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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老捨生平簡介

（1）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慶春，另有筆名絜青、鴻來、非我等，字舍予。因為老捨生於陰歷立春，父母為他取名「慶春」，大概含有慶賀春來、前景美好之意。上學後，自己更名為舒舍予，含有「舍棄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北京滿族正紅旗人。

（2）中國現代小說家、作家，語言大師、人民藝術家，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代表作有《駱駝祥子》、《四世同堂》、劇本《茶館》。

（3）1899年老捨生於北京。父親是一名滿族的護軍，陣亡在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城的戰爭中。全家靠母親替人洗衣裳做活計維持生活。

（4）1918年畢業，被派任到方家胡同小學當校長。兩年之後，晉升為京師教育局北郊勸學員，但是由於很難和教育界及地方上的舊勢力共事，很快便主動辭去了這份待遇優厚的職務，重新回到學校教書。

（5）1922年，受禮加入基督教，後在天津南開中學教國文，並在北京教育會、北京地方服務團工作。在此期間，他熱衷於社會服務事業，同時還在英文夜校和燕京大學補習英文。

（6）1932年，創作《貓城記》，並在《現代》雜志連載。此後幾年，老舍陸續創作了《離婚》和《月牙兒》等在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

（7）1936年，老舍辭去山東大學教授一職專心從事寫作。9月，《駱駝祥子》在《宇宙風》連載，1939年該書由人間書屋正式發行。

（8）1938年，老舍被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常務理事兼總務部主任，對內主持日常會務，對外代表「文協」，並全面負責總會的領導工作。同年7月，隨文協西遷重慶。

拓展資料

老舍的一生，總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藝界當之無愧的「勞動模範」。1966年，由於受到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惡毒的攻擊和迫害，老舍被逼無奈之下含冤自沉於北京太平湖。

2017年9月，中國現代文學長篇小說經典《四世同堂》由東方出版中心出版上市。這是該作自發表以來第一次以完整版形式出版。

1939年，老舍翻譯完成的英文版《金瓶梅》在倫敦出版，譯名為The Golden Lotus，此版是為西方比較權威的《金瓶梅》譯本，先後發行四次。

1944年，創作並由良友復興印刷公司出版《四世同堂》第一卷《惶惑》。

1946年，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一年，同年出版《四世同堂》第二卷《偷生》。

㈡ 鄭振鐸 代表作

著名文學史家，文物考古學家、作家。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及文學研究所所長

鄭振鐸，原名木官，字警民。原籍福建長樂，生於浙江永嘉（今溫州市），1917年考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1919年11月，與瞿秋白、耿濟之等人創辦《新社會》，宣傳「五四」新文化思想。1921年到上海先後主編《時事新報》的《學燈》和《文學旬刊》，1923年起主編《小說月報》。1925年，與葉聖陶、胡愈之等人合編《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1931年9月後，到北平燕京大學中文系任教，並主編《文學》月刊和《文學季刊》。1934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創辦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抗日戰爭爆發後，在危險艱難的條件下，與許廣平等人組族陸穗織復社，出版《魯迅全集》、《列寧文選》。新中國成立後，任國家文物局局長、文化兆卜部副部長，並兼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學研究所所長。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前往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王國訪問時，因飛機失事而犧牲。

鄭振鐸的學術活動貫穿於他一生的工作中，涉及到社會科學的許多方面，其突出貢獻主要是在新文學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的探討、中國文學史的建樹、中國文物考古學的開拓三個方面。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鄭振鐸堅持新文學的現實主義的方向。

他在《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文學的定義》、《文學與革命》等文章中，把文學比作「人生的鏡子」，主張文學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為此，他十分強調生活對於創作的重要作用。在長期的創作與研究過程中，鄭振鐸有完整的現實主義文學觀。他認為，第一，文學應當「為人生」；第二，我們需要的是血的文學，淚的文學，它們將成為中國文壇的趨向；第三，作品中不僅單純需要「血」與「淚」，而是必須顧到「文學」二字，必須有審美指向；第四，作者真切而深摯的「血」和「淚」的經驗與感覺，是審美指向成功的關鍵；第五，作品中要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以此來指導如何載取社會生活斷片，使作品顯示它的意義；這種最悉握高理想，又不是硬嵌進去的，而是「融化」進去的，使之成為作品的有機部分，成為作品的靈魂。這就避免了標語口號式的文學。

鄭振鐸的學術活動中，對古典文學研究佔有重要地位，其中特別是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的關注的時間最長，成果也最為豐饒。早在「五四」新文學發韌之初，他就對整理古代文學遺產，發掘其中民主性精華有較清醒的認識，沒有絕對化地一味要打倒、要拋棄。他在主編《小說月報》伊始，就在該刊組織了「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的討論，並且自己撰文明確表示：「我主張在新文學運動的熱潮里，應有整理國故的一種舉動」。他把整理國故看成是新文化運動的題中應有之義。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俗文學史》，是鄭振鐸的一部代表作，標志著中國「俗文學」學科的正式建立。他把「大眾的」

視為俗文學的第一大特徵，認為「俗文學是發生於民間，為民眾所寫作，且為民眾而生存的」。同時，鄭振鐸還對俗文學本體進行研究，指出俗文學由集體創作，在民間流傳，廣大民眾既是俗文學的作者，又是它的傳播者和享受者。

鄭振鐸對中國美術史，特別是美術考古和古代社會生活方面的文物資料，進行了廣泛的收集和開拓性的研究。新中國成立後，他主持全國的文物管理和圖書館、博物館工作，兼管考古研究所工作，是新中國文物考古事業的主要奠基人。鄭振鐸對中國古代版畫資料的收集與研究，花費了許多精力，他率先墾植了中國美術史上這片被人忽視的處女地。抗戰勝利以後，鄭振鐸就著手編纂《中國歷史參考圖譜》。

從1946年到1950年，這部24輯的《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出齊，共計618版，收錄各類圖片3003幅，從上古、殷商、春秋戰國，一直至清代，選錄了大量精緻的睛，特別是刊載了許多歷史發掘中尚未正式發表的考古照片，相當充分地體現了那個時期的考古成果，實在是難能可貴。

鄭振鐸還為部分圖譜撰寫了說明，既有各輯所涉歷史情況的總體說明，又有每個圖版和每幅圖片的具體介紹。這部「圖譜」，不僅為人民大眾學習了解我國的歷史文化提供了方便，對於搜集資料不易的史學工作者也大有裨益。

在鄭振鐸的生命路程和學術研究生涯中，他強調學術創新，認為創新是學術前進和發展的動力。1956年鄭振鐸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考古學組組長的名義，與尹達、夏鼐等一道，主持制訂了《考古學研究工作二十年遠景規劃》，這個規劃的基本設想是，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務應該放在創新方面。這就是說，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學水平，以便取得翔實可靠的實物資料，然後利用這些新取得的資料，結合過去積累的成果，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使考古學成為真正的歷史科學。鄭振鐸就是這樣，以百折不撓的毅力，完成了史學、文學、文物考古等方面一系列彪柄史冊的大工程。

（王保生）

鄭振鐸，原名木官，字警民。原籍福建長樂，生於浙江永嘉（今溫州市），1917年考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1919年11月，與瞿秋白、耿濟之等人創辦《新社會》，宣傳「五四」新文化思想。1921年到上海先後主編《時事新報》的《學燈》和《文學旬刊》，1923年起主編《小說月報》。1925年，與葉聖陶、胡愈之等人合編《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1931年9月後，到北平燕京大學中文系任教，並主編《文學》月刊和《文學季刊》。1934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創辦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抗日戰爭爆發後，在危險艱難的條件下，與許廣平等人組織復社，出版《魯迅全集》、《列寧文選》。新中國成立後，任國家文物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並兼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學研究所所長。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前往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王國訪問時，因飛機失事而犧牲。

鄭振鐸的學術活動貫穿於他一生的工作中，涉及到社會科學的許多方面，其突出貢獻主要是在新文學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的探討、中國文學史的建樹、中國文物考古學的開拓三個方面。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鄭振鐸堅持新文學的現實主義的方向。

他在《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文學的定義》、《文學與革命》等文章中，把文學比作「人生的鏡子」，主張文學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為此，他十分強調生活對於創作的重要作用。在長期的創作與研究過程中，鄭振鐸有完整的現實主義文學觀。他認為，第一，文學應當「為人生」；第二，我們需要的是血的文學，淚的文學，它們將成為中國文壇的趨向；第三，作品中不僅單純需要「血」與「淚」，而是必須顧到「文學」二字，必須有審美指向；第四，作者真切而深摯的「血」和「淚」的經驗與感覺，是審美指向成功的關鍵；第五，作品中要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以此來指導如何載取社會生活斷片，使作品顯示它的意義；這種最高理想，又不是硬嵌進去的，而是「融化」進去的，使之成為作品的有機部分，成為作品的靈魂。這就避免了標語口號式的文學。

鄭振鐸的學術活動中，對古典文學研究佔有重要地位，其中特別是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的關注的時間最長，成果也最為豐饒。早在「五四」新文學發韌之初，他就對整理古代文學遺產，發掘其中民主性精華有較清醒的認識，沒有絕對化地一味要打倒、要拋棄。他在主編《小說月報》伊始，就在該刊組織了「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的討論，並且自己撰文明確表示：「我主張在新文學運動的熱潮里，應有整理國故的一種舉動」。他把整理國故看成是新文化運動的題中應有之義。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俗文學史》，是鄭振鐸的一部代表作，標志著中國「俗文學」學科的正式建立。他把「大眾的」

視為俗文學的第一大特徵，認為「俗文學是發生於民間，為民眾所寫作，且為民眾而生存的」。同時，鄭振鐸還對俗文學本體進行研究，指出俗文學由集體創作，在民間流傳，廣大民眾既是俗文學的作者，又是它的傳播者和享受者。

鄭振鐸對中國美術史，特別是美術考古和古代社會生活方面的文物資料，進行了廣泛的收集和開拓性的研究。新中國成立後，他主持全國的文物管理和圖書館、博物館工作，兼管考古研究所工作，是新中國文物考古事業的主要奠基人。鄭振鐸對中國古代版畫資料的收集與研究，花費了許多精力，他率先墾植了中國美術史上這片被人忽視的處女地。抗戰勝利以後，鄭振鐸就著手編纂《中國歷史參考圖譜》。

從1946年到1950年，這部24輯的《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出齊，共計618版，收錄各類圖片3003幅，從上古、殷商、春秋戰國，一直至清代，選錄了大量精緻的睛，特別是刊載了許多歷史發掘中尚未正式發表的考古照片，相當充分地體現了那個時期的考古成果，實在是難能可貴。

鄭振鐸還為部分圖譜撰寫了說明，既有各輯所涉歷史情況的總體說明，又有每個圖版和每幅圖片的具體介紹。這部「圖譜」，不僅為人民大眾學習了解我國的歷史文化提供了方便，對於搜集資料不易的史學工作者也大有裨益。

在鄭振鐸的生命路程和學術研究生涯中，他強調學術創新，認為創新是學術前進和發展的動力。1956年鄭振鐸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考古學組組長的名義，與尹達、夏鼐等一道，主持制訂了《考古學研究工作二十年遠景規劃》，這個規劃的基本設想是，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務應該放在創新方面。這就是說，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學水平，以便取得翔實可靠的實物資料，然後利用這些新取得的資料，結合過去積累的成果，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使考古學成為真正的歷史科學。鄭振鐸就是這樣，以百折不撓的毅力，完成了史學、文學、文物考古等方面一系列彪柄史冊的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