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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描写小说都市

发布时间: 2024-07-04 10:36:15

① 简析鲁迅的现代都市小说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战线上的主将,与现代传媒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可以说,现代传媒是鲁迅先生进行战斗的主要阵地,特别是报刊,构成了鲁迅先生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鲁迅先生一生受现代传媒的影响很大,不仅密切关注着革命的和进步的报刊宣传工作,也对当时形形色色的各种反动报刊作过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对当时各种新闻现象进行过独具特色的解读和评价,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是现代传媒,促进鲁迅先生的创作,并让鲁迅先生的作品家喻户晓,确立了鲁迅先生在文坛上的地位。
一、现代都市传媒催生鲁迅先生的不朽作品
现代社会与古代、近代社会的区别之一,是工业的发展而导致城市,特别是大都市的形成。城市在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内拥有制造信息和发布信息的权利,为现代传媒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就应运而生了。在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现代传媒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先锋” ① ,“使事物所以然的动因”②,把媒介视为推动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力量。胡适也曾说过,“如果没有《新青年》同人的组织,倘若没有他们这一班人的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至少要推迟几十年”③。
毋容置疑,报刊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民国初期,陈独秀说:“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这实在不是自夸之词!新文化运动自媒体起,《新青年》及其背后的鲁迅、胡适、陈独秀等巨子,站在了当时社会最风云激荡的思想旋涡之中,而他们之所以能对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与报刊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因为,在鲁迅先生生活的年代,报刊是当时的主要媒介。鲁迅先生的不朽作品,就是“听将令”而为进步的现代传媒创作的。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先生曾说起他的创作经过和缘由。《新青年》编辑金心异(钱玄同)来拜访鲁迅,与鲁迅先生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谈话:
“你钞了这些(指古碑)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到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为着“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终于答应“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④
从这段著名的谈话可知,促使鲁迅进行新文艺创作的是《新青年》。进步的现代传媒,是催生鲁迅的力量。鲁迅求学之日起,就受到现代传媒的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的强学会《中外纪闻》、《强学报》等。到日本留学后,更广泛地接触了各种传媒。经过长期的思想、文学、社会等方面积累,一旦遇到符合鲁迅文学、人生理想的传媒,在文学革命形势的召唤下,鲁迅终于“听将令”而厚积厚发,“一发不可收拾”地创作了大量的不朽作品。据统计,鲁迅一生共在《晨报》、《京报》、《申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国民新报》等15家日报,《新青年》、《语丝》、《作家》、《文学》等78家期刊,以及《现代中国》、《国际文学》等9家外文报刊等103家报刊发表过742篇文章。是报刊,催生了鲁迅先生的创作,让国人认识了鲁迅,让鲁迅的名字和作品传遍了中国和世界。
提起鲁迅,就不能不提他的杂文。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而鲁迅的杂文,又是为了适应报刊的需要而写成的,也就是为了配合形势发展的需要、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创作的。
二、现代都市传媒为鲁迅先生在文坛地位的确立提供了阵地
战士的阵地在哪?在战场;鲁迅的阵地在哪?在报刊。鲁迅一生中给敌人大量的匕首和投枪是从哪里射出的?也是报刊。报刊是鲁迅进行战斗的主要阵地,也构成了他的主要文化生活环境。
(一)现代都市传媒为鲁迅作品提供沃土和园地。
鲁迅的大量作品往往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然后编集出版。其单篇作品大多发表于北京、上海两地报刊,也有偶发于其他地方的报刊,如天津的《天下篇》。报纸副刊是鲁迅发表文章作品的主要园地,为鲁迅杂文的发表提供了平台,为鲁迅作品提供沃土和园地。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中国新文学的伟大丰碑,也是国际公认的世界名著,最初便是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后轰动全国的;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是报刊,让人们认识鲁迅,了解鲁迅,认同鲁迅,进而尊崇鲁迅;是报刊,让鲁迅的名字深入人心,为鲁迅小说的价值及其在文学革命中地位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二)现代都市传媒让鲁迅先生的作品迅速传播并产生广泛影响
1、鲁迅生活的时代现代都市传媒比较发达,为他作品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可能
清朝末年,因革命形势风起云涌,迫切需要舆论的配合。民间报刊随之而产生,最早是同治十二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后此,《时务报》与《时务日报》等接踵而起,一时报纸,兴也勃焉”。⑤ “举其著者,如长沙之湘学会、时务学堂……等,尤其不可以计数,而每会必有一种出版物以发表其意见。于是维新运动,顿呈活跃之观,而杂志亦风起云涌,盛极一时。”⑥据戈公振统计,比较知名的日报光上海一市就有《苏报》、《中国公报》等42种,杂志有《农学报》、《国粹学报》、《进步》等46种。北京、广州、天津、长沙等地也有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几乎与此同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电子传媒也应运而生。1922年底,美国记者奥斯邦在上海开办“中国无线电公司”,成为我国境内的第一座电台。 1926年10月1日,国人自办的第一座电台——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正式开播。 1928年8月1日,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开始播音。1924年,英国人贝尔德发明了最原始的电视机,用电传输了图像。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诞生,此后电影业发展较快 ,特别是20年代后的大都市上海,电影更成为一种时尚。
早在1923年,陈独秀就敏锐地指出白话文运动发生的原因在于“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⑦近年来,在考察五四运动或者说“新文学”的发生时,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开始注意中国民族工业的勃兴、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现代印刷出版业的发展、现代都市传媒的兴起以及现代市场的形成等等现代性因素所构成的特殊历史条件。鲁迅有幸,他生活在一个现代媒介比较发达的时代,报刊、书籍、电台、电影等给鲁迅提供了最快捷、最广泛的信息,从而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也正是蓬勃发展的现代都市传媒,让鲁迅先生的作品家喻户晓。人们对鲁迅作品的逐步认识,对鲁迅这位伟大人物的逐渐了解,就是从报刊开始的。鲁迅自从在《新青年》上发表作品《狂人日记》和随感录后,开始享誉中国文坛。中国先进思想界、文化界、革命界就对他表示拥护、爱戴和崇仰,认同鲁迅先生的作品是带有先进性的。而他的对手和敌人也是通过报刊认识了鲁迅的作品,从而认识了鲁迅。
2、对鲁迅在报刊发表作品的反响和评论,确立了鲁迅在文坛的地位
鲁迅先生的文章在报刊发表之后,引起了各界激烈的反响和评论。对于鲁迅作品的反响和评论,最早见于正式出版物的是1913年4月《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上,作了十处随文评点和“焦木附志”。诚然,恽铁樵对鲁迅所写的小说《怀旧》所作的评点和附志,还比较幼稚,不能作为鲁迅研究学术史的起点。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到,鲁迅的作品一发表,传媒就给予了关注。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随感录在《新青年》发表后,1919年2月1日初版发行的《新潮》第一卷第二号,有一篇署名记者《书报介绍》的文章,首次提到鲁迅的作品:“就文章而论,唐俟(鲁迅发表随感录时的笔名)君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的笔法,达寄托的旨趣,诚然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⑧这段评论,肯定了鲁迅先生的创作“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从而奠定了鲁迅先生在现代文坛的地位。
1923年后,对鲁迅的作品出现了比较完整、具体的综合性评论。1923年8月,鲁迅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对鲁迅小说的评论达到了高潮。同年8月31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刊登了《小说集<呐喊>的出版消息,称赞《呐喊》是“在中国底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分时代’的小说集” ⑨。而真正有份量的评论是10月8日,茅盾以沈雁冰名义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第91期发表的《读<呐喊>》一文,他在文中谈了读者读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时的新奇感受和鲁迅小说在青年中的广泛影响。
而对鲁迅先生作品特别是杂文的争论,为鲁迅先生的作品传播开辟了一条更宽广的道路。由女师大风潮所引起的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因革命的本质问题而导致的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还有鲁迅与新月社、“第三种人”以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战,等等。这些论战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鲁迅自身思想的发展上,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场论战引发了鲁迅的很多思考,使他产生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朝花夕拾》,《野草》,《彷徨》的后半部,以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里的杂文,实际上构成了鲁迅创作的一个高潮。”⑩
现代都市传媒对鲁迅先生作品的反响与评论,让鲁迅的作品在群众中特别是进步青年当中传开来,确立了鲁迅在文坛上的地位。
三、鲁迅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把现代传媒的作用得到了应有的发挥
作为中国现代文化战线上的主将之一,鲁迅与报刊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他不仅密切关注着革命的和进步的报刊宣传工作,也对当时形形色色的各种反动报刊作过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对当时各种新闻现象进行过独具特色的解读和评价,为现代传媒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一)鲁迅参与编辑报刊或指导报刊编辑,支持和帮助进步的现代传媒,发展进步传媒
1906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就是“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鲁迅自传》手稿,1976年《革命文物》第三期)他“提倡新文艺”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与周作人等筹办文艺杂志《新生》,尽管后来因资金没有着落而流产,“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11。但鲁迅一生都没有将这“好梦”忘却,在创作之余参与编辑报刊或指导报刊编辑,为现代进步传媒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主编和参加编辑的报刊约二十余种,支持或投稿的中文报刊近一百二十种。《新青年》、《语丝》、《莽原》、《国民新报副刊》、《未名》半月刊、《奔流》等在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鲁迅曾是主编或参与编辑。1934年8月,还带病编辑《译文》创刊号,并作《〈译文〉创刊前记》发表在9月16日的《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说:“印了出来给喜欢看译品的人们作为参考而已。”这间接也为译文类杂志的出版发行指明了方向。
即使鲁迅没有参与编辑的报刊,但只要是进步的报刊,鲁迅都会大力支持。如对副刊的支持,便是重要的一例。我国最早的副刊,是1897年11月,在上海的英国租界内,由英商创办的中文报纸《字林沪报》的一个名为“消闲版”的副刊。在辛亥革命前后,作为“中国报纸的重要特色”的副刊,被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来进行革命宣传;但是,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党人的革命意志日渐消沉,加上袁世凯、北洋军阀对新闻出版事业的压制和摧残,副刊的革命色彩日渐减弱,消闲性重新上升为主流,变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天下。“五四运动”前后,副刊成为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和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一些名闻遐迩的副刊,诸如“五四”时期《晨报》的“晨报副镌”、《京报》副刊、《民国日报》(上海)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成为当时各家报纸的一大亮点。这些副刊的革新,因为有了鲁迅的加入而更加完善。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中国新文学的伟大丰碑,也是国际公认的世界名著,最初便是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尔后轰动全国的。早在1919年12月1日,鲁迅先生就在《晨报创刊纪念增刊》上发表了小说《一件小事》。《晨报副刊》独立发行后,鲁迅又在该刊发表了五十余篇作品,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因为鲁迅,《晨报副刊》成为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重要阵地,它不仅扶植影响了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的成长,同时也影响了现代传媒的发展方向。
鲁迅成为报刊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体现在鲁迅参与报刊的编辑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新文化运动。最有名的,便是鲁迅对于现代最重要的杂志《新青年》的支持。《新青年》于1915年9月发刊于上海,为陈独秀所编辑,每月一册。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孔乙己》《药》等优秀的小说,也是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五四”后,各地爱国学生团体纷纷仿效《新青年》、《每周评论》,创办白话报刊,仅1919年就出版400多种,到1920年,连《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最持重的大杂志,也都采用了白话文。陈独秀对鲁迅在《新青年》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
“鲁迅先生和他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12”
(二)鲁迅对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和新闻封锁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揭露、批判反动传媒的反动本质
反动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反人民、反社会的统治,总是通过文化“围剿”和新闻封锁来隐瞒事实,愚弄人民,麻痹大众。鲁迅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传媒较为发达的时代,文化宣传、新闻报道已成为上层建筑中控制、操纵社会意识的得天独厚的一种意识形态。鲁迅在战斗的一生中,长时间与反动传媒、文化“围剿”和新闻封锁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促使鲁迅创作大量的杂文,进行揭露和批判。他曾经指名批判的新闻媒体,约有二十几种,其中既有《顺天时报》、《益世报》等有帝国主义背景的报刊,也有《中央日报》、《时事新报》等国民党四大家族直接掌握的报刊;既有《社会新闻》、《微言》等国民党文化特务主办的报刊,也有《醒狮》、《国魂》等国家主义派的报刊;既有《人言》、《现代》等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主办的报刊,也有《大公报》、《循环日报》、《武汉日报》等一般的资产阶级报刊。同时,对一些内容空虚、低级趣味的黄色报刊、杂志,鲁迅一直都进行批评,倡导发展健康向上、净化人们灵魂的传媒。
在长期与反动当局的报刊打交道,对它们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总结以后,鲁迅给出对当时传媒总的印象式评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国民党当局为了从舆论上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的报纸和他们所间接控制的报纸,为了欺骗更多的读者,常常“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抓住一点事实,制造一些谣言,混淆是非。因此,鲁迅总结自己看报的两条经验并向读者推荐。一是打折扣对于报上那些以危言耸听,以美词动听,经过粉饰的夸大、装腔文章,鲁迅主张对其内容要打折扣,或打八折,或对半,甚至二折,才可以看出事情的真相来。二是在《推背图》文中,他提出正面文章反面看,即从反面来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并举出“近几天报章上记载着的要闻罢。”鲁迅评析说:把客观公正挂在嘴边叫得震天响的这一新闻现象本身的出现,就体现出一种主观目的。“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鲁迅同时又强调,新闻记者要尊重事实,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好恶而曲解事实。有倾向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1931年2月7日夜或8日晨的左联五烈士的被杀,“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晶报》、《现代》、《人言》等报刊对当局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不置一词,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对革命作家进行陷害、污蔑和侮辱。这样的新闻媒体,鲁迅将之归入到帮闲刊物之列。为了提高读者对这些刊物的辨别力,鲁迅撰写了《二丑艺术》予以揭露和剖析:“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依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头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霉哩!”鲁迅指出,林林总总的刊物中,就总有帮闲性媒体的存在,只要读者留心观察,就可以识别出来:“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13鲁迅就是通过这样的“照妖镜”,把反动刊物的本质显现出来。
《语丝》曾经是进步刊物,也花费了鲁迅不少心血,后来因为编辑地位、思想发生了变化,拾起自己反对过的现代派“正人君子”的衣钵,或明或暗地攻击、排斥异己,“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14,已经丧失了“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15,1930年2月,鲁迅写了《我和〈语丝〉的始终》载在《萌芽月刊》上进行批判,文章发表后仅一个月,《语丝》周刊出至五卷五十二期便自动停刊。
(三)鲁迅把在报刊发表文章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和革命斗争的重任,从而做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媒介就是一个风向标,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媒体的观点和义务,更多的还是肩负着正确导向舆论,承担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在鲁迅来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一种唤醒民众沉睡灵魂的责任感。鲁迅的许多作品,表现了他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他把发表文章当作和反动派斗争的武器,当作唤醒民众的良药,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机会,打破包围着我们的黑暗和沉默”。正是这种责任感,促使鲁迅终生笔耕不辍。
鲁迅一生在国内主要在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和上海几个城市生活过。每到一地,他都十分关注媒体,关注舆论,从而了解社会,了解中国的现状与将来。在绍兴,他支持越社青年办《越铎日报》监督绍兴军政府;在厦门,他支持并指导厦门大学文艺青年创办“泱泱社”和“鼓浪社”,亲自为其社刊《波艇》、《鼓浪》审稿、改稿,指导编印,还为《波艇》创刊号撰写了《厦门通讯》;在广州,鲁迅先生虽然只待了短短的8个月时间里,但在《黄埔生活》、《民国新闻》等报刊上发表了一批极有分量的文章,如《革命时代的文学》、《庆祝沪宁克福的那一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
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主要的居住城市,鲁迅更是充分发挥了现代传媒的作用,利用杂文作为主要武器进行了坚韧的战斗。李浩在《都市憧憬与乡村羁绊》中指出:“鲁迅以杂文来表达他的文化理想,杂文的社会效用则是通过报刊这一大众传媒完成的。报刊是市民社会中人们的主要交流工具,中国现代思想的传入就是通过报刊书籍来实现的。”16从五四时期开始,鲁迅就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据统计,鲁迅的杂文曾刊载于国内外一百多种报纸杂志上。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从1933年1月底至1934年8月,鲁迅在这“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在经过革新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变换五十多个笔名,发表了一百三十多篇文章。这个数目,在鲁迅杂文中占了五分之一。钻过森严的文网,在一份日报上接连不断地发表这么多充满战斗性的杂文,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上没有第二人。从1918年9月15日在《新青年》“随感录”专栏发表《随感录二十五》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所写的未完稿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一生共创作杂文700多篇,约135万字,在其170万字的全部著作中,占将近百分之八十。这些文字收入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里。在这15部杂文集中,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革命运动、党派之争、民生疾苦、文化争端……几乎全部生动地反映在他的杂文里。鲁迅用手中的笔,对一些文化现象和不同阶层的一些人物的无情揭露,愤怒控诉,尖锐批判,辛辣讽刺,痛苦呐喊,亲切鼓励,热烈赞颂。鲁迅的杂文,丰富了报刊的内容,也使报刊具有了革命性和战斗性。
文化大师是思想界、文艺界的先行者,大众传媒与文化大师密切联系,将先进文艺作品和思想广泛传播,影响社会,提升民众素质,从而达到改造国民的目的。在文坛享有崇高声誉的鲁迅,他的一生,与现代传媒特别是报刊有着不解之缘。现代都市传媒,是鲁迅先生进行创作的动力,并为鲁迅先生发表作品让人们了解鲁迅提供了平台,更是鲁迅先生一生主要的战场和阵地。

② 张爱玲通过吴翠远在电车中的一种日常生活遭遇,描写了何种现代性

《封锁》的主题凌驾于时代背景之上,张爱玲在这篇8000字不到的短篇小说牢牢抓住了人类的本质,使《封锁》多了一股亘古的魅力。

一、生活的重复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这是小说的第一段。第一段采用了复迭的修辞手法,“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没有完,没有完”,在暗示生活的重复、乏味和枯燥。但面对这样的生活状态,人们的态度却是毫无思索全盘接受,所以张爱玲才写道“开电车的人开电车”、“然而他不发疯”,幽默的文字游戏背后是对日常生活的嘲讽,好似开电车的人应该不开电车,他应该干点别的,他应该去发疯,他理应对日复一日的生活发疯!但是,他没有,他依旧安分地开电车。
在这里,张爱玲其实在质问生活——“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可是当前的生活?”。第一段已经逼迫读者去思考生活本身。

二、思考的可能性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敏锐社会洞察力的作家,她总能从琐碎的平常生活中——无论是街景还是日常对话——挖掘到司空见惯却引人深思的片段。

“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大白天里!一个乞丐趁着鸦雀无声的时候,提高了喉咙唱将起来:“阿有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做做好事救救我可怜人哇?阿有老爷太太……”然而他不久就停了下来,被这不经见的沉寂吓噤住了。
……
电车里,一位医科学生拿出一本图画簿,孜孜修改一张人体骨骼的简图。其他的乘客以为他在那里速写他对面盹着的那个人。大家闲着没事干,一个一个聚拢来,三三两两,撑着腰,背着手,围绕着他,看他写生。“

前面提到了生活内容的重复性,而当这重复性被生硬打断,生活在封锁的电车上呈现出非常态,在非常态中乘客无所适从,各种戏剧性的动作显得荒诞可笑。陌生场景无法用经验来应付,乘客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来填补这突如其来的虚无! 所以我们在小说中可以看到乞丐唱歌、看到闲着没事干的群众围拢观看医学生画骨骼图等画面。
但是,我们会有个疑问,除了用另一种机械性动作替代原来的动作,乘客还可以干什么?张爱玲写到:

“他在这里看报,全车的人都学了样,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
“只有吕宗桢对面坐着的一个老头子,手心里骨碌碌骨碌碌搓着两只油光水滑的核桃,有板有眼的小动作代替了思想。他剃着光头,红黄皮色,满脸浮油,打着皱,整个的头像一个核桃。他的脑子就像核桃仁,甜的,滋润的,可是没有多大意思。”

是思想,张爱玲说“有板有眼的小动作代替了思想”,原因是“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思想是痛苦的”这观点在全文中提到了两次,另一次是在最后一段——

“饭后,他接过热手巾,擦着脸,踱到卧室里来,扭开了电灯。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着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

最后一段的乌壳虫是人类的隐喻,“整天爬来爬去”说的正是整天忙忙碌碌又不知从哪里爬来又将爬往哪去的人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这是个反问句,张爱玲想表达的是,人类缺少的并不是思想的时间,因为她在后边指出原因是“思想毕竟是痛苦的”。
思想是痛苦的?
我们回到文章再看看封锁时电车内稍纵即逝的思想。生活的脚步随着电车停止,行动被束缚在局限的空间内,思想蠢蠢欲动。时间已不重要了,在封锁的时空里,时间无限,容许乘客去寻探平常生活不会思量的事物(譬如翠远改卷时会想自己为什么会给学生打A,主动去关注潜意识,这在平常生活比较少见)。另外在宗桢和翠远的对话中,宗桢道:“忙得没头没脑。早上乘电车上公事房去,下午又乘电车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为什么来!我对于我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兴趣。说是为了挣钱罢,也不知道是为谁挣的!”宗桢他清晰地意识到他自己生活没有目的,这是浅层思想后的结果。但宗桢的思想如蜡烛风一吹又灭了,他没有继续深究下去,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他知道现状是什么,但他不知道并不想知道为什么和该怎么做。
我们必须意识到,像宗桢这样三十多岁的人,人生道路越走越窄,生活可改变的空间愈发紧迫——他的人生大局已定,宗桢处在一个尴尬的无法逃脱的困境当中。因此他逃避思想,思想不能为他解决问题,思想会带给他痛苦。这是人类逃避思考的其中一个原因。
另 一个原因我们可以跳出小说来讨论。心理学把人类对外部的认知分成三个区域:舒适区、学习区和恐慌区,舒适区指的是如果一个人所处的一个环境的状态和习惯的 行动,在这种状态下将感到舒适并且没有危机感。小说中的“有板有眼的小动作”“开电车”等活动属于舒适区,而如果思考的内容超越人类感知和理解范围,思想 这动作将属于恐慌区,毫无疑问,人类将本能低逃离恐慌区范畴(当你阅读一本艰涩难懂的书籍时你会体会到这点)。
回到小说,光是工作、婚姻(前面没怎么分析到,这里引用下原文。“他 夫人托他在银行附近一家面食摊子上买的菠菜包子。女人就是这样!弯弯扭扭最难找的小胡同里买来的包子必定是价廉物美的!她一点也不为他着想——一个齐齐整 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抱着报纸里的热腾腾的包子满街跑,实在是不像话!……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 太——一点都不同情我。’”)、与董培芝的关系,华济大学毕业的宗桢都处理不来,更何况普通老百姓呢,更何况去思考比工作、婚姻、人际关系更加无法把握的人生呢。因此,思想是痛苦的。

【小结】

大部分人为了个胃在重复日子,与其说是活着,不如说是在等待衰老。没有人发现空虚的存在,即使与它直视;没有人思考人生的意义,即使身处其中。无论是在张爱玲笔下的旧上海,还是在当今工业化加剧的社会,都能在绝大部分人身上找到重复、虚无、无思考性这一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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