稱為關系的關系，它們幾乎可以涵納世上的一切交往，雖然分別有著各自不同的表現方式與濃淡程度，不能絕對得同日而語，但它們給予敘述者的感覺卻異常雷同、如出一輒，那就是——隔膜。相逢如何，不過是說意料之中你應我答的話，客套的寒喧的程式化的但又不能省略的話，找一些掩飾尷尬填補沉默的無關緊要的問題，但說者只顧說了，似是盡了義務卸去責任，於是並不專心聽答者的應對，對其幾乎充耳不聞，答者也便跟著淡漠無味。交流在尷尬中阻塞了，象中間被築起堤壩的小河，浪花只在自己小小的范疇中盤旋。飲宴又如何呢？與不相熟的人舉杯敘情，即便觥籌交錯推杯換盞卻只是言不由衷的應酬而已，依是各懷了各的心，虛情假意一番。人頭攢動吵嚷熱鬧的公共場合里，互相問好高聲談論，似是交情篤深一拍即合，卻又毫在意對方，少了誰也不會被發現，多了誰也不會有人驚喜，大家都在熱烈的無聊著。三個場景概括要約了無所不在的隔膜，無所不在的寂寞，委實讓人難以承受。
《隔膜》寫了人的荒誕處境，寫了人日常的一種孤立無援的存在方式，隔膜也是人無法擺脫的一種無奈境遇。盡管身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卻互不了解，互不關心，互不在乎，互無意義，他人在自己眼中如同自己在他人眼中一樣，僅淪為一個無足輕重單調而空洞的行動符號，人是這樣群居而又孤獨無助與自身絕緣的動物。這種近在咫尺卻又遠隔天涯的疏離是令人恐懼的，人活著非旦要面對撲面而來的困擾艱辛還要逃避與類群的接觸，豈不是一種絕境中的絕境，掙扎中的掙扎？
隔膜即是人與人之間的牆壁，人們競相築起的用於自我防衛的牆壁又成為難以跨越的隔膜。人成為彼此在世間的障礙物、累贅、或危險品。人人設防、人人自危，在保持距離互相隱瞞這一點上卻有著高度的默契，自覺自願地加深拉長著原有的鴻溝。
《隔膜》中的敘述者煩惱於那些無聊無謂的交往應付，煩惱於那些「蓄音片」式的對話交流，也煩惱於欲擺脫而不能的窘然處境，在與親戚的敘舊中，「我如漂流在無人的孤島，我如墜入於寂寞的永劫，那種孤凄彷徨的感覺，超於痛苦以上，透入我的每一相細胞，使我神思昏亂，對於一切都疏遠，淡漠。」在作客友人家中，「我想他們各有各的心，為什麼深深地掩飾著，專門用蓄音片說話？這個不可解。」「我沒有別的盼望，只盼時間開快步，趕快過了這兩點鍾。」在人群川流不息的茶館，「我欲探求他們每天聚集在這里的緣故，竟不可得。他們欲會見某某么？不是，因為我沒見兩個人在那裡傾心地談話。他們欲討論某個問題么？不是，因為我聽他們的談話，不必辨個是非，不要什麼解答，無結果就是他們的結果。」這是無可穿透的心與心的隔膜。人們象一個個刺蝟，本欲在冬日裡相互偎依取暖，然而彼此倒立起來的刺又使它們難以接近，於是只能處於一種不遠不近若即若離的狀態下，欲達不達模稜兩可地延宕著，枯燥無味的心緒永不得改變。
在個人與他人的問題上，每個人都想把他人當作對象，當作客體，同時又想擺脫自己成為他人的對象，使人感到壓抑的地位，於是人們不得不處在緊張乃至沖突的關系之中。「他人是我的地獄，」我們每個人都在別人的目光下苟活，處於從屬於他人的境況之中。這就是《隔膜》想要表現的深層含義。
作為二十年代的現實主義作家，作為一個宗旨是以文學干預生活的知識分子，葉聖陶的《隔膜》是一次意外的收獲。這里沒有惱人的社會問題，沒有底層小人物的悲哀，沒有抨擊批判滴血為墨的鏗鏘力度，但是卻是綿里抽絲的緩慢而持久的鈍痛，它不是為表現什麼，不是為教化何人，只是單純地記錄了自我感覺，這是作家的真實和文學的真實所成就的，以它原生態的極強生命力感動了讀者。通過文本，我們理解了八十年前的作者，理解了八十年前那種令人喘不過氣來的空虛和痛徹骨髓的孤寂，我們不自覺得為它顫栗。也許，在喧嘩里落寞，在孤寂中陶然是人類永遠無法自解的一個謎語吧！
葉聖陶 （1894～1988） 現代作家、兒童文學作家、教育家、編輯出版家；原名紹鈞，字聖陶，江蘇蘇州人。是繼魯迅之後,新文學運動初期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也是現代著名的教育家。1914年開始發表了10餘篇文言小說，1919年加入新潮社1921年參與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葉聖陶從1921年起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中學和大學任教。1923年起從事編輯出版工作，曾任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編輯，主編過《文學周報》、《小說月報》、《中學生》等多種重要刊物，發現、培養和舉薦過巴金、丁玲、戴望舒等作家。他還出版不少詩集、評論集和論著，編輯過幾十種中小學語文教科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致力於文化教育的領導工作，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教育部副部長、中央文史館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
葉聖陶其文：
（一）創作經歷
1、他在20年代陸續出版了《隔膜》、《火災》、《線下》、《城中》、《未厭集》等短篇小說集，以及長篇小說《倪煥之》。他的出版於1922年3月的《隔膜》,是新文學史上第二個短篇小說集（第一個是郁達夫的《沉淪》）早期小說大多描寫知識分子和小市民的灰色生活，代表作品如《潘先生在難中》等；後轉向攝取與時代斗爭有關的重大題材，如《夜》、《倪煥之》等，較為深刻地反映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後的社會現實。他的小說呈現出朴實冷雋的藝術格調。從1925年到二十年代末,葉聖陶的創作取得了全面的豐收。葉聖陶本時期的創作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特色。最顯著的,就是以飽滿濃郁的政治熱情,迅速直接地描繪革命斗爭的壯烈圖景,歌頌群眾運動的宏偉場面。這就使他本時期的作品洋溢著強烈的時代感和戰斗精神被茅盾譽為「杠鼎」之作的《倪煥之》是新文學史上優秀的革命現實主義長篇名著。
「九·一八」事變之後，積極參加愛國抗日活動，發表了《多收了三五斗》等著名的短篇小說，技巧日臻圓熟。抗日戰爭爆發後，輾轉到四川工作和生活，寫作以散文和文藝評論為主。主要散文集有《腳步集》、《未厭居習作》，《西川集》，《小記十篇》等。他的散文感情朴實，意趣雋永，語言潔凈，大多具有厚實的社會內容。《藕與蒓菜》、《五月卅一日急雨中》、《牽牛花》、《春聯兒》等是他散文中各具特色的名篇。
2、葉聖陶還是中國現代童話創作的拓荒者。童話集《稻草人》展現了勞動人民的苦難，但有時氣氛顯得低沉和悲哀，稍後的童話集《古代英雄的石像》著重表現人民群眾團結抗暴的集體力量。他的童話構思新穎獨特，描寫細膩逼真，富於現實內容。魯迅說，葉聖陶的「《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表·譯者的話》）。
（二）創作主題及其風格
1、聖陶談到他作小說的態度，常喜歡說：我只是如實地寫。這是作者的自白，我們應該相信。但他初期的創作，在「如實地」取材與描寫之外，確還有些別的，我們稱為理想，這種理想有相當的一致，不能逃過細心的讀者的眼目。後來經歷漸漸多了，思想漸漸結實了，手法也漸漸老練了，這才有真個「如實地寫」的作品。彷彿有人說過，法國的寫實主義到俄國就變了味，這就是加進了理想的色彩。假使這句話不錯，聖陶初期的作風可以說是近於俄國的，而後期可以說是近於法國的。因為是「如實地寫」，所以是客觀的。他的小說取材於自己及家庭的極少，又不大用第一身，筆鋒也不常帶情感。但他有他的理想，在人物的對話及作者關於人物或事件的解釋里，往往出現，特別在初期的作品中。愛與自由的理想是他初期小說的兩塊基石。這正是新文化運動開始時的思潮；但他能用藝術表現，便較一般人為深入。
2、自由的一面是解放，還有一面是尊重個性。聖陶特別著眼在婦女與兒童身上。他寫出被壓迫的婦女，如農婦，童養媳，歌女，妓女等的悲哀；《隔膜》第一篇《一生》便是寫一個農婦的。對於中等家庭的主婦的服從與苦辛，他也有哀矜之意。《春遊》（《隔膜》中）里已透露出一些反抗的消息；《兩封回信》里說得更是明白：女子不是「籠子里的畫眉，花盆裡的蕙蘭」，也不是「超人」；她「只是和一切人類平等的一個『人』」。他後來在《未厭集》里還有兩篇小說（《遺腹子》，《小妹妹》），寫重男輕女的傳統對於女子壓迫的力量。聖陶做過多年小學教師，他最懂得兒童，也最關心兒童。他以為兒童不是供我們游戲和消遣的，也不是給我們防老的，他們應有他們自己的地位。他們有他們的權利與生活，我們不應嫌惡他們，也不應將他們當作我們的具體而微看。《啼聲》（《火災》中）是用了一個女嬰口吻的激烈的抗議；在聖陶的作品中，這是一篇僅見的激昂的文字。他憧憬著「藝術的生活」，藝術的生活是自由的，發展個性的；而現在我們的生活，卻都被撳在些一定的模型或方式里。聖陶極厭惡這些模型或方式；在這些方式之下，他「只覺一個虛幻的自己包圍在廣大的虛幻里」（見《隔膜》中《不快之感》）。
3、聖陶小說的另一面是理想與現實的沖突。聖陶後期作品（大概可以說從《線下》後半部起）的一個重要的特色，便是寫實主義手法的完成。聖陶的生活與時代都在變動著，他的眼從村鎮轉到城市，從兒童與女人轉到戰爭與革命的側面的一些事件了聖陶寫作最快，但決非不經心；他在《倪煥之》的《自記》里說：「斟酌字句的癖習越來越深」，我們可以知道他平日的態度。他最擅長的是結尾，他的作品的結尾，幾乎沒有一篇不波俏的。他自己曾戲以此自詡；錢杏邨先生也說他的小說，「往往在收束的地方，使人有悠然不盡之感。」
4、1921年初，文學研究會在北京成立，葉聖陶是發起人之一,後來又成為其骨幹成員和創作上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強調文學必須反映人生,關心民眾疾苦，同情被壓迫損害者；他的創作集中地、充分地體現了文學研究會「為人生」「血與淚」 的文學宗旨。葉聖陶長期從事小學教育,對舊中國的教育界十分熟。在他寫的近百個短篇中,與教育有關的佔三分之二以上。這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構成了葉聖陶創作的獨特領域――教育文學。葉聖陶教育文學的民主性,首先表現在他對封建教育有一個清醒、透徹的認識，對衰朽沒落的舊教育進行了大膽的否定。葉聖陶教育文學的民主性，還表現在以栩栩如生的兒童形象，展示了封建社會中少年兒童悲慘不幸的遭遇和他們肉體上、精神上受到的暴虐、磨難。喊出了被束縛、禁錮在封建教育下兒童的心聲和願望，要求全社會尊重兒童、關心兒童、同情兒童、了解兒童，使他們獲得發展天性的自由，這是葉聖陶民主主義教育文學另一個重要表現。他的創作表達了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解放、平等的要求,是與「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相一致的,對革命事業的發展,起著積極的推動促進作用。從總的傾向看,葉聖陶「五四」前後的創作屬於批判現實主義。（朱自清、葉聖陶語）
（三）語言藝術風格：
1、在中國新文學史上，葉聖陶是一個具有獨特風格的作家。細密的觀察、客觀的寫實，亦庄亦諧、庄諧結合的筆法，平實樸素、凝練精粹的文學語言，這一切就構成了葉聖陶現實主義創作的藝術個性。客觀、冷靜地諦視人生，細密、精確地觀察生活，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真實地再現生活,是葉聖陶藝術風格最突出的特點。他確實重視細節的描寫,使細節描寫在創作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些細節傳神狀物如此生動真實，是與作者對現實生活和自然現象反復深入地觀察琢磨分不開的，葉聖陶豐富的生活體驗為他細節描寫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庄嚴、嚴重與輕快、幽默兼而有之，並能使兩者和諧地交融在一起，熔鑄於自己的創作中，使自己的作品亦庄亦諧、庄諧結合，這是葉聖陶藝術手法的另一個特色。
2、葉聖陶是一個優秀的語言藝術家,他「一直留意語言」(《〈葉聖陶選集〉自述》）,以平實、質朴、凝練、精粹的文學語言著稱。他的語言有一種不雕鑿、不做作的樸素美。他很少用濃艷富麗、華而不實的詞藻語匯,即使在「五四」前後「全盤西化」的浪潮里,他的作品也很難發現冗長拗口、曲里拐彎的歐化句子。他特別講究錘字煉句,自稱有「斟酌字句的癖習」。在遣詞造句上,他一貫簡短利落、准確貼切,精煉純粹，達到了以少勝多、一語傳神的極富表現力的境地。
三、葉聖陶其趣：
（一）寫童話的原由：他大力提倡白話文，是我國語文教材改革的先行者，主持編寫了新中國第一套通用教材--全國中學、師范學校語文課本。葉先生是我國語文教育界的前輩，是著名的語文教育家。葉聖陶熱愛學生、熱愛教學，學子們童心的無邪、童真的靈幻、童趣的稚拙時時感染著他。這時，他讀了魯迅《二十四孝圖》一文，說有一位童年小友因為只能讀「人之初，性本善」，覺得生活枯燥乏味，缺乏生氣和希望，竟至死亡。由此，萌發了為兒童寫作的願望。他拿起筆來，成為我國近代童話創作的第一人！
（二）酒：著名教育家葉聖陶（1894－1988）愛酒嗜酒，一生留下諸多酒話。本文向大家介紹有關他的幾則飲酒軼聞雅趣。
文友酒會
三十年代，葉聖陶在上海開明書店主編《中學生》雜志時，其同仁中不乏好酒者。葉聖陶和豐子愷等幾位朋友便發起成立了一個文友酒會，葉聖陶自任會長，規定只有一頓能喝5斤以上黃酒者方能申請入會當會員，每周的周末舉行一次會員聚會。當時，同在開明書店任編輯的錢君陶也想入會，但他僅有三斤半酒的酒量，能否批准入會心裡沒有底。一次他問已是酒會會員的豐子愷自己能否入會，豐子愷感到說不準，表示要請求會長葉聖陶後方能決定。當豐子愷向葉聖陶匯報此事時，葉聖陶幽默地說，君陶的酒量要打七折，就算一個預備會員罷。事後，葉聖陶路遇錢君陶，便風趣地對他說：「你也是酒會會員了，要鍛煉酒量，爭取早日報『預備』兩字去掉！」
醉酒經歷
葉聖陶一生好酒但自製力很強，很少有醉酒的記錄。據葉聖陶兒子葉至誠介紹，從他記事開始，葉聖陶醉酒僅有兩次。一次是1946年11月30日朱德總司令60大壽時，當時定居上海的葉聖陶受邀出席朱總司令生日午宴，因過於興奮激動，醉酒後由中共上海辦事處兩位工作人員護送回家。
另一次是抗日期間在武漢大學時，有一位武漢大學的英國教授雷納，聽說葉聖陶善飲，想與其較量一下。他專門邀請葉聖陶到他的寓所對飲，葉聖陶欣然前往。那次也是中午，兩人如何對飲不得而知，到午後太陽打斜時，葉聖陶才踉踉蹌蹌回家。葉至誠迎上前去扶他時，他還笑著說：「我嘸啥（吳語意為『沒關系』）。」後進卧室躺下睡著了。事後葉至誠了解到，那次較量，雷納教授先喝醉了，只是他在自己的寓所，而葉聖陶還走了一段路。
海棠雅聚
新中國成立後，葉聖陶曾先後出任國家出版總署副署長和教育部副部長等職務。他在北京寓所的院子里有一棵海棠樹，在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每年海棠花盛開的4月19日，葉聖陶總要邀請朱光潛、俞平伯、王伯祥等一批摯友親朋來家小聚。而每當此時，俞平伯總會帶上一瓶桂花酒，朱光潛則捎上一瓶白蘭地，主人在准備的下酒菜中，必備一隻葉聖陶自製的醬鴨。他們賞花飲酒，促膝談心，花香酒香，沁人心脾。此情此景，堪稱飲酒之最佳環境，超過任何的星級賓館和酒家。「十年內亂」中，葉聖陶、俞平伯等人均遭受迫害，「海棠雅聚」自然也就好景難再了。
葉聖陶享年94歲，堪稱高壽。除了他心胸開闊善待人生外，適量飲酒也是他的長壽原因之一。雖然葉聖陶黃酒能喝5斤以上，但大多時候僅以一兩多白酒解癮，可見他具有極強的自製力。葉聖陶晚年欣逢太平盛世，每天晚飯時他喜歡飲上一杯紹興黃酒或葡萄酒，對酒的鍾愛直至生命終止。
（三）葉聖陶與朱自清
葉聖陶與朱自清相識於1921年秋天。葉聖陶和朱自清志趣相同，而且都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不久就成了好朋友。葉聖陶蟄居上海，朱自清則在北平，一南一北，但魚雁不絕。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病不幸逝世。8月30日，葉聖陶、陳望道等與清華同學會聯合舉行的朱自清追悼會，並在會上致詞，對失去一位文壇干將和誠摯知友而痛惜不已。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