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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老舍生平简介

（1）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北京满族正红旗人。

（2）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

（3）1899年老舍生于北京。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战争中。全家靠母亲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生活。

（4）1918年毕业，被派任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两年之后，晋升为京师教育局北郊劝学员，但是由于很难和教育界及地方上的旧势力共事，很快便主动辞去了这份待遇优厚的职务，重新回到学校教书。

（5）1922年，受礼加入基督教，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并在北京教育会、北京地方服务团工作。在此期间，他热衷于社会服务事业，同时还在英文夜校和燕京大学补习英文。

（6）1932年，创作《猫城记》，并在《现代》杂志连载。此后几年，老舍陆续创作了《离婚》和《月牙儿》等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

（7）1936年，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授一职专心从事写作。9月，《骆驼祥子》在《宇宙风》连载，1939年该书由人间书屋正式发行。

（8）1938年，老舍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对内主持日常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并全面负责总会的领导工作。同年7月，随文协西迁重庆。

拓展资料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1966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恶毒的攻击和迫害，老舍被逼无奈之下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2017年9月，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经典《四世同堂》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上市。这是该作自发表以来第一次以完整版形式出版。

1939年，老舍翻译完成的英文版《金瓶梅》在伦敦出版，译名为The Golden Lotus，此版是为西方比较权威的《金瓶梅》译本，先后发行四次。

1944年，创作并由良友复兴印刷公司出版《四世同堂》第一卷《惶惑》。

1946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同年出版《四世同堂》第二卷《偷生》。

㈡ 郑振铎 代表作

著名文学史家，文物考古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及文学研究所所长

郑振铎，原名木官，字警民。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市），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1919年11月，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新社会》，宣传“五四”新文化思想。1921年到上海先后主编《时事新报》的《学灯》和《文学旬刊》，1923年起主编《小说月报》。1925年，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合编《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暴行。1931年9月后，到北平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并主编《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1934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创办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危险艰难的条件下，与许广平等人组族陆穗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列宁文选》。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兆卜部副部长，并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所长。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王国访问时，因飞机失事而牺牲。

郑振铎的学术活动贯穿于他一生的工作中，涉及到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其突出贡献主要是在新文学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探讨、中国文学史的建树、中国文物考古学的开拓三个方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郑振铎坚持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的方向。

他在《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文学的定义》、《文学与革命》等文章中，把文学比作“人生的镜子”，主张文学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为此，他十分强调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在长期的创作与研究过程中，郑振铎有完整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他认为，第一，文学应当“为人生”；第二，我们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它们将成为中国文坛的趋向；第三，作品中不仅单纯需要“血”与“泪”，而是必须顾到“文学”二字，必须有审美指向；第四，作者真切而深挚的“血”和“泪”的经验与感觉，是审美指向成功的关键；第五，作品中要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以此来指导如何载取社会生活断片，使作品显示它的意义；这种最悉握高理想，又不是硬嵌进去的，而是“融化”进去的，使之成为作品的有机部分，成为作品的灵魂。这就避免了标语口号式的文学。

郑振铎的学术活动中，对古典文学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的关注的时间最长，成果也最为丰饶。早在“五四”新文学发韧之初，他就对整理古代文学遗产，发掘其中民主性精华有较清醒的认识，没有绝对化地一味要打倒、要抛弃。他在主编《小说月报》伊始，就在该刊组织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并且自己撰文明确表示：“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他把整理国故看成是新文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是郑振铎的一部代表作，标志着中国“俗文学”学科的正式建立。他把“大众的”

视为俗文学的第一大特征，认为“俗文学是发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的”。同时，郑振铎还对俗文学本体进行研究，指出俗文学由集体创作，在民间流传，广大民众既是俗文学的作者，又是它的传播者和享受者。

郑振铎对中国美术史，特别是美术考古和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物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开拓性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全国的文物管理和图书馆、博物馆工作，兼管考古研究所工作，是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主要奠基人。郑振铎对中国古代版画资料的收集与研究，花费了许多精力，他率先垦植了中国美术史上这片被人忽视的处女地。抗战胜利以后，郑振铎就着手编纂《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从1946年到1950年，这部24辑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出齐，共计618版，收录各类图片3003幅，从上古、殷商、春秋战国，一直至清代，选录了大量精致的睛，特别是刊载了许多历史发掘中尚未正式发表的考古照片，相当充分地体现了那个时期的考古成果，实在是难能可贵。

郑振铎还为部分图谱撰写了说明，既有各辑所涉历史情况的总体说明，又有每个图版和每幅图片的具体介绍。这部“图谱”，不仅为人民大众学习了解我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方便，对于搜集资料不易的史学工作者也大有裨益。

在郑振铎的生命路程和学术研究生涯中，他强调学术创新，认为创新是学术前进和发展的动力。1956年郑振铎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考古学组组长的名义，与尹达、夏鼐等一道，主持制订了《考古学研究工作二十年远景规划》，这个规划的基本设想是，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创新方面。这就是说，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以便取得翔实可靠的实物资料，然后利用这些新取得的资料，结合过去积累的成果，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使考古学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郑振铎就是这样，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完成了史学、文学、文物考古等方面一系列彪柄史册的大工程。

（王保生）

郑振铎，原名木官，字警民。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市），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1919年11月，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新社会》，宣传“五四”新文化思想。1921年到上海先后主编《时事新报》的《学灯》和《文学旬刊》，1923年起主编《小说月报》。1925年，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合编《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暴行。1931年9月后，到北平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并主编《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1934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创办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危险艰难的条件下，与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列宁文选》。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并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所长。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王国访问时，因飞机失事而牺牲。

郑振铎的学术活动贯穿于他一生的工作中，涉及到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其突出贡献主要是在新文学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探讨、中国文学史的建树、中国文物考古学的开拓三个方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郑振铎坚持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的方向。

他在《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文学的定义》、《文学与革命》等文章中，把文学比作“人生的镜子”，主张文学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为此，他十分强调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在长期的创作与研究过程中，郑振铎有完整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他认为，第一，文学应当“为人生”；第二，我们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它们将成为中国文坛的趋向；第三，作品中不仅单纯需要“血”与“泪”，而是必须顾到“文学”二字，必须有审美指向；第四，作者真切而深挚的“血”和“泪”的经验与感觉，是审美指向成功的关键；第五，作品中要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以此来指导如何载取社会生活断片，使作品显示它的意义；这种最高理想，又不是硬嵌进去的，而是“融化”进去的，使之成为作品的有机部分，成为作品的灵魂。这就避免了标语口号式的文学。

郑振铎的学术活动中，对古典文学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的关注的时间最长，成果也最为丰饶。早在“五四”新文学发韧之初，他就对整理古代文学遗产，发掘其中民主性精华有较清醒的认识，没有绝对化地一味要打倒、要抛弃。他在主编《小说月报》伊始，就在该刊组织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并且自己撰文明确表示：“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他把整理国故看成是新文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是郑振铎的一部代表作，标志着中国“俗文学”学科的正式建立。他把“大众的”

视为俗文学的第一大特征，认为“俗文学是发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的”。同时，郑振铎还对俗文学本体进行研究，指出俗文学由集体创作，在民间流传，广大民众既是俗文学的作者，又是它的传播者和享受者。

郑振铎对中国美术史，特别是美术考古和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物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开拓性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全国的文物管理和图书馆、博物馆工作，兼管考古研究所工作，是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主要奠基人。郑振铎对中国古代版画资料的收集与研究，花费了许多精力，他率先垦植了中国美术史上这片被人忽视的处女地。抗战胜利以后，郑振铎就着手编纂《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从1946年到1950年，这部24辑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出齐，共计618版，收录各类图片3003幅，从上古、殷商、春秋战国，一直至清代，选录了大量精致的睛，特别是刊载了许多历史发掘中尚未正式发表的考古照片，相当充分地体现了那个时期的考古成果，实在是难能可贵。

郑振铎还为部分图谱撰写了说明，既有各辑所涉历史情况的总体说明，又有每个图版和每幅图片的具体介绍。这部“图谱”，不仅为人民大众学习了解我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方便，对于搜集资料不易的史学工作者也大有裨益。

在郑振铎的生命路程和学术研究生涯中，他强调学术创新，认为创新是学术前进和发展的动力。1956年郑振铎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考古学组组长的名义，与尹达、夏鼐等一道，主持制订了《考古学研究工作二十年远景规划》，这个规划的基本设想是，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创新方面。这就是说，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以便取得翔实可靠的实物资料，然后利用这些新取得的资料，结合过去积累的成果，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使考古学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郑振铎就是这样，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完成了史学、文学、文物考古等方面一系列彪柄史册的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