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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蕭紅：她不願殘忍地面對自己，輪到別人殘忍地對待她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一直遠離炮火的香港開始遭受日軍的野蠻轟炸。在一片炮聲轟隆、硝煙彌漫中，香港思豪酒店5樓的客房裡，蕭紅臉色灰敗、蓬頭垢面，驚懼慌張地躺在床上，此時的她已經病得連起身的氣力都沒有了。

炮彈狂嘯聲陣陣襲來，在她的耳邊身邊吵鬧得那樣真切逼近。而此時，蕭紅的丈夫端木蕻良准備同朋友一起撤離香港前往新加坡避難，他將照料蕭紅的重擔丟給了一個叫駱賓基的青年作家。駱賓基在後來的《蕭紅小傳》中記錄了當時蕭紅的心情：「T（端木蕻良）是准備和他們突圍的，他今天起就不來了，他已經和我說了告別的話，我早該和T分開了，可是那時候我還不想回家裡去，現在我要在我父親面前投降了，慘敗了，丟盔卸甲的了，因為我的身體倒下來了，想不到我會有今天。」

雖然隱含著敗退的准備，但蕭紅對於未來不得不說還保有希望，她囑咐駱賓基把她帶回上海，送到魯迅夫人許廣平那兒，「有一天，我還會健健康康地出來，我還有《呼蘭河傳》的第二部要寫。」可惜她的病情很快惡化，肺病被醫生誤診為喉瘤，動手術後因插了喉管，她不能說話了，精神也開始陡然萎靡，加上戰亂時期，缺醫少葯也是常事，她所謂健康的希望終於在無邊蔓延的殘酷面前一點點損耗殆盡。1942年1月22日11點，蕭紅結束了痛苦掙扎的一生，黯然辭世。她只活了31歲。

她曾留下了遺囑：「死後要葬在魯迅先生墓旁，現在辦不到，將來要為我辦。」

兵荒馬亂中，蕭紅的骨灰被丈夫端木蕻良一分為二下葬。埋在香港聖士提反女校的部分後來下落不明，而埋在淺水灣的部分很快也被日益增多的行人踏平了。在香港文藝界的大力呼籲下，1957年，蕭紅在淺水灣的部分骨灰被移交廣州，安葬在了銀河公墓。

蕭紅的遺願是不可能實現了，她最崇敬的魯迅先生早已擺到了造神壇上，連妻子許廣平都無法葬在他的身邊，遑論其他人。

這短暫的一生，千般磨折萬般苦難，終於隨塵埃漸漸遠去。惜花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只是無論有多不舍，落紅終是無法迴旋的結局。好在，她31年的生命散盡，我們卻牢記了她人生里8年的創作時光。

蕭紅生於1911年，比同時期的女作家張愛玲大9歲。她成長於黑龍江呼蘭縣一個傳統的封建地主家庭，母親一連生育了一女三灶閉男，因為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她對蕭紅的照顧不太周全。蕭紅10歲那一年，母親去世。父親在她心中是個極其冷酷、貪婪、暴虐的人，又常年在外地工作。童年時的蕭紅對這個家庭唯一不能忘卻的溫暖，便是祖父張維禎對她的隔代疼愛。蕭紅出生時，張維禎已經62歲了。他晚年喪子，三個女兒出嫁後也相繼去世，於是他將蕭紅的父親過繼到自己名下。蕭紅出生時，家裡雖已有了衰落勢頭，但張家大院仍有房舍三十多間，後院還有一個大園子，算是當地有名的富貴大戶。

祖母死後，蕭紅搬去祖父屋子裡，祖父成了她文學的啟蒙老師，教冊辯跡她念《千家詩》。她說：「我睡在祖父旁邊，祖父一醒，我就讓祖父念詩，祖父就念：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念完了州並，還加以講解。早晨念、晚上念，半夜醒了也念。那時，念詩變成蕭紅最大的愛好。

「祖父非常的愛我，使我覺得在這世界上，有了祖父便夠了，還怕什麼呢？父親的冷淡，母親的惡言惡色，和祖母用針刺我手指的這些事，都算不了什麼。」祖父的愛，像暖融和煦的陽光，驅散了嚴冬里所有的冷酷，蕭紅很多年後，在《呼蘭河傳》結尾處這樣寫道：「呼蘭河這小城裡邊，以前住著我的祖父，現在埋著我的祖父。」

然而我們翻查資料會發現，蕭紅的父親也或許並非她所形容的那樣傳統守舊，張廷舉畢業於齊齊哈爾黑龍江省立優極師范學堂，新式教育出身，成績優異，在國民黨和偽滿統治時期，做過校長、出版社社長、教育局局長，熟知他的人都認為他是個開明紳士。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位父親，蕭紅很難在那個年代受到相對完整的教育。

14歲時，蕭紅與哈爾濱西郊鄉屯的汪家訂了親。未婚夫汪恩甲，曾在小學做過代課教員。然而已然接受過新思想的她決不接受這樣的婚事。1930年，19歲的蕭紅偷偷離家出走，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出走」。她與表哥一起去了北平，進入北平大學女子師范學院附屬女子中學讀高中一年級。

那時的知識青年幾乎無人不識娜拉。娜拉是易卜生小說中的女主角，因為決心不做海爾茂太太而棄家出走。蕭紅給好朋友寫信，分享做娜拉的喜悅。然而魯迅先生曾說過：「娜拉麵前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夢是好的，但錢也是要緊的。婦女經濟沒有獨立，即使有覺醒的心，也無能為力。」因為沒有家庭的支持，蕭紅和表哥的生活不久便陷入困頓。1931年1月，無枝可依的蕭紅趁寒假時返回呼蘭，她的第一次「出走」以失敗告終。

2月底，蕭紅再次逃往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去將她接回哈爾濱的東興順旅館，開始了同居生活。現在仍保留的東興順旅館位於哈爾濱道外十六道街，是一座俄式建築，在當時算得上高檔，因為汪恩甲和蕭紅的家族在黑龍江都有一定的名望，所以他們才能以賒賬的方式住進來。

兩個完全沒有生活的來源的人，坐吃山空。蕭紅也徹底斷了上學的念頭，覺得自己已經沒了未來，甚至和汪恩甲一起抽起鴉片。這樣渾渾噩噩地生活了半年，蕭紅懷孕了，他們欠下食宿費600多元。一天，汪恩甲說要回家取錢，離開了旅館。他趁機逃離了蕭紅的世界，將大腹便便的包袱狠狠地甩在了身後，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過。

旅館老闆停止了對蕭紅的伙食供應，把她趕到了樓上一個堆放雜物的房間里，並不停地逼債。蕭紅再一次陷入了孤獨與窮困之中，可是這次，她不能像從前那樣回家求助，她沒有退路了。閑暇時，也會幻想著說不定汪恩甲很快就來救她，那唯一的希望賦予了她虛無的詩意，她餓著肚子寫：

蕭紅苦苦等待的未婚夫始終不出現，旅店的老闆沒了耐心，揚言要把她賣到妓院抵債。走投無路的蕭紅向經常閱讀的《國際協報》副刊編輯裴馨園寫了一封求救信。此前，她曾給該報投過小詩，雖未刊發，但已給該報副刊編輯裴馨園和其他編輯留下了印象。

裴馨園多次派蕭軍到旅館看望蕭紅，並給她送書刊。「她的散發中間已經有了明顯的白發，在燈光下閃閃發亮……再就是她那懷有身孕的體形，看來不久就可能到臨產期了。」這是蕭軍對她最初的印象。

蕭軍無意間把散落在床上的幾張信紙順手拿過來看了一下，蕭紅害羞地承認是自己的作品，「一抹淡紅的血色竟浮上了她那蒼白的雙頰」，蕭軍低頭，讀到了這樣的詩：

「這時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變了……出現在我面前的是我認識過的女性中最美麗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人……在我面前只剩下一顆晶明的、美麗的、可愛的、閃光的靈魂！」寥寥幾句詩詞，讓蕭軍看清了面前女子的光環，哪怕此時窘迫不堪，可他們就這樣相愛了。蕭紅已有了7個月的身孕，而蕭軍在家鄉還有結婚10年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

這年8月，松花江決堤，洪水泛濫市區，旅館老闆無暇顧及這個欠債的孕婦，早就逃之夭夭，蕭紅挺著大肚，從窗檯跨出去，上了一艘救濟船，終於沖破一切阻礙和蕭軍走到了一起。這個情節像極了張愛玲的《傾城之戀》：上天為了成就一段愛情，終於傾覆了一座城池。

不久，蕭紅的孩子出世了，是個明眸善睞的女孩。不知是因為對汪恩甲懷著憤恨，還是為了能與蕭軍順利地走到一起，蕭紅堅決不認那個孩子。小孩整天整夜地哭，護士感到不理解：「生下來六天了，連媽媽的面都沒得見，喂她牛奶她不吃，她媽媽的奶脹得都擠來扔了。唉，不知道為什麼......」孩子最後送人了，被抱走之前，對方怕她不捨得，安慰道：「誰的孩子，誰也捨不得......」蕭紅回答：「我捨得，小孩子沒有用處。你把她抱去吧。」這樣的冷酷，該比她父親更甚吧！

處理完了孩子，二蕭迎來了生命中最甜蜜的時光。兩人同是熱衷文學，便有了相似的浪漫秉性。他們有時游泳，有時劃船，有時溜冰，朋友後來回憶：「蕭軍脖子上系個黑蝴蝶結，手裡拿了個三角琴，邊走邊彈。蕭紅穿著花短褂，下著一條女中學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腳上卻蹬了雙蕭軍的尖頭皮鞋，看上去特別引人注目。他們邊走邊唱，就像流浪藝人一樣。」

愛情有了，麵包卻總是不足。那時他們的生活來源便是蕭軍做家庭教師的收入。白天蕭軍為了生計在外奔波，蕭紅躲在一個沒有一點人間溫暖的地方，忍受飢餓，等著蕭軍帶回錢來買一些黑麵包。吃的時候加點鹽，你咬一口，我咬一口，鹽抹多，便開玩笑：這樣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爾去小飯館打打牙祭，饅頭、小菜、丸子湯是定要吃到足的，再買兩顆糖，一人一顆，從嘴甜到了心裡。過得如此清苦，蕭紅卻還是幸福地感嘆：「只要他在我身邊，餓也不難忍了，肚痛也輕了。」

蕭紅跟著蕭軍認識了一批思想激進的青年，在他們成立的星星劇團演戲，還做些抄寫、刻版、畫插圖的工作。受朋友們的鼓勵，蕭紅從這時起開始了小說創作。《王阿嫂的死》、《老婦》、《棄兒》開始在報刊上陸續發表。

由於此時的哈爾濱已深受日本的侵略，風聲日緊。1934年6月，受朋友的邀請，二蕭離開哈爾濱，去了青島。離開哈爾濱時，蕭紅特別不舍，此次告別後，她再也沒有回過這片黑土地。10月，他們試著給遠在上海的魯迅先生寄去了信，沒曾想到的是，魯迅先生很快就回了信。接到信的蕭紅非常興奮，旋即將《生死場》的原稿掛號寄給了魯迅先生，信中還附上了二蕭的合影。

不久，在魯迅先生的邀約之下，二蕭帶上全部家當——一條東北帶來的毛毯、一件毛線衫、兩卷稿子去了上海。11月30日午後，蕭軍和蕭紅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個咖啡廳里，見到了魯迅先生和夫人許廣平。許廣平後來回憶：

魯迅先生為二蕭介紹了上海文化界的情況，臨走將一個信封放在他們面前，裡面有維持生計的20塊錢。

為了幫助這對才華橫溢又身無分文的年輕人，魯迅先生做東，把蕭紅、蕭軍介紹給了茅盾、聶紺弩、葉紫等左翼作家，為二蕭在文學創作上打開了一片新的天地。那天在歸家的路上，蕭軍和蕭紅彼此挽著胳臂，行走在大街和小巷，腳步輕快，飄飄然，感到他們是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魯迅先生還轉話給陳望道：「蕭紅的小說稿已經看過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氣話。充滿著熱情，和只玩技巧的所謂作家的作品大兩樣。」

那時，二蕭常常去魯迅先生家做客，請教寫作上的問題，魯迅先生偏愛北方小食，蕭紅就為他做自己拿手的餃子、餑餑、韭菜盒子。

1935年12月，蕭紅的中篇小說《生死場》在上海出版，魯迅為其原稿逐一改正錯字，並作了序，胡風寫後記。這部小說的出版，在文壇上激起千層浪，蕭紅也因此一舉成名。魯迅先生曾說：「蕭紅是我們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有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樣。」

在《生死場》這本書里，蕭紅呈現出了一種鄉村荒野式的景觀，就像書名一樣，東北農村中的一群人，忙著生忙著死，上演了一場場凄涼悲傷的故事。蕭紅因此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描寫鄉村荒野圖景的女作家。

二蕭在上海待了一年後，賣稿已不成問題，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改善，可他們卻沒有患難與共時那麼相愛了。一次聚會上，大家看到蕭紅左眼青紫了一大塊，忍不住問她是怎麼搞的。蕭紅輕描淡寫地說，夜黑看不見，自己不小心撞到硬物上了。坐在一旁的蕭軍毫無顧忌地譏諷道：什麼跌傷的，別不要臉了，我昨天喝了點酒，借點酒氣我就打了她一拳，把她的眼睛打青了。此時蕭紅微笑著否認，眼眶中卻早已蓄滿了眼淚。

為了逃離與蕭軍情感上的困頓與爭執，蕭紅在朋友的幫助下一人前往日本。隔著空間的距離，爭執不斷的愛情與硝煙戰火的故國都蒙上了一層遙遠的薄霧，「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閑，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 1936年11月19日，蕭紅在日本給蕭軍的信中時這樣寫道：「窗上灑滿著白月的當兒，我願意關了燈，坐下來沉默一些時候，就在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鍾似的來到我的心上：『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此刻。』」

這封信的內容便是很多年後電影《黃金時代》片名的由來，而湯唯終於褪去了張愛玲筆下的優雅韻味，成功扮起了一位坦率本真的苦難才女。

蕭紅在日本期間，從報紙上得知了魯迅先生的死訊，她悲痛欲絕。這種哀傷折磨著蕭紅，一個月里她不斷地發燒，嘴唇全燒破了。蕭紅寫過一篇懷念的文章——《回憶魯迅先生》，曾遭到端木蕻良的嘲笑，在他看來，這篇文字過於平淡和瑣碎，與魯迅先生的偉大不相襯。然而，蕭紅的這篇文章後來被公認為回憶魯迅文字中寫得最好的，是一篇任憑心緒召喚的詩性文字。

蕭軍和某君有過一段短時間感情上的糾葛……為了結束這種無果的戀愛，他們促使蕭紅由日本回國。對面蕭軍的坦陳，蕭紅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理解寬容。然而她內心的痛苦，又有誰知道呢？

她看似原諒，實則心傷難愈，蕭軍的不忠，讓兩人的感情走到了盡頭。後來，二蕭去了武漢，蕭紅結實了端木蕻良，端木也是東北人，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他身材瘦高，穿著洋氣，性格溫和，文質彬彬，與蕭軍的粗獷豪放形成了鮮明對比。端木不僅尊重蕭紅，而且大膽地贊美她的作品成就超過了蕭軍，蕭紅漸漸對他產生了好感。沒過多久，蕭紅正式對蕭軍提出了分手。

命運真是如此荒誕，當年她剛和蕭軍在一起時，懷著別人的孩子，而今當她想與端木開始新生活時，她又懷上了蕭軍的孩子。分手後，蕭紅准備做流產，但是考慮到高昂的手術費用，最終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就這樣，她只得以一個孕婦的身份嫁給了端木。1938年5月，蕭紅與端木在漢口大同酒家舉行了婚禮，她在現場動情地說：「我深深感到，像我跟前這種狀況的人，還要什麼名分。可是端木做出了犧牲，就這一點我就感到十分滿足了。」

1938年8月，武漢遭到日軍大規模轟炸，當時船票很難買，蕭紅託人去買兩張船票，結果只買回了一張。無奈之下，蕭紅讓端木先走，端木沒有拒絕，乘船逃離，將身懷六甲的蕭紅獨自留在戰火紛飛的武漢。

端木去重慶後，蕭紅獨自輾轉於漢口、重慶、江津之間。1938年底，她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出生不久即夭亡。第二年1月，蕭紅回到重慶，並於1940年1月底，隨端木離開重慶，飛抵香港。在妻子病重的最後歲月里，端木將她託付給了好友駱賓基。

臨終前，蕭紅親手寫下自己的心情：

1942年1月22日，蕭紅死在了香港。死前，她惦念起了曾經送人的女孩，還把《生死場》的版權留給了蕭軍。

她這一生該是最愛蕭軍的吧，可蕭軍在她死後很多年裡卻一直說：

對面這樣的論斷，不知泉下的蕭紅聽到會生出怎樣的凄寒。她這一生分明就一個充斥著悖論的矛盾體。她追求獨立，卻無法獨立，為了獲得一點起碼的依賴，她不斷遊走於一個又一個男人身邊；她極其多情，又極易動情，只要能求到一絲安慰與陪伴，她便會輕易地以終身相托。她的草率託付，她在婚姻生活上所表現出來的輕率魯莽何嘗不是另一種「墮落」。

蕭紅筆下最經典的形象都是窮人，她的文學就是窮人的文學，和同時期的女作家張愛玲剛好相反，張愛玲擅長寫富人，從腐朽著的富貴生活中盡數人世滄桑。現實生活中蕭紅的性格也恰恰與張愛玲相反，張愛玲的人生總是孤單而獨立，到晚年甚至有了自閉的傾向，蕭紅卻永遠像一個任性、倔強、執拗的孩子一樣，尋找著可以依靠的肩膀。

蕭紅的一生都在經歷著漂泊與跋涉，從她1933年逃婚出來故鄉算起，她的身影遍布哈爾濱、北平、青島、上海、日本、武漢、臨汾、西安、重慶、香港，而且每一個地方，她都停留不超過兩年，歷經數次搬家。然而她在自己創作的短短8年裡，竟然留下了100多萬字的作品，其中包括兩部史詩小說《生死場》和《呼蘭河傳》，一部諷刺小說《馬伯樂》。

或許因為是天才，所以有我們凡人看不穿的因果周章，也有太多避免不了苦難。也正因為她的成就，哪怕其性格中有數之不盡的弊病，卻依然值得我們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