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是沈從文的都市諷刺小說嗎

1. 試舉例分析沈從文小說的抒情性

沈從文對現代文學的貢獻在於他創造了詩意的抒情小說文體,他把詩和散文引進小說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從而大大擴大了小說的表現領域和審美功能.

沈從文小說的主要貢獻是他創造了一個特異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鄉下人的視角,來贊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樸和風俗的古雅.並以這樣一個世界來觀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認為是丑惡的都市社會.因此,沈從文的小說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學以階級,階層的觀念分析考察社會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視角,通過兩種文化的對峙來表達自己的文學理想.

簡析沈從文短篇小說的藝術特色及思想
藝術特色：沈從文短篇小說的主要藝術特色集中在他對文體的創造上。他創造了三種基本文化形態：描述湘西與都市下層人物日常生活與命運的寫實故事。如《丈夫》《牛》《菜園》等運用的溫情的現實主義。根據民間、宗教故事創作的浪漫傳奇。如《媚金.豹子.與那羊》《神巫之愛》《月下小景》等運用的是浪漫主義的手法；嘲諷、抨擊現代都市「上等人」所謂「文明」的諷刺小說。運用的批判現實主義。
其次，沈從文追求文體結構的千變萬化互不雷同。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維方式，不拘常格，求異思變。文體的自覺使作家獲得了文本結構與文本解放的極大自由。結構自然、流暢和千姿百態；表現在文體上則使他的小說打破各種文體間的界限，產生了明顯的邊緣性：有些運用散文筆致，似抒情散文，有的帶有童話色彩，似民間故事。
思想：對湘西勞動人民窮苦命運的關注、同情，對現代都市文明的嘲諷、批判，對湘西完美人性的表現與思考，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創作用意。

作為一種新型的藝術形式，話劇突破了傳統戲劇遠離現實生活的局限，適應了反映新的時代與新的生活的需要。但是，這種新哪物的藝術形式要在中國的土地上紮根，必須拿出有分量的藝術成品，形成引人入勝的戲劇形式，從而贏得廣大觀眾。曹禺的劇作，在這一意義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作品，特別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藝術形象，展現了黑暗社會的深重苦難，在情節結構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獨到、舞台語言的功力諸方面，都達到了戲劇藝術的高峰，形成了精巧、豐富、濃烈、明麗的藝術風格，成為中國話劇文學的巨著，具有深遠的影響及持久的生命力。曹禺從自己的個性出發，有機的吸收西方戲劇藝術與民族古典文學營養。在他筆下，中國話劇藝術逐漸走向成熟，形成了獨特的民族個性。在中國話劇走向民族化的過程中，曹禺功不可沒。
民族化的前進：透入骨髓的民族性格的挖掘
中國的現代話劇藝術，是在中西方文化互相撞擊交流，融會貫通的時代背景中成長起來的。它眼前面對著五色雜陳的域外人文藝術，身後帶著本土審美心理定勢的陰影。因此，如何正確處理中西戲劇審美的同化和順應，移植和再生的關系，也即中國話劇的民族化，無疑是一個關繫到話劇藝術品位和方向的大問題。
能不能創造出民族化的形象和性格，發掘出民族的內在精神與靈魂，是衡量文學藝術作品是叢緩納否具有民族風格、民族作風亦即民族審美特徵的一把重要標尺。別林斯基在談到文學作品的民族性問題時，就曾經指出：「在任何意義上，文學都是民族意識，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實。」[1]果戈理也認為：「真正的民族性並不在於寫農婦的無袖長衣，而在於具有民族精神的人。」[2]所謂「民族意識」、「民族精神」主要表現在人們的性格和心靈世界具有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與文化心理結構。我們考察一下曹禺的劇作，其人物的性格既有時代的折光，又大都體現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與文化心理結構。
曹禺劇作中有兩個形象系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舊制度、舊禮教的「衛道者」形象，如周朴園、焦氏、曾皓、曾思懿等；一是被壓迫被損害婦女和勞動人民的形象。就前者講，不論他們的個性有怎樣的差異，但在他們的性格與靈魂深處，無不浸透著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與倫理觀念，無不散出腐朽、沒落的悲涼氣息。他們自覺不自覺地以宗法觀念思考問題、待人處事，以封建禮法掩飾他們自私的動機與污濁的靈魂。他們靈魂自私、卑污卻又往往以道德面貌出現。這是處於窮途末路的舊制度、舊禮教的「衛道者」們的共同心態。另一類人物，則是與之對立的被壓迫被損害者形象如繁漪、陳白露、仇虎、金子、愫芳等。他們都遭受到舊制度、舊禮教的殘酷、野蠻的壓榨與迫害，又都受到時代大潮的影響，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個性意識和叛逆性格；但他們反抗封建壓迫的思想和行動，又往往受到他滲沒們自身殘存的封建宗法觀念的影響與牽制，而表現出反封建的獨特、奇異的心態與方式。繁漪盡管有強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終因出身於大家望族，封建傳統觀念不會輕易從她意識中隱退、消失。她敢於同丈夫的前妻之子發生「亂倫」關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謂熱烈果敢；但她與易卜生筆下離家出走的娜拉比起來，卻顯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倫理觀念像一條無形的繩索拘束著她，使她沒有能夠、甚至不曾想到沖出專制家庭，到廣闊的社會去追尋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繁漪與娜拉的差異就在於：在反抗舊制度、舊禮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復雜的精神負擔。所謂繁漪是「中國的娜拉」，就是因為她的反抗是「中國式」的，是由舊中國被壓迫婦女獨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態決定的，是打著舊中國社會現實與歷史文化傳統的深深烙印的。《原野》中的仇虎，看起來頗為豪放、灑脫，似有一種不可羈絆的原始人性的蠻悍、沖動；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樣滲透著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文化遺毒。他向惡霸地主焦閻王一家復仇時，就流露著「父仇子報，父債子還」等封建宗法倫理觀念。使仇虎由復仇者轉而為被復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淵的，根源就在於他的潛意識中的這種陳腐思想。應該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靈中，還有較重的愚昧落後、封建迷信觀念。如在他的潛意識活動中，總是同鬼魂、陰曹地府、閻羅王等心靈幻覺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糾結在一起，這就是舊中國愚昧落後、篤信鬼魂的農民心理活動的特有色彩與思維方式的反映。脫離了封建宗法觀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動與思維方式，就減弱了仇虎作為初步覺醒的落後農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沒有反封建因素？我們回答是肯定的。如她對愛情的嚮往與追求，她最後終於跳出曾家這個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籠，都反映了她被時代喚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個性意識。不過，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卻滲透著更濃重、更復雜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負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對愛情的忠貞不二，對壓抑她以至造成她愛情悲劇的封建家庭統治者的寬仁胸襟，她的「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與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著以封建宗法色彩為特徵的民族傳統思想文化的痕跡。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壓迫的獨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勢力針鋒相對的沖突，也不是一味消極忍受，而是以頑強的生活意識去追求人生的真正價值與意義。這是一種內向、迂迴然而卻是韌性的反抗方式。
可見，曹禺劇作的民族風格在一系列復雜奇異的性格挖掘中，在激盪著時代意識與傳統思想文化劇烈搏鬥的心靈世界中最鮮明、最濃重的表現出來。
民族藝術表現手法的繼承和發揚
曹禺既注重向民族現實生活深入開掘，又注意汲取民族藝術的傳統美學思想及其表現方法，使他的劇作從內容到形式都具有充實完美的民族風格。曹禺劇作的民族化表現，藝術上還可以概括出如下三點：
第一， 把心理刻畫與寫形傳神的藝術表現相結合，精細地展現人物的靈魂世界。
中國古典文藝傳統對於塑造人物，講究圖形寫貌，以形傳神。傳神即寫心，注重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描繪人物的精神風采。曹禺說：「多年來，我傾心於人物性格，我覺得寫作就是寫人，……而刻畫人物，重要的又在於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思想和感情。」 [3]他善於發掘人物在時代精神的激盪下緊張、劇烈的心靈搏鬥，同中國藝術傳統中寫形傳神的藝術經驗相融合，以之塑造復雜奇異的人物性格。蘩漪、陳白露的靈魂里自我搏鬥，她們悲劇性格的發展進程，全被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刻畫繁漪形象時，作家審美創造的視角凝聚在時代精神所引發人物心靈世界的強烈騷動上：在「五四」精神的啟悟下，繁漪熱烈渴望個性自由與解放，確是「心比天高，」；但當她試圖沖破封建牢籠，同周朴園前妻之子周萍發生「亂倫」關系後，在她的潛意識深層卻又不是竄出傳統觀念的幽靈，使她不自覺地為突如其來的罪惡感所困擾；而當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惡」，同她斷絕那種不正常的關系時，繁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手，一次次病狂般地去破壞周萍與四鳳的關系，表現出那麼異乎尋常的嫉妒與陰鷙。蘩漪這種矛盾、極端的性格和心態，顯然地被時代精神復活了的個性意識所燃起的生命的「電火」。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陳白露在罪惡社會的逼迫、腐蝕下日益墮落又不甘沉淪，渴望自由光明又難以掙脫生活之苦的靈魂劇烈搏鬥，從而凸現了她那矛盾、分裂、憂郁、痛苦的內在復雜性格。曹禺說過：陳白露「時而像是久經風塵，時而像是單純少女；時而玩世不恭，時而滿腔正義；時而放縱任性，時而感傷厭世。[4]作家還特意挑選能夠突出人物個性的細節，加以反復表現。陳白露念詩和吃安眠葯這兩個細節的一再敘寫，表現了她內心深處的復雜矛盾，不敢沉溺而無力自拔的悲劇性格。可以說，曹禺式的心理刻畫與寫形傳神的藝術表現形式，通過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深入發掘，為中國話劇舞台創造了像蘩漪、陳白露、仇虎等在靈魂的自我交戰中掙扎的悲劇形象，已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
第二， 濃郁的抒情與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機統一。
中國文學富有抒情的傳統，強調寓理於情，講究情與理的統一。曹禺的審美追求並不是一般的去再現生活的真實，而是在劇作中熔鑄著作家對生活的獨特感受、深沉思考，從而展現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詩意境界。曹禺多次談到：「『真實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實』不是一個東西。我以為要寫出『真實的生活』還不是最難的。你熟悉一點，就能寫出某一點真實的生活，但是要寫出『生活的真實』你就必須懂得全局，寫出社會的本質，讓人全面地認識生活、理解社會。」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對生活強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礎上，圍繞人物性格刻畫，向凝聚著生活的豐富內蘊和搏動著時代旋律的人物內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結晶，是創作主體擁抱、深入創作客體並使二者高度融合的產物。作家極其熟悉他所描寫的舊中國那鬼影重重的社會生活，對被壓迫被損害的婦女和勞動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他深知的同情他（她）們的悲慘遭遇，贊美他（她）們靈魂深處所煥發的不屈人格。在創作中，作家宗，把被壓迫被損害的婦女和勞動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與豐富的人性美，置於藝術表現的中心。曹禺善於從被壓迫被損害者極端、異常的性格和矛盾、變態的心靈世界中，去發掘反封建個性意識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作家對蘩漪和陳白露人性美的發掘，是深入底里、激動人心的。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陳白露似乎是傷風敗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卻從「亂倫」的背後和已經墮落而又不甘沉淪的內心矛盾中，發現了她們靈魂深處頑強掙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從生活出發，按照她們各自所處的環境與經歷，以誇張、強調甚至變形的方法，賦予她們以鮮明、獨特的性格與行動。所謂蘩漪的「可愛不在她的「可愛」處，而在她的「不可愛」處，她的「不易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於她的內在的動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陰鷙性的力」的變態形式呈現出來的。陳白露內在深處那頑強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過她那日益墮落而又不甘沉淪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動渲染出來的。正是在緊張、劇烈，不斷深化的靈魂自我搏鬥中，她那奮力掙扎的個性意識戰勝墮落性而升華到一種詩意的境界：與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廝混，不如一死求得靈魂的安寧。陳白露這個不能自拔的墮落者的自殺，之所以成為震撼人心的悲劇，就因為作家以誇張、變形的方式，從她那矛盾、痛苦的靈魂深處發掘出了渴望「太陽」、「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太陽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透過這支希望與絕望劇烈交戰的凄惻感人的心靈迴旋曲，我們依稀地聽到行將涅磐的人性對「太陽」、對「光明」的餘音裊裊的呼喚。此外，仇虎那蠻悍、粗獷，激盪著原始生命的復雜性格，愫芳那又凄涼又甜蜜的反常心態，都是他們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經覺醒的個性意識最富於詩意的表現方式。所有這些描寫，顯然是作家對黑暗現實的強烈感受和激情凝結，一直成為謳歌被踐踏的婦女和勞動人民的人性美，揭露舊社會舊制度的黑暗與罪惡，抒發作者沉鬱、激盪的詩意激情、最獨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藝術表現途徑。
可見，曹禺劇作既熔鑄著作家真誠炙熱的主觀情感，又凝聚著他對現實人生問題的深沉探索與哲理思考，因而形成了一種情理交融、意蘊深邃的詩意境界。作家自己曾說，「最好的劇本總是情理交融的」。這正是曹禺向戲劇藝術民族化高峰攀登的切身體驗。
第三，地方民俗風情的藝術表現與詩的意境創造相互交織
以魯迅為主將的五四作家們，十分重視作品的鄉土特色，常常在作品中描繪不同地方色彩的民俗風情，用以襯托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批判黑暗的社會人生，強化了反封建的意義。
曹禺的劇作同樣注意把人物安置在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或鄉鎮的民俗風情環境中，在最富民俗色彩的婚喪的場面里，刻畫人物的性格，多側面的映照出人物的文化心態。情景相生，物我交融，形成曹禺話劇獨特的民族氛圍。《雷雨》里的周公館和《日出》里大城市豪華旅館的陳設布置，人物的對話，都富有濃重的地方特色與時代氣氛。《北京人》的第一幕置景提示語，洋洋灑灑近兩千言，圍繞小花廳把曾家大少奶奶曾思懿的卧房，文清的睡房，曾老太爺的寢室、小書齋和大客廳的陳設：古老的蘇鍾、玉如意、盆景蘭，紅寶石古瓶，玻璃魚缸，董其昌的行書條幅，垂著黃絲穗的七弦琴……鋪寫的生動逼真，層次井然；曾家當年的氣派，崢嶸的往昔，歷歷在目，但屋內的清冷沉悶，天空斷斷續續的哨聲，胡同里傳來的小車單調的「孜妞妞，孜妞妞」的聲音以及磨刀剪的人爛舊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聲，無一不與曾家的「氣派」形成鮮明強烈的反差，預示著曾家的衰敗沒落。這段文字猶如一篇深沉的散文詩，實則句句寫人。整出戲里，始終貫穿著小販吆喝叫賣的市聲，算命瞎子的銅鉦，獨輪小車的輪軸聲，更鑼梆子聲。就在這京味濃郁的生活環境里，戲劇充突在展開，人物的靈魂在撞擊，在呻吟，整個戲的內在意蘊逐步表露出來了。
注重詩的意境創造，是中國文藝的傳統。無論是小說、詩歌或戲曲藝術中，優秀的作家總是重視創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用以襯託人物的心靈，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曹禺的劇作，注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為人物設置充滿詩意的場景，讓人物在抒情的獨白或含蓄的對話里展示優美的心靈。《北京人》里愫方同瑞貞傾訴心曲時，不斷響著暮秋的雁叫，斷續的軍號聲，氛圍凄清沉靜，襯托出愫方那舍己為人的高尚心靈。《家》的第一幕，喧囂雜亂的鬧洞房之後，月光皎潔，梅花瑩白，湖波明亮，杜鵑酣唱，展開了覺新與瑞鈺發自肺腑的內心獨白，純朴而真誠，深沉而凄清，情景交融，飽含詩的韻味。《家》的結尾，在大雪紛飛、杜娟哀鳴里瑞鈺逝去。潔白清寂的雪景映襯著人物內心的純凈高潔，暗示著雪化冰消之後大地回暖，春光明媚，包孕著深長的意蘊。
注意地方禮俗的描寫與詩的意境創造相交織，使劇作具有生活氣息和詩化韻味，大大強化了典型人物與典型環境的統一，這是曹禺對現代話劇民族化的富有個性的藝術創造。
立於世界戲劇之林的忍從型悲劇人物
從世界悲劇角度看，曹禺的貢獻在於：他以全部話劇創作實績，使得悲劇這一西方品種中國化，為世界悲劇之林增添了「忍從型」這一極具民族個性的悲劇類型。
悲劇起源於古希臘的酒神劇，酒神精神中的「開闊激盪，郁憤沉摯」的現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劇的內蘊。無論是《哈姆雷特》，還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現英雄、偉人為主，用熱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來表現悲劇的壯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慟，以沖突的激烈達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曹禺則是從現實生活提煉出悲劇沖突，描寫平凡生活中受壓迫與摧殘，遭壓抑與扭曲的悲劇人物，反映出悲劇深刻豐富的社會意義。作家描寫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劇，總是致力於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劇人物的內心世界。運用藝術手段把這種精神痛苦的深度傳達得淋漓盡致。他的悲劇不是主要呈現為悲壯崇高，而是寫出一種憂憤深沉、纏綿抑鬱的美，折射出中華民族獨特的含蓄委婉的審美個性。曹禺的悲劇藝術正是如此使話劇這種外來的新興藝術樣式在中華民族的藝術領域里發展成熟並紮下根來，成為原汁原味的民族藝術範式。
中國人由於長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觀，它要求凡事要有節度、合乎中道，適可而止，不走極端。然而中庸的要求卻把中國人的處世抹上了一絲退守忍從的灰溜溜的色彩。在黑暗的現實的壓迫前，常易變得泯滅自我，含垢忍辱，潔身自好，故作通脫，多做緩解生存與環境尖銳沖突的消極抗爭。「非和弗美」構成了中國古典美學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國美學歷幾千年不變的基準。中國古典悲劇藝術，在這種「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執意把握並成功創造出了一種「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風格基調。
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這樣忍從型的悲劇女性，她們在含垢忍辱的悲劇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貞，默默無聞，任勞任怨的為他人而耗盡自己。她們「思而不貳」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為，「美而不矜」的風度，自然而然使這些劇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風格基調。更為可貴的是，通過對以曾文清、周萍、覺新等為代表的一個個的「靈魂的軀殼」的塑造，進一步豐富了「忍從型」這一極具民族個性的類型的文化內涵。以曾文清為例，他是劇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他聰穎清俊，善良溫厚,不乏士大夫階級所欣賞的瀟灑飄逸。他的悲劇在於，他所長期生活其間，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養，腐蝕了他的靈魂。長期的隱、忍，使他失去了斗爭的信念。精緻細膩的生活消磨掉展飛的健翎。他身上理應得到健全發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氣，被消耗，吞噬了。重重對生活的厭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懶於宣洩心中的苦痛，懶到他不想感覺自己還有感覺，懶到能使一個有眼的人看得穿「這只是一個生命的空殼」。他盡管愛上一個空谷的幽蘭，卻只敢停留於相對無言中獲得慰藉，愛不能愛，恨不能恨。他出走後又沮喪地歸來，以至吞食鴉片自殺，都是必然的。曾文清的悲劇有他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更有深刻的社會原因。中國幾千年禮教與宗法的桎梏，使這些舊家庭中的悲劇人物沒有自由，無法呼吸，在痛苦的壓抑與深沉的苦悶中，漸漸耗盡生命。這是人的悲劇，靈魂的悲劇。「不說話」的曾文清在劇中似乎消無聲息，卻讓人感到從內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壓抑，這是心死的悲劇。中國式的悲劇。無聲無息卻驚心動魄。歷史將證明，對於中華民族悲劇精神的發揚光大，曹禺「忍從型」悲劇形象持久恆遠的影響與價值。
民族化風格的成因
為什麼在中國群星燦爛的劇壇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為什麼曹禺象啟明星一樣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國社會最黑暗專制的夜空？而在他之前，許多才華橫溢的偉大先行者們，篳路襤縷，克盡其能，卻沒有這樣幸運……
藝術巨匠和傑作，不是任何時代都有的，它是歷史發展到特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首先，我們不能不談到曹禺的主體條件，亦即創作個性。創作個性是作家在創作中表現出來的主體特徵，是聯系生活與藝術的橋梁。通過這條必由之路，作家把實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藝術經驗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視野融為一體，構築成獨一無二的藝術自我。
曹禺創作個性的基礎，無疑是他特殊的生存體驗。曹禺1910年出生於天津的一個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還先後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慶等地居住、學習或工作過，一輩子基本沒有離開過城市。他的社會聯系、生活視野也大致局限在這個范圍里。雖然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曹禺曾參加過學生愛國運動，但他畢竟沒有夏衍、馮雪峰等人那種職業革命家的經歷，甚至很少像左聯作家那樣直接投身於政治活動，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裡，家庭的變故和時代大潮的沖擊，把曹禺從一個官僚子弟變成了城市平民，自從離開家庭，隻身闖入社會之後，起碼在十幾年的時間里，曹禺過著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無事，也說不上轟轟烈烈。總之，像平常人一樣經歷著時代的動盪不安，感受著平民的喜怒哀樂。在曹禺的生命體驗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層的封建官僚及其後裔，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洋奴買辦、以及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下層城市平民。他對時代精神的領會，對革命的認識，對歷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過家庭生活的變動，平常人事關系的分化改組，或私人交誼間接地感受到的。曹禺的生存體驗並不十分寬闊，但卻很特殊，也很深刻。舊人多於新人，家庭重於社會，女性勝過男性。
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創傷，使幼小的曹禺感到無形的精神重壓，塑造了他的憂郁氣質和悲憫情懷。所以，《雷雨•序》的開頭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樣來表白我自己，我素來有些憂郁而暗澀；縱然在人前我有時顯露著歡娛，在孤獨時卻如許多精神總不甘於凝固的人，自己不斷來苦惱著自己。這明白無誤地說明曹禺的心理類型是內傾的，而內傾和含蓄是東方人傳統的心理素質。這種獨特的個性致使他對家庭、社會和人生產生某種無法擺脫的悲劇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現出獨特的纏綿抑鬱的民族審美風格。
曹禺對中國傳統戲曲始終保持著濃厚的興趣。他的童年是在傳統戲的熏陶中度過的。曹禺曾說過，「我對戲劇發生興趣，就是從小時候開始的，我從小就有很多機會看戲，這給我影響很大。」 [7]這種從小由傳統戲曲文化養育起來的審美情趣，潛移默化的影響著他以後的創作。
曹禺認為，中西一切偉大的戲劇家，都以能夠滿足普通觀眾的藝術期待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劇本創作的根據，是特定時代的民族審美期待。作品要想獲得觀眾——「劇場的生命」，就不得對此置之不理。他明確意識到中國戲曲「必令生旦當場大團圓」的格局，來自中華民族善惡昭彰的正義感和理想主義情愫，雖然在其前期作品裡很少大團圓的俗套，但褒貶分明的審美判斷卻強烈可感，構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
在藝術處理上，曹劇也力求適應新舊市民觀眾的欣賞習慣和審美情趣。它主幹突出，背景戲，過渡戲一律推到幕後，重點台詞常化成各種變調的形式再三奏響，如繁漪和陳白露那些有名的獨白。關鍵細節則不惜冒著「重描」的危險反復強調，如《雷雨》中藤蘿架上中線走電，《日出》里的帳單，《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幾度提到，反復渲染。其中有的出於思想內容的要求，有的則是由於觀眾的局限。「原因是怕我們的觀眾在鼓鑼喧囂的舊戲場里，吃瓜子，喝龍井，談閑天的習慣還沒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於是不得已地說了一遍再說一遍。」 [8]
另外，中國觀眾的欣賞習慣，喜歡故事引人入勝。情節曲折動人。傳奇性，是中國傳統戲劇美學的特徵之一。觀眾喜歡曹禺的戲劇，感到他寫的戲真是有「戲」。他以曲折的故事情節，激烈的戲劇性沖突，緊張的戲劇場面而引人入勝，扣人心弦。曹禺的作品正是滿足了中國觀眾的傳統審美習慣，從而贏得了觀眾。
總之，曹禺戲劇強烈的民族風格的形成不僅僅由於他自覺的繼承和發揚中國民族戲劇的優秀傳統，更在於他根植於中國民族的、現實的生活土壤里所形成的獨特的審美個性。
曹禺崛起於三十年代劇壇上，高舉話劇民族化大旗，把中國話劇藝術推向高峰。而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田漢、夏衍等，誰也沒有達到如此高度，原因何在？如果仔細比較曹禺和夏衍的藝術追求，不難發現，雖然兩人都從市民的心態剖析出發，但曹禺尊重「普通觀眾的趣味」，而夏衍則更關注社會問題的政治解決。夏衍的劇作被譽為「政治抒情詩」(唐韜語)。人物行動的結局，絕大多數是「由涸澈到江湖」，投身於民族解放的斗爭。由於沒有曹禺那樣豐富的舞台實踐經驗，不十分注重市民觀眾的藝術情趣，再加上職業政治思維習慣，夏衍劇作並沒有完全化入中華民族傳統的正劇藝術審美追求中。中國市民更神往於一種中國式的讓觀眾「喜聞樂見」的話劇藝術，所以與田漢的大段朗誦詩式的賓白，夏衍的政治目的明確而不願迎合世俗的話劇相比，曹禺的以現代市民觀眾的審美情趣為參照尺度的作品，才是屬於民族的，是屬於廣大群眾的。

2. 沈從文小說集

最早知道沈從文應該是從他的作品《邊城》開始。

上周逛圖書館，突然看到一本《八駿圖》，作者就是沈從文。我看了一眼書的背面封面，上面有一首追尋人性救贖的絕句：

覺得很有深意，便借來一讀。

這本書總共收錄了沈從文的13篇短篇小說，分別是：

第一篇的主要內容在 《八駿圖》讀後感 里已經有所闡述，接下來就簡單概括一下餘下作品的大致內容。

《丈夫》主要講述的是一個農村漢子去城市找以賣S賺錢養家的妻子時的所見所聞及心理斗爭，向我們展示了種種違背人倫道德的陳規陋俗以及民眾尚未開化覺悟時的尊嚴喪失。

《都市一婦人》講述了一位命運多舛的婦人，在經歷一系列的變故之後心理發生變化，從一位單純、美麗、大方的女子，通過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的經歷，變得麻木，扭曲。

《柏子》人物刻畫非常簡單，水手柏子靠勞力掙錢，過段時間就會和吊腳樓的JN幽會，經過一晚的的抵死愛欲，現實的艱險、苦悶、困窘等都被柏子置之腦後，新的目標又已形成：多掙錢，一段時間之後再回來。作者借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男女的歡愛，表現湘西人民的本性使然、自在而美麗的生命形式，呈現一種純粹率真、健康自然的人性。

《貴生》講的是一位五爺家的短工，暗戀橋頭上賣雜貨浦市人的16歲的女兒金鳳。金鳳爹有一次去娘家吃喜酒害蛇鑽心病死掉了，算命就說金鳳八字重，克父母、壓丈夫。

貴生雖然暗戀金鳳，但是對於算命一說有點餘悸，一直未曾採取行動。終於有一天，害怕金鳳被別人搶了先，所以貴生開始行動，去集市上買了一些提親所需的東西。

但當他再次經過橋頭時，卻發現已經被五爺（由於賭博經常輸錢，聽信別人需要納一個未開苞的女人沖霉運）捷足先登了。最後的兩把火以及貴生的失蹤引人深思。

貴生淳樸踏實善良但迷信懦弱又有著深刻骨髓的奴性，他的弱點可以說是造成他愛情悲劇的一大原因。

《逃的前一天》這篇文章說實話沒讀太懂，彷彿就是一個生活在軍旅的人，在逃跑前的一天見到不同的人時心理狀況，是對生命的深思？還是軍旅生活的枯燥？亦或是內心的孤獨……

《嘍啰》…………

《說故事人的故事》這篇文章類似局中局的模式，一個經常給別人講故事的人最終卻成為另外一個故事的主角，藉以諷刺那些已經深陷其中卻不自知的墮落者。

《在別一個國度里》敘述的方式別出心裁，通過一位婦女和一個山大王來往書信的形式向大家述說著作為母親一直生活在想要女兒幸福，又怕祖墳被刨，准女婿（山大王）凶惡的兩難境地，然而想像總歸想像，事實卻是山大王修成正果，女兒也很幸福：女婿對外是山大王，在女兒面前卻是一隻羊，事事體貼呵護女兒。

《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三個男人，分別是軍隊里的我（班長）、同鄉號兵，以及豆腐鋪的青年老闆。三個人同時愛上一個女人——其實只是豆腐鋪鄰居官士家的女兒， 及笄之年（15歲，剛到出嫁年紀）的美人兒。不過是遠遠瞥見，若隱若現，班長和哨兵只想多看一眼，以此借故總去豆腐鋪，與青年老闆交好，常常是討好女人養的兩只狗兒，藉此感受某種不可能的關聯。

後來相傳女人吞金自盡，再後來是墓穴被盜。只有當事人視角里的事件，只有猜測，沒有原因。通過文章可以猜測：是豆腐鋪的青年老闆做的，因為他確實在那晚消失了。也許他相信，吞金人七日內是可以近身肌膚而復活的，也許他只是想獨自擁有心愛的女人，也許他們早已私定終身（但女人的家人應該是把她另許了別人做利益之換所以她才吞金，這些文中都沒有說，但可以猜得），誰知道呢。

《節日》：這是一篇諷刺小說，特別是文末的一句話：x城是多狼的，因為小孩子的大量死亡，衙門中每天殺人，狼的食料就不如窮人的食料那麼貧乏難得。

《黔小景》：作者採用隱喻的手法來表達人們的麻木，甚至粉飾太平；有些人並不麻木，但是看得清卻更痛苦，因為無可奈何，那種深深的無力感，讓你瞭然控訴也無用，但是心又不甘，所以也表達了作者深深地無力感。

《一個母親》：主要講述了一個母親面對丈夫給予的愛充滿了內疚、自責和不知所措。因為他們唯一的孩子竟然是她和另外一個男人的骨肉，這個男人曾經是他們家的賓客，丈夫總是在外面忙，還很放心讓妻子和賓客長期呆在家，並且讓妻子想盡辦法讓賓客無拘無束，可以說在這個悲劇中，丈夫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這些痛苦卻只能有妻子獨自默默承受。

這些小說有的理解起來比較容易，有些卻不甚明白，這可能是因為我對當時的時代背景不甚了解吧。。

3. 應如何評價沈從文小說的人性觀

恬淡，諷刺都市的浮躁

4. 現代文學考研簡答題：沈從文城市小說的人性主題

一
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獨樹一幟的大作家，他創作的巔峰時期是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沈從文在三十年代就被魯迅稱為新文學運動以來所出現的最好的作家之一。1928年，沈從文發表了短篇小說《柏子》，開始了他獨具特色的「湘西小說」的寫作，以人性作為文化視角的切入點，採用獨特的玲瓏剔透的牧歌式文體，描繪了一幅幅自然美和人性美緊密結合的生活畫卷。同時，沈從文用《紳士的太太》、《八駿圖》等「都市小說」，深刻揭露、無情鞭撻對摧殘、破壞人性美的種種社會陰暗面或罪惡勢力，從而造就了沈從文獨特的創作特點。沈從文看多了由達官貴人、舊家子弟、名媛、大學教授等構成的上流社會的虛偽、病態，便有意構建了一個神廟即湘西社會，來與這個都市社會相抗衡。在這個「精緻、結實、勻稱的小廟」里，「供奉的是人性」〔5〕。這中間沒有任何現代文明浸染，沒有生命的迷失及異化，每個人物的愛憎悲傷都體現著自然向上的生命活力。
沈從文的人性觀源於他獨特的苗民身份和不同尋常的人生經歷。他出生的湖南省鳳凰縣，是一座位於湘西的小城。湘西民族崇尚祖先、敬奉鬼神、神人合一、信神守法、知足長樂，他們摯愛故土、善良勤勞、朴實單純，同時，又具有強旺的生命意識，自強不息、不畏強暴、敢於反抗。他家是一個軍人世家，祖父沈宏富曾一度做過雲南昭通鎮守使和貴州總督，官居二品。祖父因無子女，就將其弟沈宏芳的第二個兒子，苗婦所生的沈宗嗣承繼過來，這便是沈從文的父親。在他童年時代，家境不錯，用他自己的話說，「家中那時經濟情形還好，我在物質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親戚小孩好得多」〔6〕。這樣的家境使得他自小進入私塾習讀《論語》、《尚書》一類章句。私塾呆板的教育方法和嚴厲懲罰學生的制度與他的天性發生了沖突，不久他就開始逃學，去看豆腐坊做豆腐，學會爬樹、斗雞，在農村的自然社會里摸爬滾打，也讓這方土地上淳樸的生活習性牢牢印在心裡。1917年，他父親由於謀刺袁世凱未遂而隱姓埋名，家庭敗落，沈從文不得不參軍謀生。此後5年的從軍生涯，一方面使他看到了家鄉人們的單純，家鄉山水的清麗，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殺人與殺人者被殺。生與死的猝然使理智正處於昏睡狀態的他感到茫然。1922年，他為了能夠支配自己的命運，他到北京求學。但社會剝奪了他進校讀書的權利,生存處境十分艱難。沈從文的社會地位使他與同當時上流社會完全割斷了聯系,獲得了下層人民的感情和立場。在北京，他目睹了上層統治者對人民冷酷無情，都市大小商人趨利若蠅，文人們「東食西宿」 〔7〕以求名利，也看透社會上的人們在小小恩怨中滾爬的自私與庸俗。諸如此類的病態人性與沈從文心中湘西淳樸、寬容、誠實、充滿愛的人性形成巨大的反差，在兩種對立的人生世界中，沈從文確立起他的真善美的人性觀。

二
沈從文是現代中國作家中自覺將藝術觸角延伸到中國城鄉兩大社會區域兩類文化板塊中的小說家。他在描繪優美的「湘西世界」時，就用絢麗、纖巧的語言把讀者引入一個離奇、神秘、浪漫的原始神話般的藝術世界。表現知識分子和都市人生時，則因「新作家中契訶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紹進來」 ，「明白十九世紀舊俄幾個大作家的身世遭遇，以及後來他們的作品對於本國和世界做出的貢獻」〔8〕，而吸取了十九世紀西方現實主義小說手法，以精細委婉的筆調，刻畫人物曲折復雜的心理，在揭露舊社會種種墮落劣根和紳士道貌岸然的虛偽言行時，又多用諷刺於平易的章法，使作品閃爍批判鋒芒。
（一）沈從文的湘西系列小說以其自然、清新、雋永的風格贏得人們的稱贊。他從人性出發，給世人描繪出了一個獨特的湘西世界，構建了一個人性的神廟。如果把沈從文的湘西小說分為兩類，一類可稱為「樂園小說」系列，表現的是湘西原始生命形態；另一類可稱為「失樂園小說」系列，表現的是處於歷史衰變過程的湘西生命形態。
1、充滿傳奇、神秘色彩的 「樂園小說」。這類作品以少數民族傳奇和民間故事為題材，描繪了極度神奇的夢幻世界和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環境，展現了充滿神秘色彩的人生類型。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民俗世界，最扣人心弦的是大批在湘西神未解體的文化土壤里尚存的，表現人類童年時代自然文化現象的作品，如《龍朱》、《媚金、豹子與那羊》、《神巫之愛》、《月下小景》等等。這類作品往往根據少數民族某些生活習俗點染而成，有的通過尚處於自然時代的湘西土地上鄉村小兒女的自然人生形態和晶瑩的美好人性來構思。自然時代中的自然人生形態和生命形式，一直是沈從文追求和探索的理想人生的基礎和雛形。生存於古老、原始封閉的湘西大地上的眾多少數民族部落，其原始生活習俗往往帶有人類遠古時期原始文化的殘存，因而在其作品中，往往通過創作民俗故事和民間傳奇來展現少數民族的民俗風情，目的不是獵奇，而是通過對原始生命形態的懸想，呈現一種美好的人生境界。這類作品往往是作者人生理想和主觀情感的載體，是詩化的浪漫主義作品，作品極度誇張，人物和情節全面虛構和想像，人物形象極度完美。《媚金、豹子與那羊》和《月下小景》兩篇小說講述的是青年男女因為愛情不能實現而雙雙徇情的故事。無論是媚金、豹子或者是儺佑及其戀人，都折射著遠古湘西深沉曠遠的文化背景中「自然人」的特徵。在這里，男女愛情、兩性關系還沒有受到等級觀念和社會經濟關系的干預和制約，更沒有從物質財富關系引出人身依附觀念，兩性關系呈現著人類愛情尚處於童年時代的某些特徵。在愛與被愛、偷生與死亡之間，他們「不要牛，不要馬，不要果園，不要田地」，不要物質的一切，因為他們本身就是一切，「是光、是熱、是泉水、是果子、是宇宙的萬有」。他們秉承自然的造化，也如自然萬物那樣遵從自然神性的安排。這樣的人物類型就是作者所追溯的古老湘西最原初的，尚未被物質、虛榮玷污的人性的原型。
2、展示人生形態的「失樂園小說」。近現代社會帶給湘西的變化是巨大的。1934年冬和1937年冬的二次故鄉之行，作者看到了「『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農村社會所保有的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余」〔9〕，為了控訴現代文明對湘西形成的罪惡，沈從文一改過去對湘西社會田園牧歌式的抒情，而以極度冷靜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來表現湘西社會的潰爛。這類作品以沅水流域的鄉村人事為描寫內容，從近現代社會湘西古老民俗的轉型和變異以及非原生態下的民俗現象為視角，揭示古怪離奇的現實社會，從一個側面再現二十世紀初至三十年代湘西社會的現實。他在「失樂園小說」中，為我們展示了鄉村小人物的幾種不同的人生形態。
「落伍者」的人生形態。他們其實就是老湘西的兒子，他們所信守的都與過去相聯系而與變化了的現實脫節，他們的人生就像從疾馳的汽車後窗望出去的道路，可以看得見，卻在飛速後退。《會明》和《燈》刻畫了兩個「守舊」而不自知的舊軍人形象。「偉人」情結和「守疆」情結成為會明十年戰亂中觀念和行動的無聲號令與指南。老司務長頑固而忍耐地做著的則是一個「義仆」寄託在主人身上功成名就「榮歸」故里的夢。兩個老兵的悲劇道出了作者對於浸淫在樸素社會理想和生活信念中的美好人性的懷念。
「懵懂者」的人生形態。他們的精神世界還是一片原始的荒原，沒有主見，生命處於被動的自在、隨機狀態。《蕭蕭》中的蕭蕭十二歲做了童養媳，小丈夫不到三歲。她被幫工花狗引誘懷孕，最初的驚慌和隨之而來的懲罰過後，蕭蕭因生下一個健壯的男孩仍留在夫家，最終與小丈夫圓房了。蕭蕭的兒子牛兒十二歲也成了親。在一九二九年的原作中，沈從文還交代了一句：「這一天，蕭蕭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卻在屋前榆蠟樹籬笆看熱鬧，同十年前抱丈夫一個樣子。」懵懂的人生在這里周而復始。面對這種「懵懂」的人生形態，沈從文心理也是矛盾的，他認為這種人生一方面單純庄嚴，一派天真，另一方面卻是來者如斯，單調沉悶，雖與自然貼近，卻與文明疏遠。
「反抗者」的人生形態。這里的反抗是指在現實的沉重打擊和靈魂極度震動後產生的一種本能、直覺的反應，不是理性的思考。《丈夫》與《貴生》都是表現男主人公的本能反抗的。《丈夫》敘述一個鄉下丈夫和到碼頭上做船妓的妻子的一天一夜的遭遇。丈夫從一天一夜的屈辱中看清了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地位，第二天在將要離開河船時，把妻子給的錢撒到地上，用粗大的手掌捂住臉哭了起來，並轉而決然帶著妻子回家了。這類「反抗者」的人生形態表現出了湘西鄉下人生命中「力」的一面，由於他們畢竟有別於逆來順受者，因而多少為作者所欣賞。
「掙扎者」的人生形態。這是失樂園時代湘西芸芸眾生生活常態的反映，他們已沒有樂園時代天人合一、自得其樂的狀態，而是生活在變化莫測的時世中。《菜園》中的玉家母子本來過著世外桃源般的富裕生活，母親「有教養又能自食其力，富有林下風度」，兒子也「把誠實這一件事看作人生美德」。後兒子去北平讀書，三年過後帶回一個新媳婦，卻在某一天為縣里來人「請去」，一對年輕人因為「共產黨」罪名陳屍校場，寧靜的玉家菜園為一團恐怖的血霧所彌漫。又一個三年過去，到兒子生日的那個下雪天，隱忍獨活的母親自縊而死。這類小說最能體現沈從文小說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思想，表現了湘西世界黑暗、血腥以及下層人民的痛苦。
此外，作者還為我們描寫了「堅守者」和「腐敗者」的人生形態。「堅守者」指的是在失樂園時代仍然堅持樂園時代人格品性、價值觀念的人，如《小砦》中的憨子。「腐敗者」是對湘西統治者面目的揭露，如《失業》、《顧問軍》。
可以說，沈從文的「樂園小說」表現的是湘西的單純性，流露出沈從文對牧歌情致的神往傾心；而在他的「失樂園小說」中，表現的則是湘西的復雜性，流露出沈從文對田園牧歌的命運已經不無憂慮和信心不足，這使得沈從文產生了一種深廣的幻滅感，一種近乎宿命的感嘆在「失樂園小說」中屢見不鮮。令人遺憾的是，具有「湘西全息圖」氣勢的《長河》未能真正完成，它是沈從文「樂園小說」和「失樂園小說」的綜合體，是沈從文小說藝術追求的集大成者。
（二）沈從文的都市系列小說寫的是城市知識階級，著重表現在現代文明沖擊下上層社會道德的墮落與人性的喪失。他說：「禁律益多，社會益復雜，禁律益嚴，人性即因之喪失凈盡。許多所謂場面上人，事實上說來，不過如花園中盆景，被人事強制曲折成為各種小巧而丑惡的形式罷了。一切所為，所成就，無一不表示對於自然之違反，見出社會的拙象和人的愚心」 〔10〕。始終自認「鄉下人」的沈從文，當他將小說創作視點由自己曾經生活過的「湘西世界」轉移到現在生活在其間的都市社會時，沈從文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他對都市的情感厭惡和道德批判。沈從文對於都市文明與都市人性的批判性描寫始終圍繞下列三個方面進行：
1、病態的生理。沈從文都市小說的主人公, 大多是生理病態者。肺病、精神病、失眠病、神經衰弱、心衰氣短, 是沈從文都市小說人物常見的生理疾病。面色蒼白、神情憔悴、目光吊滯、咳嗽哮喘, 是沈從文小說人物的肖像與面色。小說《三三》中那位極有錢財的城裡青年,「白褲白鞋」,「白白的臉」是一位癆病第三期患者; 寄居青島的那位都市青年, 卻是整日神情憂郁的懷鄉病者(《鳳子》) ; 到青島海濱休養的教授, 不是失眠病患者就是腎功能衰弱者或性功能退化者(《八駿圖》)。沈從文頻繁地分析指認都市人「生物學上的退化現象」，他把患有各種生理病症的都市人, 稱為「閹寺似的人格」〔11〕, 從而體現出作家對都市病態人生的厭惡, 甚至是某種賤視。
2、病態的心理。沈從文深感都市文化對都市人性的扭曲或異化。沈從文對「醜陋」的都市人性描寫, 集中在都市「上等人」,「紳士淑女」們和都市知識者身上。《八駿圖》、《紳士的太太》、《王謝子弟》、《某夫婦》等作品活畫出都市「上流社會」紳士淑女們的虛偽人性。《紳士的太太》敘述一位身為國會議員的紳士、紳士的太太及另一紳士家庭的三姨太和留學歸來的少爺之間復雜微妙的感情沖突與糾葛。紳士瞞著妻子與別的女人偷情，太太出於對丈夫「負心」報復的心理支配，復與另一紳士家的少爺通姦，而這又是少爺與三姨太為隱瞞他們之間「亂倫」關系的必然結果，不久，少爺又宣布與另一名媛訂婚。在這群男女之間發生的只是一種無愛的情感與性游戲，人的兩性關系蛻變為純粹的動物行為，人之為人的感覺已經完全喪失。這個家庭表面一派溫情脈脈, 一派上等人家的風度修養,實質里, 充溢著毫無愧色的相互欺騙和放浪墮落。沈從文撕開紳士淑女虛偽的道德面具, 凸現出都市「道德」的虛偽與病態, 並以一種「類型化」方式擴大到都市人生界面。於是，沈從文的都市小說與他的鄉土小說相反, 不對人物作個性化細節化描寫, 而多以匿名方式, 用代碼和符號 (如「甲乙丙丁」如「或人」) 去指稱人物,以類型化符號化方式抹去都市人的個體特徵而顯現出他所理解的都市人的本質。
3、庸俗的人性。除了對「高等人」道德虛偽的揭示, 沈從文小說經由一般都市男女的婚姻日常生活的描寫路徑, 展示著都市男女人性的庸俗。在小說《或人的家庭》中, 丈夫背著妻子美美與同事有染, 面對不依不饒的妻子,「或人」只用虛偽的辯解和賠禮, 只花費少許錢為妻子美美買一副廉價的項鏈, 便平息了美美的憤怒。面對夫妻不忠的現實, 都市男子只花費一點點金錢一點點廉價的「誠意」, 便可以化干戈為玉帛; 都市女子, 在丈夫這「誠意」與「項鏈」面前, 早已消除了憤怒與悲哀。在沈從文都市小說里, 丈夫多是虛情假義移情別戀的偽君子,女人則是輕易被金錢俘虜的性動物。沈從文把都市妓女與時髦女郎同視為金錢的動物,「她們要活, 要精緻的享用, 又無力去平空攫得錢, 就把性慾裝飾到愛情上來換取。娼妓是如此, 一般婦女也全是如此」。

三
綜觀沈從文的小說，人性是他表現的中心。他筆下的鄉村世界，是在與都市社會對立互參的總體格局裡獲得表現的，他的湘西人性也是在與都市人性相對照中獲得表現的。沈從文一方面批判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對都市人的人性的壓抑與扭曲：另一方面又建構了一個理想的湘西世界，既揭出了病苦，又施以療救。他的作品從美學的、歷史的原則出發，遠離政治，超越時空，具有永恆的審美價值。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沈從文憑籍一種鄉村道德理性來解剖繁復的都市人生，價值觀的單向度勢必損耗都市文化豐富內涵的多維性。人類文明在前進中總會善惡是非並存，好中有壞，壞中有好，都市自有它存在的理由，而沈從文卻予以全盤否定，這使他的人性批判難以獲得整體的哲學文化理性眼光，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